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临镇同心村和平组的周建程患有遗传性小脑共济失调，在病情加重之际，他想到了捐献器官。在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帮助下，他郑重地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书》上签下了名字。康子弘摄

　　红网长沙县站1月8日讯(分站记者 杨婧璜)一个患有小脑共济失调、生活需要哥哥嫂嫂照顾的人，在病情逐渐加重、活动能力逐渐丧失之际，想捐献器官、回报社会。这个人名叫周建程，长沙县福临镇同心村和平组人。

　　一个偶然的机会，记者在腾讯微博“福临记忆”里看到两则主题为“爱心呼唤”的长微博。微博的内容，吸引了记者的眼球，随即联系该微博的拥有者福临镇卫生院的黄医生，表示想与微博主人公周建程直接联系。“他有微信，但是跟他聊天一定要有耐心，他打字很慢。”在黄医生的介绍和嘱咐下，记者与周建程取得了联系。比起旁人也许花1个小时就能完成的几十条微信，这次，经历了2天时间。

　　了解周建程具体情况并确定他志愿捐献遗体后，记者帮助他联系到长沙县红十字会。近日，县红十字工作人员特意前往捐献者家中，进行确认并签定《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书》。

　　几百副药都治不好，寻死比活着更难

　　1992年父亲过世，当时母亲的情况比现在的他病情更严重，13岁初中未读完的周建程全心照顾母亲直至她次年离世。几年后，在城里打工的他开始出现吐字不清的问题，由于没有其它异常，并未放在心上。一段时间过后，无法直线行走，他便开始了求医之路。

　　“中药吃了好几百副，可病就是比以前更为加重。”走路渐渐不稳后，他放弃了打工机会，但不愿拖累家人，2005年下半年在镇上租了一间小店铺干起冷作一行。期间他的家人仍帮他不停地寻医问药。

　　2007年，周建程病情一天天加重，双手活动力减弱，在哥哥周永恒的帮助下到了湘雅附一医院的神经内科就诊。住了7天院花了2万多元钱后，他得到了答案：“遗传性小脑共济失调”，“医生说目前还没有针对此病的药。我听了当时连死的心都有。”周建程介绍，吃饭时，如果某个人和他都噎着了，或者被呛到了，正常人就会自己去找水喝，还可以试图咽下去，而他就只能坐在那等待自己慢慢恢复，有时甚至不得不立即结束这餐饭。

　　“可如今死对我来说比活着更难。”他说他想过上吊，但是不得绳索上梁；想喝农药，自己买不了，别人又不会帮着买；想投塘，自己无法到塘边上去；想跳楼，可有高楼也上不去；他最后想到的死法就是割腕，但是这种方法受折磨的时间长，而且成功率不高，“万一要是不成功的话不但自己受痛不说，还会拖累到哥哥他们。所以，我还是安心地活着。”

　　器官和遗体全都捐，想回报社会

　　“我这人没别的，就是心态好。”35岁的他说：“在当地我应该是最年轻的五保户了。我现在是个废人了，又拿什么去回报社会呢?”

　　“自从有记忆来，就没见我娘正常行走过。”照顾母亲、自己患病并与病魔斗争，他深深体会到了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所以，看到一些有关捐献器官、遗体的新闻报道后，他想让其他病友们能减轻一点病痛的折磨。

　　他对记者说：“我们国家的科学那么发达，为何这种病医生都无能为力呢?所以我决定在死后把遗体捐献出来，给科学家们做解剖实验。如果成功的话那将来有多少人要少受这个病痛带给他们的罪啊?这也算得上是对社会的一点小小的回报吧!所以我想要你帮我找一家权威一点的医疗机构或是一家科研所来帮我实现这个愿望，这也算是个遗愿吧!”

　　近日，记者跟随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一同来到周建程住所。灰暗的房间里，周建程躺坐在轮椅上，眼睛瞪得很大，本人的整体感觉比微博照片上略显精神。哥哥周永恒介绍，目前周建程除了不能行动外，大部分生活还能在轮椅上慢慢自理，但是医生已经让家人做好了随时帮助他打理全部生活的准备。

　　了解来人的身份并仔细阅读志愿书后，他开始用纸笔写几个歪歪曲曲的字或者费力地从嘴里吐出几个字，来与大家交流。“是想捐献器官，还是遗体，还是都想捐献?”工作人员边问边写，周建程坚定地吐出一个字：“都!”，并在“都”字下画了一个勾。问询他目前唯一至亲的意见，周永恒表示：“尊重他本人意愿。”

　　周建程一笔一划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书》签下名字后，他的一桩心愿已经完成。最后，他向记者发出一条微信：“要不是我哥和我嫂给我一口热饭吃，经常嘘寒问暖，恐怕我早就走了。现在只希望他们健康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