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网专题：湖南粮油健康生态行

　　红网长沙7月1日讯（记者 冯钧 廖洁 通讯员 周聪颖）湖南道县的寿雁镇玉蟾岩，出土了兼具野生稻特征的栽培稻炭化稻粒，经国家文物局鉴定为18000年到22000年，是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栽培稻。常德澧县城头山，发现了世界最古老的水稻田，距今6500年以前。有关专家透露，这一记录很快将被同在澧县的另一块古稻田打破。这些物证的陆续被发现，足以说明湖南稻作的历史深远而厚重。稻作文化在时间积淀的沃土中发芽绽放，多姿多彩。
　　
　　“湖南稻作文化对于中国和世界的贡献是巨大的。围绕稻作衍生出各种文化，推进人类历史不断向前。”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食品科技学院院长、国家稻谷及副产物深加工工程实验室主任林亲录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记者：湖南在考古方面的哪些证据可以佐证湖南稻作文化有着深远而悠久的历史？
　　
　　林亲录：湖南境内很多地方发现了稻作遗址，地域分布之广，时间跨度之大，在国内外罕见。据王佩良等学者研究和相关专家考证，在远古时代湖南各地有许多野生稻禾。1981年茶陵尧水乡艾里村发现了野生稻禾，专家称之为“茶陵野生稻”。江永至今还有成片的野生稻禾。1993年和1995年，考古专家在永州道县发掘玉蟾岩时，发现了4粒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稻谷，该遗址还出土了锄形石器。
　　
　　早在新石器时代，湖南即开始了水稻耕作。在长期的稻作生产中，湖南形成了丰富的、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稻作文化，在民间信仰、岁时节气、民间游艺方面莫不有所体现。如农历六月初六是城步苗族自治县的传统农祀节“禾兜节”。每到这一天，农人杀鸭敬五谷大神，并宴请亲朋友邻。吃饭前，主人戴着斗笠到田头给五谷大神挂青，设酒祭奠。直接或间接反映稻作生产的传说故事、民间艺术不胜枚举。如湘西土家族《梯玛歌》、苗族《古老话》、侗族《侗歌》、瑶族《盘王大歌》，苗、瑶民族的盘瓤图腾等。其中，侗族大歌最为有名。它来源于水稻民族的自然歌唱、劳动传承、爱情诉说和人间友爱，如同一部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自然和声的民间合唱音乐。它是侗族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是湖南数千年稻作文化的优秀结晶。湖南各地方言里有许多反映物候农事的农谚，如“清明前后，撒谷种豆”、“谷雨前，好种棉”、“小暑小割，大暑大割”等饶有趣味，而且成为具有指导意义的农业种植口诀。
　　
　　记者：为什么说水稻人工栽培技术的发明对世界有着巨大贡献？
　　
　　林亲录：目前，全世界有30多亿人以大米为主食，水稻人工栽培技术的发明，为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针对水稻最先发明地，全世界争论长达200多年之久。到了19世纪末，舆论渐渐倾向于中国。
　　
　　1995年的中国十大考古成果之一是道县发掘，道县曾经属于广西，今属于湖南省永州市，古代是壮族祖先苍梧部的地域。苍梧部是壮族先民中强大的部落。
　　
　　水稻人工栽培发明之后，有一个漫长的培育和摸索生产实践过程，2000年到3000年前，由于壮族以及壮侗（侗台）语族民族不断向东南亚迁徙，水稻人工栽培法逐步扩散到世界各地，成为全世界大多数人口赖以生存的基础。
　　
　　记者：稻作的历史对于稻米产业的发展有什么促进作用？
　　
　　林亲录：首先，促进了高纬度寒带地区稻米产业发展。稻谷栽培起源于南方，随着灌溉技术的发展、稻作文化和历史的外延，稻谷栽培逐渐向高纬度的寒带地区扩散，如我国的东北3省特别是黑龙江已成为我国大粮仓，黑龙江的稻谷（米）商品率在全国影响力越来越大，再如日本东北地区常年平均气温比黑龙江还低，但同样也是日本稻谷主产区，其最古老的稻谷栽培技术是从我国古代大唐盛世时期引进的。
　　
　　其次，催生了稻谷栽培品种的多样化。我国是世界上水稻品种最早有文字记录的国家。《管子·地员》篇中记录了10个水稻品种的名称和它们适宜种植的土壤条件，初步提出不同品种适合不同气候条件的种植理念。以后历代农书以至一些诗文著作中也常有水稻品种的记述。宋代出现了专门记载水稻品种及其生育、栽培特性的著作《禾谱》，各地地方志中也开始大量记载水稻的地方品种，已是籼、粳、糯分明，早、中、晚稻齐全。到明、清时期，这方面的记述更详，尤以明代的《稻品》较为著名。历代通过自然变异、人工选择等途径，陆续培育的具有特殊性状的品种有别具香味的香稻，特别适于酿酒的糯稻，可以一年两熟或灾后补种的特别早熟品种，耐低温、旱涝和耐盐碱的品种，以及再生力特强的品种等。现在保存的水稻品种约有3万多种，这是几千年来变异选择的结果。
　　
　　再次，促推稻谷栽培技术发展和耕作制度的进步。早期水稻的种植主要是“火耕水耨”。东汉时水稻技术有所发展，南方已出现比较进步的耕地、插秧、收割等操作技术。唐代以后，南方稻田由于曲辕犁的使用而提高了劳动效率和耕田质量，并在北方旱地耕-耙-耱整地技术的影响下，逐步形成一套适用于水田的耕-耙-耖整地技术。到南宋时期，《陈旉农书》中对于早稻田、晚稻田、山区低湿寒冷田和平原稻田等都已提出整地的具体标准和操作方法，整地技术更臻完善。早期的水稻都行直播。稻的移栽大约始自汉代，当时主要是为了减轻草害。以后南方稻作发展，移栽才以增加复种、克服季节矛盾为主要目的。移栽先需育秧。《陈旉农书》提出培育壮秧的3个措施是:“种之以时”、“择地得宜”和“用粪得理”，即播种要适时、秧田要选得确当、施肥要合理。宋以后，历代农书对于各种秧田技术，包括浸种催芽、秧龄掌握、肥水管理、插秧密度等，又有进一步的详细叙述，中国水稻的发展还与农田水利建设有密切关系。陕西省汉墓出土的陂池稻田模型中有闸门、出水口、十字形田埂等，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稻田水源和灌溉的布局。在水稻灌溉技术方面，早在西汉《氾胜之书》中已提到用进水口和出水口相直或相错的方法调节灌溉水的温度。北魏《齐民要术》中首次提到稻田排水干田对于防止倒伏、促进发根和养分吸收的作用，为后世“烤田”技术的滥觞。
　　
　　水稻原产热带低纬度地区，要在短日照条件下才能开花结实，一年只能种植一季。自从有了对短日照不敏感的早稻类型品种，水稻种植范围就渐向夏季日照较长的黄河流域推进，而在南方当地就可一年种植两季以至三季。
　　
　　时间也让稻米产业变得多姿多彩。随着国内、国际市场的发展，稻谷（米）加工业蓬勃兴起，稻谷原粮世界每年的贸易量在3000万吨左右，以稻谷（米）为原料的初加工和深加工产品品种有几百种之多，国内仅汤圆一个产品年产值在100亿元左右，长江以南米线年产值200亿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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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长沙米市在湖南粮食产业发展中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
　　
　　林新录：长沙米市在长沙商贸史中占有重要位置，其雏形可追溯到北宋晚期。当时的潭州已能制造载米万解的大船，往来湘江，运送大米。到清雍正初年，湘江上运米之船“千艘云集”，直销汉口，再抵江浙，盛极一时。
　　
　　20世纪二三十代，长沙因为其不断增加的稻米输出，在全国粮食贸易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得以与无锡、芜湖、九江并誉，成为当时广为流传的中国四大米市。长沙已成为百谷总集之区，“粮仓相比，米袋塞途”。1726年(雍正四年)，清政府由藩司发帖，开设各类牙行，提供交易场所，米市正式形成。长沙集镇共开设牙行35户，其中粮行就占了24户。
　　
　　长沙粮行的兴旺，吸引了长沙附近的小米市向省城汇集。同时出现了把稻谷加工成大米出售的人工碾坊、牛碾坊，乃至机器碾坊。到光绪年间，长沙的碓坊发展到500家，大都分布在碧湘街至草潮门沿江一带，尤以潮宗街最多，故有“米街”之称。清末民初长沙粮食行业开始分化为以加工为主的碾米业、以储粮为主的粮栈、以代客买卖为主的粮行和纯零售的米店4个自然行业。
　　
　　长沙米市的兴旺，除了长沙特殊的地理、经济地位外，更主要是建立在湖南全省粮食生产相对发达的基础上的。长沙“文夕”大火后，米市衰落。抗日战争胜利后，逐渐恢复，到1947年长沙粮食行业共有企业700多家。
　　
　　随着粮食市场发展，2010年12月26日，“粮食航母”湖南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长沙正式挂牌成立，“长沙米市”将在沿承数百年辉煌的基础上，继续其历史责任。
　　
　　目前，湖南省现有粮食加工龙头企业35家，其中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龙头企业4家，农业产业化省级龙头企业8家，4个国家级龙头企业，省级优质稻加工龙头企业32家。
　　
　　记者：既然湖南有如此深厚的历史积淀，您认为该如何继承和利用这些优势发展现代粮食产业？
　　
　　林亲录：大力发展粮食产业是粮食市场全面放开新形势下粮食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对传统粮食生产经营机制的重大创新，也是当前与今后一段时期粮食工作的重点。加快粮食产业化发展，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粮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
　　
　　我认为，首先要制定好要粮食产业化发展规划，应当立足本地粮食产、加、销的实际，按照统筹兼顾、体现特色、有所侧重的原则，研究制订既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发展规划；要突出大的项目建设和资金引入，通过加强联合，扩大规模，提升层次，不断把粮食产业化向纵深推进。规划要注重以科技进步为先导，以龙头企业为核心，以原料购销为基础，以现代物流为纽带，以城乡连锁为网络，全面囊括粮食产业化发展的各要素。
　　
　　其次，政策和资金等层面，应该全方位支持粮食产业化发展。
　　
　　国务院出台的“种粮直补”、“农机补贴”等系列惠农政策，提高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客观上为发展粮食产业化创造了条件。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不仅要把国家出台的支持粮食产业化发展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坚决落实到位，还要紧密结合实际，研究出台促进粮食产业化发展的优惠政策，重点在发展订单粮食、培育龙头企业、建设现代粮食物流体系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为粮食产业化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此外，长沙拥有中部地区唯一的海关保税中心，已成为全国重要的区域性物流节点城市和中部地区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城市，具有强大的区域辐射力和经济带动作用。湖南粮食产业应该从政策层面进行争取，做好粮食物流这篇大文章，好好地利用这一优势，再续长沙米市的辉煌。
　　
　　金融部门要在信贷方面予以支持，保证粮食企业在延长产业链条、特别是开展订单收购时的资金需求。税收部门则要认真落实产业化经营中的税收优惠政策，如降低农产品加工增值税、优先兑现出口退税等。通过多予、少取、放活的一系列举措，夯实粮食产业化发展的各项基础。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湖南粮食产业发展应该充分调动本土科技资源优势。湖南拥有以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这一世界泰斗级人物及其团队，在产业原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科研平台方面，拥有水稻育种国家工程中心、稻谷及副产物深加工国家工程实验室、粮油深加工与品质控制湖南省重点实验室、食品科学与生物技术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和湖南省发酵食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国家、省级科研平台，教学、科研、技术力量雄厚。为粮食产业形成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三位一体的技术创新、产品研发和人才培养体系创造了有利条件。
　　
　　湖南的市场体系建设应坚持以商贸企业和社区服务网点为基础、批发市场为主体、期货市场为先导、电子商务为方向的发展思路。要结合实际，运作市场化的现代粮食物流体系，辐射带动粮食产业化的较好较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