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历史学家谭伯牛以《圣代盛文章我征仍未央》为题发表演讲。

红网时刻记者 潘锦 长沙报道

高铁不但汇聚“财气”和“人气”，也悄然改变着文化。它串联起说走就走的旅行，串联起千年湖湘的山水、名城、人文、历史，让诗与远方触手可及。

12月26日，由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湖南红网新媒体集团和湖南省碧桂园地产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高铁入湘十年”座谈会在长沙召开，著名学者、历史学家谭伯牛以《圣代盛文章我征仍未央》为题，为大家分享了“高铁+新文化”，被高铁重塑的文化地标之旅。

湖湘文化成为湖南精神的载体，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名片，跟“湘军”的崛起有关。谭伯牛认为，“湘军”崛起有一个重要原因，一是湖南人能够走出去，二是能让别的地区的人进入湖南。

在很长一段时间，湖南人很难走出去，不管是到北京、南京、四川、广州，都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因为湖南曾经是“四塞之国”，北边是长江，东西南边都是大山。因为地理限制，两千多年历史上，湖南人一直没有多少“存在感”，宋代稍有一点起色，但是真正爆发还是因为“湘军”的崛起。

“圣代盛文章，我征仍未央”是曾国藩的两句诗，谭伯牛认为很切合高铁主题。现在是一个大时代、新时代，“圣”者通也，内部交通要便利；“王”者往也，内部通了，去到外面任何地方，才能做到这个。内圣外王，这是盛世的影响力。“文章”的本意是纹路、图案，如果从高空观看，现在中国大地上的高铁线就是这样的“文章”。

“我征仍未央”可以用来解读一下湖南人的出行。首先是“出得湖”，这个湖是洞庭湖。谭伯牛说，在很长一段时间，湖南人要有所成就，在家乡是很难做到的，要成名、成功，需要离开湖南。那个时候离开湖南跟今天不一样，那时候做生意的人比较少，打工的也少，主要是参加科举考试，做官，要去北京。个人的理想、欲望要实现只能去北方，去北方就要出洞庭湖，这就是“出得湖”。

宋代以来，湖南人去的地方多了一点，不只是北方还有东边。渡过长江，沿江东下，江浙地区是中国文明富盛之地，也是中国经济发达的地区。湖南人到那边，有商业的行为，有文化交流的需求，多了一个往东边的方向。

谭伯牛说到与湖湘文化有关的人，提到“湘军”领袖曾国藩、胡林翼，他们都是到北京参加科举考试当了进士，入了翰林院。还有左宗棠也去了北京，但最后回了湖南。

东征，“湘军”胜利，最后收复南京，湖南因此培养了很多人才，获得了财富，“湘军”集团在中国政坛上取得了重要地位。东南的财富来到湖南之后，湖南的基础建设、教育得到非常大的发展。全国一流的师资、文化人才都在长沙出现。

晚清和民国初年的长沙是真正“黄金时代”的长沙，当时最著名的学者梁启超就到湖南一个时务学堂担任总教学，全世界当时最著名的哲学家罗素到中国演讲，只有两站，一站是北平，一站是长沙。那时的湖南除了内部的通顺外，外省的人也非常愿意来到这里。同时，很多湖南人也走了出去。

南边，在那个时代，虽然广东地区是中国最早的外贸中心，但是湖南人去广东的不是很多。湖南人那时去广东很艰难，南岭很难逾越。湖南最重要的交通还是靠湘江，湘江到广东很不方便。

从真正影响湖湘文化，创立“湘军”的人来说，他们有地域性，就是湖南省中部交通最不便的山区，安化到新化，包括整个湘乡市、娄底地区、部分邵阳地区。山区交通很不方便，但几乎所有的“湘军”集团重要人物都来自这个地区，从曾国藩到毛泽东，他们的少年活动地区都在这些地方。

曾国藩当年考中进士后去北京翰林院供职，从家乡出发，经过白果，到湘乡，往宁乡走到长沙，不到200公里的路，他走了8天。谭伯牛说，今天的高铁，从长沙到娄底，几十分钟就到了。古人和今人最大的区别在这里，我们可以用时间换空间，古人空间和时间都没有办法缩小，但我们行程中失去了很多诗意和思考的时间，这也是一个损失。

古人“出湖南”，水路会快一点，逆风情况下，湘江每天可以走25公里到30公里，顺风在50到60公里之间。从今天长沙的坡子街或者小西门出发，往湘阴到岳阳，再到汉口。这就是以前湖南人在“出湖”之前两段最重要的过程。

“有句话叫内圣外王，我们践行这句话，湖南内部就能够通畅。”谭伯牛说，希望湖南人借着高铁的春风，在湖湘文化的滋养下，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走向更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