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刻新闻
清明节前夕，在城区，71岁的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王井翻开一张保存完好、已泛黄的《人民日报》，向记者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王震是第一个捐献眼角膜的浏阳人
4月1日下午4时，房门打开，一头银发的王井热情招呼记者进屋。
“您第一次接触遗体、器官捐献信息，是什么时候？”在他家的小阳台上，记者向他抛出了采访的第一个问题。
没有急于回答，王井起身，旋即捧出一个文件夹，小心翼翼地从一叠资料中抽出一张泛黄的报纸，这是一张1994年3月6日的《人民日报》第五版，王井指着报纸上一篇文章说“这是我写的”。
文章的主标是《将军的遗愿》，副标是《写在伯伯王震逝世一周年之际》。“王震是我伯伯。”一脸和善的王井向记者介绍。
根据王井的文章内容，1992年10月22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王震在一张写有“我身后捐出眼角膜给中国人民”的表格上，郑重地签上了“王震”两个字。
1993年3月12日，王震逝世后，捐献眼角膜的遗愿由他的家人、身边工作人员和医务工作者落实。
他曾在遗嘱中交代：如若遇不治之病，则请让安详寿终，勿予抢救。寿终之后送太平间作病理、生理解剖。凡可作科研标本者，取下作科研用，余下送去火化。骨灰撒在天山上，永远为中华民族站岗。
受伯父影响签下捐献志愿书
今年71岁的王井身体硬朗，耳聪目明，“我可以这样看报纸，上面的字还一清二楚。”他挺直腰杆坐在椅子上，指着平放在桌上的报纸说。
“我平时喜欢看新闻，知道好多得了绝症的人，能感受到别人的痛苦。”2013年，在家翻阅资料时，偶然翻出了这张泛黄的报纸，他脑海里突然萌生一个想法：伯伯八十多岁都能捐，我六十多岁当然也能捐。
“人死了火化，什么都没用了，但（把遗体、器官）捐出来，能挽救一个人，何乐不为？”于是，他去了一趟市红十字会，咨询工作人员后，拿回了一些宣传资料。
女儿是一名医生，下班回家后，被父亲招呼到身边，“妹子，你要签个字”，一看是志愿捐献遗体申请书，女儿爽快地说“好，我同意”。2013年6月29日，王井在家人的陪同下，到市红十字会递交申请登记表，无偿捐献眼角膜和遗体及所有可用器官，用于临床、教学和科学研究。
和其他捐献者不同的是，他特别注明：眼角膜接受者最好是2000年后出生的青少年，让我的眼角膜能看到“百年国庆”时，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实现。
人物讲述
身后愿捐献所有有用的器官
签订捐献志愿书后，王井曾拿着资料到社区做宣传，还经常在自己的球友圈内提起，那帮老朋友也没少听他唠叨，“现在100个需要器官移植的人中只有一个人能如愿，这个比率太低了，主要还是因为捐献的太少。”
因此，王井自愿身后捐献所有有用的器官，遗体作科研解剖用，“要培养接班医生，不参加临床解剖怎么学知识？”
王井说，浏阳也需要有个机构牵头，要加大宣传，让大家都晓得遗体、器官捐献的作用和意义，“不跟人家讲清法律、讲大道理，别人很难转过弯来。”
看到摄影记者的相机，他惊讶地说“还要拍照？要低调、低调。”但提到目前器官捐献的现状，他又很配合摄影记者。看得出，他愿意通过自己的故事，去唤起更多人对器官捐献的关注和观念的转变。
相关新闻
一周年了，就像他还在身边
“我在回浏阳前，去了我哥捐献眼角膜的爱尔医院，捐献遗体的湘雅医学院，还有阳明山红十字遗体器官捐献纪念广场。”昨天，唐承美说，马上就到了哥哥唐承记逝世一周年纪念日，她受邀参加了2015年长沙市红十字遗体器官捐献者追思公祭，重访了哥哥最后所到之处，“就像他还在身边。”
一年前，沿溪镇建设社区57岁的村民唐承记因肝硬化晚期，在住院期间，他主动提出捐献遗体器官，“任何有用的部位都捐出去。”
弥留之际，唐承记叮嘱家人不要悲伤，“器官在别人身上，就等于亲人还活在世上。”
去年4月27日，唐承记平静地离去，他的角膜让两位失明患者重见光明，遗体捐献给湘雅医学院作医学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唐承美打心底这么想。
新闻延伸
器官供求矛盾突出
据市红十字会统计，从2008年至今，红十字会已经接收16位遗体、器官捐献者的捐献，其中5例遗体捐献，11例器官捐献，两例同时捐献遗体、角膜。
“2014年新增8例。”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高明果介绍，目前，来电咨询的有30多位，但实际执行时，还是受传统观念的阻碍，“有的本人同意，儿女不同意，或者父母不同意。”
高明果介绍，我国每年有100多万人等待器官移植，但去年成功获得移植的不足1万。
来源：红网
作者：罗时茂
编辑：王津
本文为湖南频道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