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成方（资料照片）。

【名片】

吴成方（1902-1992），湖南新化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调入“中央特科”。1933年5月，协助冯玉祥、吉鸿昌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同年8月调到上海，先后任中共“临时中央局”警卫科负责人、警卫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工作，协助潘汉年、刘少文恢复和建立党在上海的情报网，曾负责领导中西功、西里龙夫等日本同志。1939年担任中央文库的领导工作。1943年至1946年，主持完成了中央文库转移至延安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华东纺织管理局干部学校副校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

春秋书店楼上设了“北平特科”

1931年的某一天，北平西单绒线胡同西口的春秋书店悄悄开业了。这是一栋二层小楼，楼下卖的是公开发行的书籍，楼上则是中共“北平特科”的秘密据点。书店老板叫吴成方，他受周恩来指示组建“北平特科”。

“北平特科”严格遵守周恩来的指示，“不与党的地方组织发生联系，单独进行情报、兵运、保卫、锄奸等活动”。

顾顺章叛变后，上海中央特科损失惨重。陈赓是当时中央特科情报科长，又和顾顺章一起在苏联受过训，为防不测，周恩来命他立即设法转移至天津，到北方去开展革命斗争。与此同时，中共顺（天）直（隶）省委遭到严重破坏，京津大批同志被捕，关押在天津警察局。周恩来指示北平的胡鄂公和杨献珍赶往天津设法营救，并协助陈赓开展工作。

见面后，陈赓告诉胡鄂公，自己此来任务是在北方建立一个与上海中央特科同一性质的地下组织。胡鄂公第一个想到了吴成方。胡鄂公是北京市委所属“特别支部”秘密党员，受吴成方直接领导，深知吴出色的领导才能。

吴成方到天津见陈赓，他希望特科建在北平，因为他对北平的情况熟悉。陈赓表示同意，并告诉他：“北平特科直属中央特科，由周恩来同志领导。”

告别陈赓后，吴成方立即回北平着手物色组织成员。不久，以吴成方、肖明和周怡为核心力量的北平特科成立了。三人分头秘密发展成员，壮大组织。

“在不损害党的利益的原则下，要利用所有可以用的人为党工作。”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吴成方把情报工作做到了国民党省党部、宪兵司令部、中央军分校、北平市警察局、法院、市政府、电信局等部门。

给张学良安排马列主义导师

“九·一八”事变后，“不抵抗将军”张学良逐渐倾向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向在身边工作的黎天才透露，希望了解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张学良的思想动态很快被吴成方捕捉。吴成方马上想到了潘文郁。潘文郁曾任周恩来的俄文翻译，实际主持过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31年7月因叛徒出卖被捕自首。潘在狱中时，黎天才来劝降，非常赏识潘文郁的文采，将其保释出狱，一来二去两人建立了很好的私交。

潘文郁被捕后，吴成方调查了他的表现，了解到他虽被胁迫自首，但拒绝供出党组织，而是继续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你被迫写了自首书，可是你还宣传共产主义，我们还是拿你当同志看。”在吴成方的劝说下，潘文郁再一次加入共产党阵营，成为北平特科的秘密情报人员。

吴成方指示潘文郁要继续加强与黎天才的联络，帮助黎天才多给张学良提建议，让黎天才当好张学良的参谋。

1934年1月，张学良被蒋介石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总”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黎天才担任“剿总”政训处少将副处长。吴成方认为借助黎天才，潘文郁打入“东北军”内部的时候到了。

当年7月，张学良从欧洲考察回国后，急于了解共产主义学说，黎天才顺势把潘文郁作为马列主义学者推荐给张学良。潘文郁以渊博深厚的学术功底博得了张学良的好感，张学良委任他为剿匪司令部机要组中校秘书，并尊称潘为老师。

潘文郁赢得张学良信任后，吴成方借机通过潘把苏联塔斯通讯社北平分社记者、共产党员刘尊棋引荐给张学良，引导张学良发表了有利于团结抗日的言论，为促成张学良反蒋抗日奠定了舆论基础。

第五次“反围剿”初期，潘文郁及时将“剿总”的军事情报传递给吴成方，以利中央红军摆脱危险境地。但不久吴成方因工作原因调离了北平特科。接任的负责人由于工作经验不足，导致北平特科失事并集体被捕。与潘文郁单线联络的特科成员叛变，1935年3月3日，潘文郁在武昌被秘密杀害。

潘案发生后一年多，张学良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保卫“中央文库”

1939年底，吴成方接手中央文库的保管任务。

他找来当时年仅二十来岁的陈来生负责具体工作。为确保绝对安全，吴成方、陈来生不定期地变换地点。首先在新闸路的庚庆里，通过看弄人的关系，借了过街楼下面一棚屋阁楼；后来迁移到陈来生父亲经营的切面店的阁楼上；最后又迁回新闸路上一家大饼店的披间里。他们贴墙壁做夹墙，把文件箱子和其他杂物混杂在一起，使人不易察觉。

虽然小心谨慎，但仍然险象环生。一次，吴成方和陈来生到一联络点，陈来生刚踏进门，立即被守候的日本宪兵和便衣扣留，吴成方走在后面，得以幸免。1945年，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然而一次联络中，吴成方也遭到逮捕，经组织多方营救才获释。

中央文库的文件多次被延安的党中央调用。1943年，潘汉年从华中根据地带信给上海地下党情报系统负责人，需要调有关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的主要文件。为了携带方便，吴成方经过精心布置，将中央文库中相关文件拍摄成照片，装在干电池的芯子里，并特派交通员送往根据地。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央打算将中央文库全部运回延安。计划由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负责将文件运到南京，再由专机运至延安。吴成方让陈来生将文件装到几个航空皮箱里，以便随时运走。但是，随着国共谈判破裂，内战爆发，空运延安的计划迟迟得不到执行。

1948年下半年，吴成方调离，安排陈来生留下来继续保管中央文库。1949年5月，上海解放，陈来生立即将全部文件送交给了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

从1931年底至1949年5月，长达18年之久的中央文库保管工作，终于结束了其地下保密性质，安全、完整地交回党中央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