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网浏阳7月13日讯（潇湘晨报记者 吴和健）岁月会冲淡记忆，但历史却以不同的方式被记录下来。在浏阳市档案馆，收录了一套特殊的家庭档案，共95卷，记录了主人及其家庭从1956年至2002年全部历史。尽管档案的主人已经离开人世近10年，但他留下的这一套特殊档案，却可以让人掀开一页即回溯到那个年代。

　　浏阳市档案馆馆长汤裕新表示，该套档案为研究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真实准确的素材，还有待进一步整理和挖掘。

　　特殊的历史记录者

　　“我们都知道，就放在我们新的库房里。”7月11日，汤裕新一说起这套家庭档案，脱口而出，称他当年曾亲手参与了接收此套家庭档案。“到他们家里去了几趟，最后装了几大袋回来的。”

　　在浏阳市档案馆里，记者翻开泛黄的卷宗，时光仿佛瞬间回溯到那个特殊年代。

　　卷宗号78号档案是何宗楼整理的家庭成员档案。记者翻开一页，一份盖有“布票已发”的婴儿出生证令时光倒流，时间为1964年元月28日。而在一份1969年印有“生育补助布票已发”字样的出生证背面，还印有朗朗上口的宣传知识。但无一例外，每一份出身证明上，都用手写更详细地注明了出生的年月日和时辰。

　　捐赠档案的何亚普说，直到把这些档案捐出去，他们也没有把这些档案看全。“都是他（父亲）一个人整理的，从我记事起，就看到他一个人在房间里做这些。”

　　而在一份何宗楼自己的记载中，其所在单位官渡公社曾经发生几起查无实证的经济案件，均是他提供了最原始的资料，很快就将问题澄清。

　　通过翻看档案，记者粗略了解了档案主人何宗楼的一生：1935年出生，7岁丧父后成为孤儿，读了四年小学，1956年在大光乡参加工作，1966年入党，一辈子在乡镇基层工作，于1995年从官渡镇人民政府协理员任上退休。

　　纵观何宗楼记录档案的时间，从1956年即参加工作之时一直坚持到2002年，时间长达46年，跨过了其工作的全部时间，直至其去世。而在翻阅档案时，记者也看到，何宗楼最早的一份荣誉是1969年被评为模范通讯员的大红奖状，最后一份是2002年仍被评为优秀党员的获奖证书。

　　儿女的信都保存完好

　　记者查阅，何宗楼个人卷宗基本按三大类归档。一类是工作记录，一类是家庭生活，还有一类是相册证书。

　　卷宗号24号是最早归类的书信，时间为1979年，卷宗号46号时间为1983年至1987年，卷宗号88号编目为家信，时间没有标注。

　　记者翻开88号家信卷宗，蓝墨水，方格纸，字迹仍然清晰，但纸张却有的粘连，泛黄。

　　记者翻开一份1993年9月何宗楼女儿从长沙写给他的信。信中女儿向他们表示问候，但也透露出埋怨。

　　“……现在厂里辞职的人日益增多，我暂时不作别的打算，只看看还有没有调出去的希望，我知道为难你们了……”

　　信中女儿透露出想调换工作的愿望。“也不知道爸爸有没有别的办法。”

　　字里行间，女儿希望父亲帮她想想办法，但在信中，女儿却自己又说：“我知道爸爸不喜欢求人，如果很难，那就不用去开那个口了。”

　　儿子印象中的父亲

　　“不太记得清了。”在何亚普的家中，问及父亲工作履历，甚至具体的生日，何亚普说自己都不是很清楚，大概只知道当过民兵营长，后来又当了乡秘书，乡人大主席之类的职务。“要去档案馆才能查清。”

　　“他很多事都不跟我们说。”何亚普说，在他的印象中，父亲很少向他们说起工作上的事情，对子女虽然爱护，但非常严格。“姐姐参加工作的时候，本来招工指标已经下到乡里了，但他（父亲）就是一直不说。”

　　何亚普说，家里人当时无法理解，当姐姐去问父亲的时候，父亲却下乡走了，再问时，还在推说不知道。“后来是舅舅看不下去了，另外想办法才安排上班的。”

　　何亚普说，父亲即使退休前有机会调到县城里，但却从来没有打过报告，也没有去找过领导。

　　不过，对于“别人的事”，何亚普说父亲却显得不遗余力。何亚普拿出一本相册，一张张略显模糊的黑白照片里，大多数人都穿着绿色的军装，年青的面庞意气风发。“这些都是他（父亲）手上推出去当兵的。”何亚普说，当年招工进厂和去部队当兵，是令很多人羡慕的事情，这些被父亲推出去的人，他们拍的第一张照片，首先是寄给自己的父亲。“他们都很感激他。”

　　说起父亲整理的这些档案，何亚普记起，文革时期，父亲被打成了走资派，腰被红卫兵用皮带打伤，但却从没见提起过，反而是当时红卫兵逼着父亲去烧书时，父亲显得痛苦万分。“烧了一下午，后来说了一辈子这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