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网长沙8月12日讯（时刻新闻见习记者 陈美淇）今日，记者从冷水江市外侨办获知，湘籍女兵作家谢冰莹自序《血肉铺成的胜利路——抗战时的我》在国内首次亮相。自序中，谢冰莹表达了自己的国恨家仇，屡次前线抗日活动中的所见所闻，在战地写作过程中自己的思考以及成稿波折。
　　
　　去年四月，湖南籍美国旧金山侨胞、湖湘文化历史名人研究分院院长彭志安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校园内的胡佛研究所发现了许多有关谢冰莹的历史记载资料。几经辗转，《抗战日记》自序内容终于“回归”谢冰莹的故乡湖南冷水江市。
　　
　　冷水江市外侨办主任翟梅华已经研究谢冰莹及其作品8年的时间，她表示，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女兵、第一个女兵作家，谢冰莹是中国女性抗日爱国的一面旗帜，是大革命时期一手握笔、一手拿枪的文坛武将。“她的传奇人生，在海外多个国家访问讲学和创作经历，及其史诗般超越时空、跨越国界的文学作品颇具研究价值，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瑰宝，更是‘一带一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宝贵资源。”
　　
　　谢冰莹晚年侨居美国旧金山时，将其在抗战前线发表过的100多篇战地文章集合成为《抗战日记》整理出版，她的英雄壮举和抗战文学作品激励了无数国人，谢冰莹的抗战精神更是成为今年在美侨团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重点宣传的内容之一。
　　
　　附谢冰莹《抗战日记》自序全文：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点燃了中国对日抗战的圣火，继续了八年多。这是我国空前绝后的大战，军民的死伤，无法统计确定数目。这是一次惊天动地，轰动全世界的战争，是丧心病狂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有野心想要继续以往累次侵略中国的经验，从占领东北四省之后，进而妄想一鼓作气，消灭我们有五千余年光荣历史的中华民族；他倾全日本的人力、财力、物力，动员海、陆、空军和妇女，来侵略我们，不论前线、后方，我国死在他们飞机大炮之下的男女老幼，不计其数。这场浩劫，只有六十岁以上的人，才记得清楚；七十岁以上的人，才身受抗战期中的种种痛苦：有的在枪林弹雨中为保卫祖国受伤，至今成为残疾；有的人在前方，家人已被炸死，甚至有全家大小无一幸存的；至于所有全国民众，在前后方以及沦陷区，所受的种种摧残、压迫，生活的穷困，真是无法一一描述。
　　
　　冰莹虽是一个弱女子，抗战那年，正遇母亲去世，悲伤过度，身体大受影响；然而为了国仇私恨(我曾于民国二十五年四月十二日在东京被日本警察捕去监禁三星期，曾受各种苦刑及侮辱)，辞别了正在病中的老父，独自赴长沙，组织“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随第四军吴奇伟将军部队上前方，为负伤将士服务，于二十六年九月十四日由长沙乘火车出发，送行者有孙伏园、陈惟中、席徵庸、杨济时、李、林美珍……诸位先生女士，和许多亲友。当时参加服务团的有：罗佩兰、博恩萍、周衡、萧喜英、曹重诲、袁菱娟、彭庆龄、戴雯、王雁虹、王少云、曹泽南、欧阳岑澈、林方、刘庆云、顾虹、田志俊，后来由上海苏州加入的是：袁之英、张咏芬、罗云锦、章若雾、严超(她受过警察训练)、吴人杰(苏州博习医院护士)，还有两位，我怎么也想不起她们的名字来了，真对不起她们。
　　
　　今天我把她们的名字写出来的原因，是希望她们本人，或者她们的亲友看到这篇拙作，请给我来函，告诉我她们的地址及近况，我要给她写信。
　　
　　自从二十六年在东战场前线失去联络以后，我常常怀念她们，在梦里偶然见到，醒来总是流泪不止，因为我听说她们之中，有人参加游击队，早已成为烈士；有人在撤退的时候，敌人在后面追赶，她们深恐被俘受辱，就在树上吊死了。这两个消息，四十多年来，无时不在我的脑海中痛苦萦绕；还有一位男同志常子春，他是我们服务团唯一的异性。在长沙时，我就认识他，有一天，他在报上看到我要组团上前线的消息，特地从他的家乡衡阳赶来参加，当时我无论如何不答应，他一定要作我的勤务兵，还说了一句这样的话：“你不能阻止我爱国；何况你们都是女性，有什么笨重的行李，你们挑不动时，我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这几句话感动了我，立刻答应他去。后来果然应了他的话，幸亏有他帮忙，替我们解决了许多困难问题。
　　
　　最近，我正整理总名为“抗战日记”的稿子，收集在里面的资料，分为三部分：“抗战日记”，原名“新从军日记”，由汉口天马书店出版，我没有拿过一文稿费或版税：而且连书都只有一本，后来，不知被谁拿去了，直到前年，承师大校友王明生女士的协助(她在史丹佛大学胡佛图书馆服务)借到十本我早年的小说、散文以及抗战时期的几本小册子——《在火线上》、《军中随笔》、《第五战区巡礼》、《冰莹抗战文选集》、《新从军日记》；可惜《梅子姑娘》和《战士的手》找不到了；还有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几篇文章，例如《战士的手》、《裸体杀敌的战士》、《两个小鬼》(参谋长送给我的两个小勤务兵）《我们是怎样消耗敌人子弹的》、《敌军在鄂东沦陷区的暴行》、《魔鬼统治下的武汉》(分上下两篇，发表于武汉日报)、《战地归鸿》等，如今都找不到了。
　　
　　第二部分资料，《第五战区巡礼》，包括台儿庄胜利前后的报导作品。
　　
　　第三部分，也是我第三次上前线的日记——那是后方勤务部，和基督教负伤将士服务协会合办的伤兵招待所。负总责的是范定九先生，总会办事处设在重庆，首先登报招考有志赴前方为负伤将士服务的大专或高中男女学生若干名，录取后，集中宜昌训练一个月，即分发沿公路设立伤兵招待所服务。主持训练团的为贾伊箴先生。
　　
　　我参加这服务团，是因为由东战场退下来以后，内心郁郁不乐，没有看到消灭日本鬼子，总觉得不甘心，时刻都想再上前线。回到重庆，我为教育部写了《毛知事从军》等五篇通俗小说，还替新民报编了几月的副刊——《血潮》。
　　
　　为了要实现我上前方的志愿，自动去找范定九先生，他那时正愁考取的女生，没有人率领指导，于是就很高兴地将十二名女生，由我带到宜昌参加受训。功课方面，包括救护常识，宣传工作、防护常识、口头宣传、文字宣传(壁报标语、漫画等)、国际形势、国内现状、敌情分析等。
　　
　　我的日记，六十年来，都不间断的；可惜曾在金城江被贼偷走一本，在老河口被强盗抢去一本，这些都没有办法补写了。
　　
　　为了便于装在军装口袋里，所以我用的是那种三寸长、两寸宽的小本子写日记，有时在防空壕，或者战地、船上、车上，任何地方，只要有时间，一坐下来，就可靠着膝盖写。那时候，我的眼睛很好，写的字像绿豆那么大，有时很潦草，现在要我一天天抄下来，在目前实在做不到，这并不是我偷懒，而是因为眼睛流泪的关系。
　　
　　写到这里我要特别感谢痖弦先生，他从台北打来长途电话，问我抗战时间出版了哪几部作品，他在联合报上写了这件事；还要感谢赵滋蕃先生，他在中央日报副刊上，也曾提到几本拙作，引起了好几位朋友的关怀，来信问我，为什么不再版?这时我才想起抗战期间，记将士们牺牲生命的宝贵资料，为什么我不再版?让五六十岁以下的中年、青年朋友，了解一些当年的重要历史，也算替国家尽了一点微薄的责任。
　　
　　第三次上前线。我没有把日记抄下来，原因在前面说过，字迹太小，我看不清楚，加之在第五战区、第一战区工作不久，我就到西安主编《黄河》文艺月刊去了，所以这时期的工作，远不如在东战场的紧张、有成绩。
　　
　　另外，还有两篇文章：《抗战期中的妇女训练问题》和《怎样发动广大的妇女参加抗战》，考虑了很久，究竟应不应该算在里面?最后我想到中国的许多妇女问题、儿童问题，仍然存在，我这一得之愚，也可献给正在从事妇运工作的朋友。抛砖引玉，希望专家多多指正。
　　
　　当我花了两个多月的工夫，整理这部稿子，我是非常痛苦的。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下去的时候，眼前仿佛躺着那些受伤的将士，血肉模糊，惨不忍睹；耳朵里，仿佛听到他们呻吟；我曾多次放下笔来流泪，我的情绪在变化，有时伤心，有时高兴，有时痛恨日本鬼，为什么我们的先总统要以德报怨，不讨回他们的血债?八年多苦战，我们的损失太大了，至今回忆起来，犹有余恨!
　　
　　至于高兴，是我有幸参与了这次伟大而神圣的抗战，虽然我献出的力量，是那么微弱得可怜；但比起在后方挨敌机轰炸的同胞来，我究竟幸运多了。
　　
　　这些在前方的菜油灯下，或者是野战医院、防空洞里写成的报导文字，没有时间去推敲词句，文字的拙劣、直率，可想而知；但是朋友，这些是抗战将士和前后方所有受难同胞的血肉所换来的材料，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特别珍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