站在衡阳的湘江之畔，浩荡的江风从宽阔的河面吹来。作为湖湘文化重镇，湘水与蒸水交汇处的衡阳，堪称长江流域的文化地标。书写中国思想史，躲不开衡阳。从理学到湖湘学派再到心学的崛起，衡阳从未缺席，站在这个江河交汇之地，看到的是一个个中国古代的思想巨人：周敦颐、胡安国、胡宏、张栻、朱熹、湛若水、王夫之……他们都曾在衡阳的书院辩经讲学，兴微继绝。衡阳的书院在清代曾高达69所，曾国藩曾评价：“天下书院楚为盛，楚之书院衡为盛”。在这里，鸿学硕儒与人文盛景，珠璧交辉；身体疲惫和思想困顿，冰解的破。思想在交融、碰撞中，走向巅峰。

衡阳书院和一群人的文化苦旅

1000年前，在石鼓书院旁的莲花池畔，少年周敦颐看着满池莲花，逐渐产生了对宇宙人生的领悟。

100年后，因躲避战乱，无意于朝政的胡安国走到南岳山下结草为庐，写下《春秋传》，书籍传到庙堂，一时朝野震惊。

10年后，胡安国的儿子胡宏拒绝了秦桧的拉拢，在南岳山下改建文定书院，在人生的最后一年，一位少年叩开门扉，他望向少年的面庞，感叹一句：“圣门有人，吾道幸矣”。这个少年是张栻。

△岳云中学的春秋楼是湖湘学派重地文定书院的旧址

6年后张栻与远道而来的朱熹在长沙岳麓书院会面，开始了堪称千古绝唱的“朱张会讲”。此后大批游学的士子前来湖南研习理学、问难论辩，有的还“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长沙、衡阳俨然成为当时的理学基地。这时的湖南，形成了一个学者群，他们称自己为“湖湘学派”。

于是从周敦颐，到胡家父子，再到张栻，湖南在中国理学中的地位愈发凸显，一时文章学术之盛无右湖湘。

而作为推动这场学术运动的基地，衡阳的书院居功甚伟。

衡阳是中国书院文化的滥觞地。根据地方志的记载，衡阳的书院在唐代有4所，宋代达15所，元代5所，明代22所，至清有69所。著名的书院有邺侯书院、石鼓书院、文定书院、甘泉书院、船山书院等，时间跨度1000多年，长期在湖南“独领风骚”。它们把圣人之学从庙堂之上普及到江湖之间，造就了宋代文化的繁荣。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在《重修文定书院记》中说“天下书院，楚为盛；楚之书院，衡为盛”。衡阳的书院成为中国人思想演进的熔炉。

△邺侯书院石碑

衡阳书院的背后往往有位失意的人

衡阳的书院，背后往往有位著名的隐者。如近代的王夫之，宋代的胡安国胡宏父子，唐代的李泌，他们用自己的失意成就了衡阳的高光时刻。

如今，沿着梵音古道，至半山腰，仍有邺侯书院的古迹。这里竹林环绕，苍山叠翠，是个隐居的好地方。

△位于南岳山中的邺侯书院，是衡阳历史上的第一个书院

时光流转，1200多年前，道冠簪发、青衣加身的李泌从这条古道走来（就是《长安十二时辰》中易烊千玺扮演的李必的原型），在南岳烟霞峰下建“端居室”，以读书为乐，这是衡阳书院文化的肇始。李泌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传奇宰相，一生出入儒道，在南岳归隐长达12年。如今在南岳福严寺虎跑泉上的“极高明”三个大字，据清代光绪版《南岳志》记载就是他所书。李泌被封邺县侯，世人因称李邺侯，他藏书的地方后人叫“邺侯书院”，韩愈游历南岳时曾写下“邺侯家多书，架插三万轴”的诗句，说明李泌当年藏书很多。

衡阳书院肇始于唐代，黄金时代出现在宋代，尤其是南宋，这一时期衡阳书院的代表是文定书院与石鼓书院。

与邺侯书院的创建背景类似，靖康之变后，遭受朝臣排挤的胡安国被罢免官职，他转而定居南岳，专心于教育事业。他最初在湘潭创办了碧泉书院，因仰慕南岳的秀丽风光，后来带着儿子胡宏在南岳紫云峰下修建学堂，撰写《春秋传》。胡安国去世后，胡宏子承父业，将书堂改名为文定书院。在文定书院，胡宏深入研讨儒家典籍，不拘泥于章句训诂，旨在经世济民，感怀时事。除了吸引衡阳本地人外，还吸引了众多湖湘学子前来求学，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张栻，从而开启了理学的重要流派——湖湘学派。

张栻回忆起自己的恩师胡宏，说他“优游于衡山脚下余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昼夜”，著书立说，讲学授徒，声名远播。后世学者评价胡氏父子“卒开湖湘之学统”。作为湖湘学派人才摇篮，形成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对湖南近千年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定书院曾经多次修缮，清代时还请曾国藩写记。如今在紫云峰下，文定书院的旧址之上是岳云中学的春秋楼。春秋楼的后面就是明代湛若水修建的甘泉书院，甘泉书院之上是白沙书院。

△岳云中学的图书馆是甘泉书院旧址，湛若水在这里传播心学。

湛若水是明代心学家，与王阳明合称“王湛之学”。在明代，理学被心学取代，湛若水仰慕胡氏父子的荣光，来到紫云峰脚下修建学堂，而白沙书院是为了纪念他的老师陈献章。而今白沙书院原址上是修建于民国时期的紫云书院。过去的痕迹仅剩一座石碑，上面模糊刻着湛若水的画像，以及他的心学理念。据说这是全国唯一一块明代大儒的真实画像。时光荏苒，画像的线条已经模糊，但他的教导早已深入人心。

△民国时期修建的紫云书院，原址是甘泉书院。

从文定书院到紫云书院，紫云峰下四所书院，一时文脉千年，光灿湖湘。

皇帝两次赐匾石鼓书院成为中国“学术中心”

当胡氏父子在南岳山下苦心经营，衡阳城的石鼓书院已经显为州学。

石鼓书院，这座跨越了唐、宋、元、明、清乃至民国的古老学府，与睢阳、白鹿洞、岳麓书院一同被誉为宋代全国四大书院。石鼓书院初建时间可追溯至唐元和年间，当时衡阳才子李宽在蒸水与湘水交汇的合江亭旁筑屋，取名“寻真观”，自此开始了他的潜心苦读，这便是石鼓书院的雏形。此前，唐代韩愈曾途经此处，并留下诗词。

△石鼓书院大门

宋代的石鼓书院因皇帝两次赐匾而名噪一时，石鼓书院进入鼎盛时期。

然而，真正让石鼓书院声名远扬的，是理学巨匠朱熹与张栻对石鼓书院的宣传。公元1167年，南宋理学中的两个思想巨人，闽学与湖湘学派的两位代表朱熹与张栻在岳麓山会面，中国儒学的发展迎来新的局面。而后作为湖湘学派的孕育地，朱熹与张栻分别给衡阳的石鼓书院作记，以鼓励衡州学子继往开来。

这段历史也被镌刻在石鼓书院的三绝碑上。三绝碑曾是石鼓书院的镇馆之宝，一绝为韩愈的《合江亭》诗，二绝为朱熹的《石鼓书院记》，三绝为张栻书写的韩愈与朱熹的诗文。然而，时光流转，古碑已不存。如今的“石鼓三绝”，是后人为纪念那段辉煌岁月而重建的。有句顺口溜说：“有书翻不动，有鼓擂不响，有字认不得。”那“有鼓擂不响”指的是石鼓，而“有字认不得”则是指禹王碑上那些无法解读的远古文字。而“有书翻不动”的大书，正是朱熹的《石鼓书院记》的石雕版本，上面镌刻的是书院办学的纲领性文献。

对于衡阳来说，石鼓书院最大的贡献还在于依托石鼓书院而形成的覆盖湘南地区的书院群。宋代，石鼓书院地位上升为州学，在它的周围，文定、甘泉、白沙、紫云、集贤、景行、船山等多个书院相继崛起，这些书院不仅在学术上互相借鉴，更在教育理念上相互影响，形成了独特的儒学文化圈。

明代大儒湛若水就先后五次到石鼓书院讲学，高扬心学旗帜，湖湘学子慕名而至，极大地推动了心学对理学的变革。不但湛若水对它青睐有加，王阳明的弟子也对它非常重视。嘉靖十年，王阳明的弟子邹守益来石鼓书院讲学，阐述“致良知”的思想，从学者蜂拥而至。

△石鼓书院 衡阳市石鼓区宣传部供图

开放的学术态度，包容的学术氛围，让石鼓书院成为了当时中国的学术中心。

近代湖湘文化崛起的思想源头

十步之内有芳草，广厦所育皆英才。

衡阳书院对当地文化生态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是经史子集的作者，《宋元学案》中记载的湖南籍学者有56人，其中55人分布于湘水中下游地区，衡阳地区17人。这明显得益于衡阳书院的发展。

书院刊印传统保存了学术研究成果，传承了先贤们的学术思想，极大地推动了学术文化的普及。两宋时期，活字印刷术和雕版印刷术的相继发明，为书院的印书、刻书活动提供了方便。淳祐十年（1250年），时任石鼓书院山长的林畊主持刻印了50余万字的《尚书全解》四十卷并为其作序。当时的石鼓书院除了刊印常见的“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外，还曾印过一些专志。尔后，历朝历代的石鼓书院山长都继承了印书这一传统，许多具有学术价值的经史子集和专志才传扬后世，为湖湘学脉的赓续提供保障。

当然，最显著的影响还是人才，仅石鼓书院造就的人才难以计数。元大德三年（1299年），卢挚在诗中描绘石鼓书院“轩户满士履”“修辞鼎髦俊”的盛况。清乾隆年间，衡阳县令陶易写有《石鼓书院》一诗，描绘了“英才荟萃”的景象。民国第一才子钱钟书说：“中国只有三个半人：两广算一个人，湖南算一个人，江浙算一个人，山东算半个人。”其中的湖南人是指影响中国近代历史的一群湘人，如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黄兴、蔡锷等，其学术渊源均可追溯至宋代的湖湘学派。他们在思想上都与湖湘学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衡阳的石鼓书院、文定书院等是孕育这一思想的源头之一。

△石鼓书院 衡阳市石鼓区政府供图

书院，对于衡阳来说就是文化的矿脉。在这里，慕学之风广受推崇，论辩之锋激荡悠扬。一千多年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主旋律始终响遏行云、绕梁不绝。从衡阳书院流淌出的这汪文明之泉，一路卷起山花翠叶、星火流光，流经湘江、洞庭湖，最终汇聚成气势磅礴的江潮，涌入广袤的文明之海，为湖湘文化、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都增添了光彩绚烂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