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长沙开福区清水塘小学邀请两位抗战老兵到学校和千余名师生家长一道参加开学升旗仪式，拉开了全市中小学生制作、佩戴“胜利花”，开展胜利花义卖，为抗战老兵筹款的序幕。图/潇湘晨报记者 华剑

　　红网长沙9月2日讯（滚动新闻记者 马金辉）9月3日，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9月1日，长沙中小学生开学第一天，举行了隆重的抗战胜利纪念活动。对于那段历史，孩子们仍然觉得陌生和充满疑问。为此，潇湘晨报口述史团队带着孩子们的问题，采访了抗战老兵(部分为口述资料整理)。已到耄耋之年的抗战老兵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孩子们讲述了他们的故事和那场战争。

　　为什么要去当兵

　　周南梅溪湖中学C1405班 王方涵

　　吴淞(释来空。1922年生，1938年加入国民政府财政部税警总团辎重营通信排)：1938年8月16日，我们家当时住在化龙池。我是偷偷坐筏子到岳麓山山脚的“税警总团”报名的。直到当晚我穿着军装回到家，我的妈妈才知道我的想法。周围挨着住的人都讲我“宝气”。但那时候，我相信大街上挂的那些话(条幅)，“国难当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刘津(1926年生，1940年前后加入青年会军人服务部)：文夕大火后，我们一家回到了南县母亲的娘屋住了一段时间。后来为了谋生，哥哥跟着别人学榨油，我给别人放牛搞了一段时间。迫于生计，回到长沙后我就进了基督教长老会国际救援委员会设在北正街的保育院。之后在老兄的影响下，我参加了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第二游工队。

　　舒贵宝(1930年生，未满15岁时加入国民革命军71军91师271团1营2连)：父亲赌博把家里的东西都败光了。全家就靠老兄打柴、替别人看牛(每年4担谷)和母亲打零工过日子。为了母亲，为了尚年幼的弟弟，我就顶替比我大10岁但生得矮小的老兄进了国民革命军第71军。

　　你们那时候吃草根要放盐吗

　　麓山国际实验学校小学3年级学生 闵怀剑

　　邓星乾(1922年生，14岁进入国民革命军第5军新22师65团3营7连)：我吃过芭蕉，没吃过草根。在(缅甸)野人山，哪有什么盐啊。一个人就10来斤大米，我们却在山里走了一个多月才到印度。那个时候，只要能吃的都搞来吃。我前后打了7头猪，100多只野鸡。因为总能搞来吃的，长官也给我奖了钱。

　　您印象最深刻的战斗是哪一场

　　周南梅溪湖中学C1409班 罗崇德

　　吴荣凯(1922年生，1941年自愿加入国民革命军第74军，后在该军57师亲历常德会战)：常德那仗最惨，跑没地方跑、撤没地方撤，被敌人堵着打。最后，师长突围了，我的团长(169团团长柴意新)也让我走。“出去、出去。我留下是送死，你要跟我一块送死吗?”明知留下来是个死，但我当时真不愿离开团长，他待我就像亲弟弟一样。见我不愿走，他又说“这是命令，走”。我刚走出两步，团长又转身叮嘱我，“沿途小心点”。

　　周立中(1923年生，1938年初加入湖南保安团，亲历衡阳保卫战)：我把矿长的女儿送到中央银行安顿好，就在(衡阳)柴阜门，铁炉门与日军打了起来。勃朗宁手枪很快就没有子弹了。我操起一支步枪与日军劈刺，在杀死两名鬼子后，被第三个鬼子刺中，多亏了挂在胸前的子弹带和弹夹，才没有伤到要害。

　　舒贵宝(1930年生，未满15岁时加入国民革命军71军91师271团1营2连)：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广西柳州附近的那一仗，那是我进入部队参加的第一仗。因为年龄小，连长就让我跟着几个伙夫做饭。做完饭得往阵地上送啊，可两边都是山，就中间一条道。我也分不清哪边是哪边，就喊“你们在哪边啊”。这一喊就出问题了。没多久，日本人的榴弹炮就打了过来……好在没被炸死，但也伤到了这儿(右臂肘部)。后来，还是连长派人把我们带到阵地，一见面连长就骂我，“喊什么喊，你不知道日本人在对面啊?”我那时候才知道，我们原来是在和日本人打。

　　您第一次打仗的时候哭了吗

　　麓山国际实验学校小学3年级学生 李巧怡

　　梁汉周(1918年生，1943年进入罗云师管区学兵队，后加入国民革命军第62军151师)：1944年7月，我第一次上战场，是在一个山岗上(老人不记得地名了，大约是谭子山阵地，距离衡阳约25公里)。一到阵地上，就看到六七个战死的军人。我看了几分钟，他们身上没有符号，看不出是哪个部队。尸体都没有掩埋，实在是太可怜了。当时，我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

　　您部队的装备条件怎么样

　　周南梅溪湖中学C1405班 张文琴

　　袁长德(1925年生，1939年加入新四军第2师警卫营)：警卫营的武器比较充足，每个人有一把大刀。但手榴弹的效果还是不行。

　　曾岳峰(1927年生，1943年8月23日[农历]加入国民革命军第74军58师174团2营5连3排8班)：开始拿的是步枪(中正式)，后来在张公庙机枪正射手杨明山负伤，我就开始用他那挺捷克机枪。一个弹夹20发子弹。这挺轻机枪跟着我直到湘西会战。

　　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我的第一杆枪，那支步枪的编号，“19229”。

　　当年的小朋友和我们一样有漂亮的校园吗

　　育英二小一五班易小寒，《十几岁》小记者

　　谭子成(1923年生，1942年加入国民革命军第75军预备第四师)：那时候哪有现在的条件。我们家有兄弟姐妹6人，我排行老二。除上面有一个哥哥外，下面还有三个弟、妹。尽管父亲很重视对我们的教育，但除了围着方桌跟哥哥一块学了些古文，我也只是上了四年的学。

　　谢礼谦(1920年生，绍兴人。1937年秋冬进入国民革命军第74军51师)：小时候，我们学习的环境和现在的新式教育完全是两回事。

　　我是8岁那年进的私塾，受教于清末举人姚林，读的第一本书是《幼学琼林》。11岁才开始在绍兴县立第一小学(前身为蕺山书院)开始新式教育。因为一直读的是古书，入学初始我连“1、2、3”这样简单的阿拉伯数字都不认识。经过不长时间的学习，算术课程就再没有得过99分，都是100分。

　　以上问题，由潇湘晨报口述历史团队走访过的抗战老兵回答，部分问题据老兵口述资料整理。潇湘晨报口述历史团队自2009年开始抗战老兵的口述历史采集工作，现已完成460余位抗战老兵的信息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