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表现得像一个精神病,前一秒还在摔东西发火,下一秒就感觉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嚎啕大哭。”
以下内容摘选自博集《唯有医生看透的人性·病患篇》,作者全民故事计划,小标题为编辑所加。
最初的症状出现在2014年。
那年我喜欢一个男生,高高大大,戾气十足,只是男生偏偏喜欢上我的一个女性朋友。
那个女生个子比较矮,但是长相甜美,给人小鸟依人的感觉。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我有一个坏毛病——总是像一只受惊的小鸟,遇到一点突如其来的响声就会浑身发抖、发出尖叫。
有天晚上,我们在外面散步,他皱着眉头对我说:“你别学她了行不行?你个子这么高,学不像的。你难道不知道东施效颦是恐怖片。”
他说完,我就感觉天都塌下来了,鼻子快酸掉了,眼泪在眼眶中打转。我沙哑着嗓子无助地喊道:“我要怎么说你才相信,那真的是我控制不住的。”
他没说话,松开了我的手,找了个理由离开了。
从那以后,每当我稍微和男生走近一点,那个男生说过的话就会在我的脑海中回响。每每想起他,我就狠狠地用牙咬着手背,直到咬出一道深深的印子出来。
那时我觉得只有肉体上的痛苦才能缓解心灵上的疼痛,根本没考虑到心理疾病的前兆往往就是没有安全感,才会引发一惊一乍的症状。
8次自杀
2016年的大年三十,全国人民都在喜迎春节,我却在书房里准备7月份的一场考试。
我对自己的要求是不仅要通过,还要高分通过。
重压之下,很快我感觉自己干什么都没有兴趣,除了强迫自己学习,其他时间只想躺在床上,什么都不想,却还是睡不着。
慢慢的,我连强迫自己学习的干劲都没有了。睁开眼睛就开始自责,闭上眼睛还是自责。干什么事情都是恹恹的,提不起兴趣。
但有一点非常奇怪,我突然变得特别想吃东西,吃很多东西,吃撑了就发火摔东西,但持续不了多久,又会变得很累,除了睡觉,什么都不想干。
我不再每天学习,而是睁眼吃东西,闭眼睡觉。任凭自己陷入自责的情绪泥淖中。
直到发展到出现自杀的欲望,我还是没有意识到这是心理疾病。
细细数来,在2017年的四月和五月,我有8次自杀的行为,可每一次都因为突然变得兴奋,从死亡线上将自己拉了回来。
最后一次,我从用来上吊的绳子边缘下来,脑子里一闪而过一个念头:我不想死。
我开始了自救。
我把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引论》《性学三论》还有荣格的《自卑与超越》统统翻了出来,从头到尾认认真真看了一遍,发现了一个词:双相情感障碍。
它描述的症状和我一模一样。
我问朋友,他们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感觉。很多人都对我说:这就是正常的情绪起伏,谁还能没点脾气啊。
我只好把拿出来的医保卡又塞了回去,对自己说:“没毛病,瞎折腾什么。”
我尝试着对自己进行精神分析,发现我是佛洛依德所说的“缺爱”。因为缺少周围人的关爱,故意找出自己有病的证据,来博得别人的关心和爱护。
或者拿荣格的观点宽慰自己,我“自卑”,为了找到一点和别人不同的地方,我在拼命挖掘我患病的特点。
这样做唯一的好处就是——别人在批评我的时候,我可以无所谓地说一句:“我是双相情感障碍患者。”
“这算不算是精神病?”
瞒了很久,症状愈发严重。在下一次自杀的念头滋生之前,我把那些自杀的事情告诉了父母。
母亲听完哭着说:“孩子,你要是有哪次真出了事,我和你爸可怎么活呀。”
父亲也是泪水汪汪地哽咽道:“你要是觉得哪里活得不舒服,你就回家。大不了爸爸养你一辈子。”
当时我处于狂躁期,听完后心里很开心,感觉自己其实一点也不缺爱。
可后来转到抑郁期,在电话里听到父母的话,眼泪就哗哗地流,感觉自己是父母的累赘,很想一死了之。
但是转念一想,我死了,父母该怎么办,为了父母,也要活下去。
我的父母是非常传统的人,对心理疾病没什么概念。当他们听说我患上了双向情感障碍时,两人坐在沙发上,纠结地皱着眉头问:“这个病,能根治吗?”
我坐在中间,小心翼翼地说:“你们陪我去医院看看吧。”
母亲看了看父亲对我说:“要我说你就是太闲了,你看看那些农民工每天肚子都填不饱,哪会有时间想着那种不好的事情?”
父亲咂了咂嘴,母亲立刻把话吞了回去,又有些迟疑地问我:“是不是去医院看了就能好?就不会再有不好的行为了?”
她说的“不好”的行为,应该是指“自杀”。
还处于狂躁期的我笃定地点头,“只要医生水平高,是可以治愈的。”
父亲搓着双手压低了声音,终于开口,“这算不算是精神病?”
我一直担心他们会提出这个问题,只能按照书上看过的东西解释道,“双向情感障碍算是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中间的一种病……”
父亲打断了我,“除了去精神病院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那时我心里告诉自己:能帮我缓解痛苦的要么是死亡,要么是药物。
“死亡”这个词,对父母而言,是一种打击。我没有说出口。
在我的一再要求下,他们陪我一起去了医院。那段时间我处于抑郁阶段,整个人呆呆傻傻的,父母将我几次自杀的行为一说,医生做出抑郁症的诊断。
母亲有些疑惑地问医生:“我家孩子说自己是那个什么双相情感障碍,您这里怎么说是抑郁症呢?”
医生脸色骤然一沉,有些不悦地说道:“她是一个病人,你们怎么能听她胡说呢?这次回去观察,要是有狂躁行为一个月后再来调药。”
由于抗抑郁药物服用量过大,容易造成狂躁状态的出现,等下次复诊的时候,根本就分不清到底是原发性的狂躁,还是因为服药引起的继发性狂躁。
所以第二次去看病,我要求换一个医生。这次的医生听了我的症状,没有立刻下诊断,给出一个比较大的概念——心境障碍。他要求我住院。
那个医院是整个华东地区远近闻名的精神病医院,一旦住院就要和一些乱七八糟的人住在一起。
母亲十分厌恶地说:“别回头本来的病没治疗好,待在精神病院里给吓出毛病来了。”
父亲没做声,似乎是赞同母亲的决定。
我也一样,害怕未知的精神病院里奇奇怪怪的人。最后要求父亲签字放弃住院治疗,连药都没拿,直接打车奔向另一家医院。
我们这次挂了专家号,满心期待这里能开出更合适我的药物让我缓解痛苦。
各种检查测试做完,花了好几千,医生两手一摊说:“住院吧,不住院这药没法开。”
我们正一筹莫展,正巧这时舅舅给母亲打来电话,说外地有一个心理咨询师,治好了不少人,让母亲带我去看看。
“骗子”
我的家乡是一个紧邻一线城市的小城,小到全市只有一家医院有精神科,一周仅仅周四一天上班,医疗水平可想而知。
每次父母带我看病,我们都要坐高铁去附近的大城市,日积月累,三个人的高铁票都垒成了厚厚的一堆。
舅舅的那个电话无疑是绝望中的希望。能不吃药不住院,光靠做心理咨询和催眠就能治好的治疗方法,我们当然是求之不得。
然而,母亲见了心理咨询师一面后,板着脸说:“那就是一个骗子。哪有做一次咨询要一千,做一次催眠要两千的。”
这个价格的确高得离谱,可是一想到狂躁和抑郁时期的痛苦,吃药时的反胃、脱发、视力模糊、手脚发抖等一系列副反应。
我态度强硬地说,“就在这看!等我恢复差不多了,我就回家自我调节。”
母亲无奈听从了我的决定,让我在她口中的“骗子”那里做治疗。
两个月的心理治疗,每天下午,我坐高铁往返于两个城市之间。我学完了心理咨询的技巧,也从心理咨询师那里学到了催眠技术,面对高昂的治疗费用,我果断选择回家自我治疗。
那时的我忘记了双相情感障碍已经超出心理疾病的范畴,心理治疗对精神疾病只能起到辅助,药物对精神疾病的主导地位是无法撼动的。
我以为我可以自我调节,没想到自我治疗的速度远赶不上病情恶化的速度,狂躁抑郁的循环一点一点加快,病情也一点一点加重。
我开始表现得像一个精神病,前一秒还在摔东西发火,下一秒就感觉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开始嚎啕大哭。
“住院”
自从我生病之后就丧失了工作能力,一开始还能写写稿子赚些稿钱,后来病情加重,连写稿的能力都没有。
即使母亲不说,我也察觉得到,她开始走路上下班,就只是为了省下几块钱的交通费用。我至今记得,父亲有一次为了给我报销看病的费用,一向清高自傲的他居然向别人鞠躬,给人倒水擦地。
眼看着家里的情况一天不如一天,结束心理治疗后,我就跟父母谎称,我的病全好了,不需要你们担心了。
只是,身体里隐藏的那个我清楚地知道,我的病情在一天一天地加重。
如果说双相情感障碍是一个金字塔,那快速循环就是金字塔的顶层,因为循环速度越快,离精神病就越近。
后来,我偷偷在当地看了医生,一听说我是快速循环型双向情感障碍,医生都摆摆手对我说:“这病我没法治。”
有一天,趁着和朋友到紧邻的大城市游玩,我独自去了医院。一个头发半秃的医生,面色沉重地看着我说:“你这都快速循环了,得住院。”
我叹了口气说:“医生您看我是外地的,而且还是一个人来的,父母都不知道,这哪有条件住院呢?”
医生看了我许久,有点难以置信地说道:“你背着家属不行啊。这病不住院是很难好的。我这先给你开点药,一天三次,一次一片,你先吃着,看能不能压得住。如果压不住,在你们当地开点奥氮平、卡马西平、阿立哌矬之类治疗精分的药物。这病你得重视,药不能停,复发一次加重一次。”
我连连点头,从医生手里接过处方单去拿了药,回到家偷偷地吃药,病情确乎是稳定了一些。
不出一个月,那一瓶药还没有吃完,严重的狂躁症又发作了。我控制不住地开始砸东西。母亲见状,拉住我诘问道:“上次你不是说都好了吗?”
“好个鬼!”我愤愤地咒骂道,埋怨这一切的不公平,怨恨为什么我会患这样的病。
等我安静下来,我把那瓶药拿给母亲看,把背着他们一个人看病的过程讲了一遍。
一向好强的母亲像是终于接受了我患病的事实,声音缓慢而无力:“早点睡吧,明天带你去医院。”
父亲没做声,只是拉着脸,从房间里走了出去,看向我时,眼神里全是失望。
第二天去医院,医生依旧是开出让我住院的单子,母亲转变了心态,希望我早日好起来,对我说:“不行你就住院吧,不就一个月,手机电脑都给用,就是不能出门而已。”
我依旧害怕未知的精神病院,咬着牙恨恨地问母亲:“你是不是特别希望看到我和精神病人关在一起?”
父亲在一边郁闷地抽着烟,半晌才说,“昨天看到你那副样子,爸爸真的很心疼。坚持一个月,就当是军训了,好吧?”
就这样,我被父母哄着进了十五楼抑郁科的病房。
“回家”
抑郁科病房住的大部分都是抑郁症病人,像我这种双向情感障碍患者在这里算是病情严重的。
第一天,看什么东西都感觉新鲜,除了每天只有十分钟洗澡,其他都能忍受。
第二天,晚上我高度兴奋,最后被人绑在床上睡觉。
第三天,我开始厌烦每天绑在床上吃药打针吊水的日子,格外想家。
第四天,他们已经不再绑我了,我在房间里被关到发疯。医生说准备给我做电休克治疗,我特别害怕,在洗手间里躲了一个下午,最后因为乱跑又被绑在床上。
第五天,因为电休克治疗的事情,母亲和医生没有谈拢,所以被迫暂停。
当天下午,母亲来看我,我哭着说要回家,母亲摸摸我瘦尖的下巴,心一软,强行办了出院手续。
可是病还没好,回家之后没多久,病又犯了。
这回母亲动了歪脑筋,想到父亲认识一个医疗系统里的人,便想找一个水平高一点的医生。父亲当晚就打电话给人家,好话说了一箩筐,那人绕了一大圈子,总算是找到精神病医院里的一个挺厉害的医生。
从十五楼出来不足三个星期,我再次被关进二十二楼。
二十二楼是顶楼,也是精神一科的所在地,该医院素有病重的往楼上送的习惯。
这回,我是真的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这里有见人吐口水的,有跪在护士站磕头的,还有一个一直扇自己耳光的。
当天晚上,我因为害怕发起了高烧,我从小就是这样,受到惊吓就会发高烧。但是没有办法,父亲人也找了,红包也送了,再难熬我也要在这里待下去。
整整一个月,没有手机平板,没有几个正常人说话,每天就是无聊得左手玩右手,右手玩完了玩左手。
这期间,电休克治疗一共做了九次,一周三次电疗。做电疗很麻烦,前一天晚上需要断食断水,防止第二天打了肌肉放松剂和麻醉剂后出现大小便失禁。
自从被护士吓过大小便失禁后,每次做电疗之前,我都会拼命地上厕所。做完电疗,麻醉醒过来,我都会摸摸裤子是不是还是干的。
每天一把一把地吃药,一天有三次。
一天还要扎两针,一针抽血化验,一针吊水补脑。偏偏我又是一个胖子,手背上只能看到一条血管,只能顺着原来的针眼一针一针地扎,有时候扎不准就在里面搅,戳到哪里冒血了就是哪里。
没多久,左右两只手背上都被扎出了两条线。我只能咬牙忍着,不敢发脾气,在二十二楼撒野,只能被当成精神病绑在床上,不会有第二种可能。
一个月后,父亲托人找的那个医生终于同意放我回家了。
我只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
回到家后,服药的前半个月,我真的以为自己好了:情绪稳定,思维敏捷,除了因为做电疗导致的部分记忆的丧失,又回到一个正常人的状态。
可是后半个月,像是抗狂躁药物吃多的症状,我陷入了一种混合式发作。精神上看什么都没意思像抑郁症,然而体力上健壮得像一只牛。我什么都不想做,却有力没处使,只能让母亲买一堆核桃回来,难受的时候就拼命地夹核桃。
久而久之,核桃夹满了整整一个奶粉桶,所幸夹满奶粉桶的第三天,我就要去医院复查,最难受的阶段算是可以告一段落。
复查之后,医生给我减了药量。为了给我提高记忆力,早日恢复到电疗前的水平,还特地给我增加一种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吃的安理申。
我现在慢慢变得好起来,这一遭,就像是去地狱走了一趟。
我永远记得,父亲接我从二十二楼出院时说的话,他说,“走,我们回家。”
《唯有医生看透的人性·病患篇》记录了22场生命与疾病的较量,通篇都是人性!
相信每个看完这些故事的人,心中都激荡难平,对他们有同情,有佩服,有敬畏。
希望世间真有一道神奇的光,照亮挣脱痛苦深渊的路。
这些故事也警醒每一个幸运儿,珍爱生命,好好生活。
来源:博集天卷书友会
作者:田木果
编辑:杨雁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