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沅永段路线略图
矮寨盘山公路,是有名的公路奇观。现路面被涂上颜色,高空俯视,像斑斓的巨蟒。 图/卢七星
1938年9月的《旅行杂志》,刊登了一篇“内迁攻略”,详细到吃饭如何省钱。
“八一三”事变后,东南沿海的人们大举内迁,记者列举了四条内迁线路,常规的线路是粤汉铁路到汉口,然后乘船或者坐车到达重庆,或九江水路到武汉去往重庆;高端的线路是从香港直飞重庆;绕道越南至昆明再到重庆则是最为颠簸曲折的线路。
从湖南进入重庆,在当时的人看来应该属于非常规线路。
由湖南入川,也面临着两种选择,经湘黔公路从贵州进入重庆,或者经由湘川线直接进入重庆。距离而言,湘川公路占据着绝对优势,但是,大多数从湖南入川者却选择湘黔公路,绕道贵州,而舍弃直通重庆的湘川公路。湘川公路除了险峻,还有湘西、川东的匪患,好不容易逃离战火的难民们,实在不愿意再冒险了。
被改道的湘川公路
1929年,湖南省绘制了一幅修路的“蓝图”。在这张蓝图上,“以省会长沙为中心,首向边境各修一条干线,与邻省各干线或国道相衔接,将来再以支路贯串,形成网状,使全省交通四通八达”。湘川公路是七大干线中的一条,由湘乡起,经新化、溆浦、辰溪、沅陵、古丈、保靖、里耶以达四川。
修筑公路的具体措施在三年后才缓缓出炉。三年里,湖南只建成公路447.57公里,而且大部分是在民办路局时期就已经开工的。1932年10月,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召开紧急军政会议,讨论修路事宜,决定湘鄂、湘川、湘黔公路同时修筑,“全省党政军机关职员一律借薪一月”“全省殷实商户派借30万元”“省政府筹款120万元”,一副大干一场的架势。
湖南的宏大计划得到了蒋介石的极力表扬,何键受宠若惊。那一年,湖南修了不少公路。
1935年2月,干线之一湘黔公路正式开工。国民党为了向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用兵和“追剿”已进入贵州的红军,将湘黔公路路线改为以常德为起点,经桃源、沅陵、辰溪、芷江、晃县至贵州(原线路为经湘乡、宝庆、洪江、黔阳、芷江、晃县进入贵州),原计划的湘川公路常沅段被划入湘黔公路。为了节约成本和时间,湘川公路不得不重新规划。
湖南省公路局负责勘测,宁乡人周凤九担任总工程师,周凤九选定了三条线路,翻山越岭,逐一勘测,最终选择了如今的线路(三角坪—泸溪—吉首—花垣—茶峒—酉阳),全线沿河的约100公里,一面是峭壁,一面临深溪,险峻无比,还有铁山、能滩、矮寨天险。不过,在三条线路中,依旧算得上是最为温和的路线,但是和之前确定的线路相比,则险峻得多。1936年3月湘川公路开工,1937年7月,全线正式通车。能滩吊桥,是湘川公路最后一个工程,于1938年5月竣工,湘川公路工程全部结束。
险峻的湘川公路,对于抗战大后方的物资转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战略作用,川盐和四川土产由此进入湖南,军工器材、航空油料等战略物资由此源源不断流入抗战大后方,湘川公路也被称作“战时生命线”。
险峻而多匪患,被视为畏途
无限风光在险峰。在旅游的语境里,铁山河古渡、能滩吊桥、矮寨盘山公路,被称作湘川公路三大奇观。然而,在交通语境里,却是令人生畏的天险。湘川公路,一直被人们视为畏途。
《征程与归程》是一部游记,收录了抗战时期一批知识分子写的入川、出川游记,登载在当年著名的《旅行杂志》上,作者有我们熟悉的巴金、老舍、叶圣陶等。在他们的旅行日记中,我们能窥见当年湘川公路的真实面貌。
一个叫宇周的作者,在重庆待了三年,迫于重庆物价太高,只能携妻挈子,预备由川入湘,存了“一千数百元钱”,出川却并不是有钱就能搞定的问题。他原想由川湘路出川,先水路到达彭水或江口,再乘坐客车前往湖南,但是因为“涪陵到江口或彭水,逆流而上……时常会坏船”、“川湘路基坡狭,难免有覆车的时发生”而放弃了取道湘川的想法,并发出喟叹:“我又不比商人有利可图,谁又甘愿冒这种危险呢?”
湘西、川东自古多匪,除了险峻的公路,匪患也足以让入川、出川者望而生畏。
鲜少有人选择湘川公路。吕渭渔是唯一一个从湘川公路进入四川的作者。1939年的春天,吕渭渔和几个同伴从保靖进入永绥(今花垣),再到茶洞(后来的茶峒)。在茶洞旅馆里等待了两天,也没有买到往秀山的车票。只能步行沿着公路前行,过秀山、龙潭、酉阳……在他描写里,我们看到了80多年前湘川公路的春天,是多么的美丽:“经中寨,两旁林木苍苍,山顶烟云笼罩,鸟语花香,好像江南风景。”“秀山产米不少,城周都是种稻的田。”“越双江口,坡稍平,山间有带条平原,开遍鲜花,闻土人云:这就是严禁之下的罂粟。”“龙潭……街长两三里,人口稠密,商铺整齐”……一路步行的吕渭渔,一边欣赏着湘川公路的美景,一颗心却一直悬在嗓子眼。在龙潭车站,他就见过被打死的一个土匪,“据说是绿林好汉,川东之匪祸”。湘川公路,就这样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变成了充满惊险和传奇的险途。
如今,湘川公路的险峻,却成了人们追逐的风景,即使在高速时代,也无法被取代。
撰文/潇湘晨报记者 唐兵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