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耀武。

　　湖南大学东方红广场，伟人像南侧有栋红砖小楼，方方正正，中规中矩。

　　它是湖南大学办公楼，曾名为湖南大学科学馆，在岳麓山脚下的建筑中，它并不抢眼。来来往往的游人来去拍照，少有人将手机镜头对准它。

　　1945年9月15日正午，它二楼南角的房间里，中国军人王耀武与一位名叫坂西一良的日本中将见面，坂西一良在“日军投降缴械办法之武字第一号训令”上签名。

　　受降不是一场仪式那么简单，会场内严肃静默，会场之外却充满暗战。

　　多家报社复刊的“第一条特号新闻”

　　湖南大学科学馆是唯一一所举行抗日战争受降仪式的中国大学，对现场描述最为详尽的，应是当时参加受降仪式的记者张弓所撰文《常衡区受降记》。

　　据张弓所述，受降会场由国民党第四方面军外事处长董宗山设计，室内正面排悬中美英苏四国国旗及红色木质V字，右面、后面为窗户，“射进来和煦的阳光，照耀满室，充满了光明、欢欣、胜利的气氛”，当时及此后多种史料均着墨描述这场好天气。

　　9月15日，仪式开始前，中国特意安排9架银灰色飞机列成“V”从长沙上空飞过，通过会场的路上人山人海，看到飞机后呼声如雷。这既是庆祝，亦是示威——日本宣布投降后，湖南境内的日军数量有24万人。

　　上午11点，中美来宾先后到达，高声交谈。美军官兵来了50多人，他们大多带有照相机，等着抓取好镜头。中国的记者也有30多人，这其中有《长沙日报》、《市民日报》等停刊多年的报纸，受降仪式是他们复刊后的第一条特号新闻。

　　将领、军士、政界人士、工作人员和记者，共有两三百，房间本就不大，挤进来这么多人，现场很是热闹。

　　但随后开始的仪式，严肃而静默。司令官王耀武就座后，现场人员引导日方投降代表中将坂西一良、参谋长伊知川、参谋西乡、副官凌边及译员进来。坂西一良身穿军礼服，首先对挂在墙上的中美英苏四国首脑肖像行礼，继对王耀武鞠躬，王耀武欠身作答后，指令坂西一良坐席，并命呈验身份证明文件，继再指示其在“日军投降缴械办法之武字第一号训令”上签名，现场宣读后，翻译成日文、英文再次宣读，交由坂西一良亲收。坂西一良起立，双手接受，并表示“谨遵奉行”。

　　坂西一良俯首投降的湖南大学，在1938年4月10日，曾遭受日军轰炸，日军称此为进攻长沙的“得意之作”。7年之后，参加受降仪式时已“年逾50、鬓角霜白”的坂西一良不知内心所想为何？

　　70年后的今天，这栋小楼依旧伫立在岳麓山下、湘江西岸，而历史从未被掩埋，“这段校史，至今还是新生入学教育的重要内容。”湖南大学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张泽麟说。

　　“对马匹的爱护，让我们印象深刻”

　　简短的受降仪式，实际上经过了大量复杂的筹备。

　　受降仪式开始前半个月，中国军队已进入长沙，与日军代表进行接洽。负责收缴日军武器和担任俘虏营警卫的国民党第十八军驻扎在天鹅塘，今在望城区境内。1945年9月9日上午9点，日军派专员到天鹅塘与十八军洽降，第十八军规定日军将分布驻地地图、武器器材、马匹数目造表呈报，承诺保证日军俘虏的安全和生活供应。

　　洽降当日，日军代表冈岛重敏和林铣准时到来，此次见面，第十八军只是重申了中方态度：“我们保障你们的安全和生活供应，如有违反，一定按照中国政府法令办理。”

　　两天后，第二次碰面，日军带来了地图和武器、马匹清单，还带来两个礼盒，里面装着两名日军代表穿过的衬衣，想送给十八军代表。日军林铣说，这是他们个人的东西，以个人名义，向中国军队表示敬意。谁知这个举动让十八军代表勃然大怒，“中国军人在日本军人印象里都贪污、无能吗？”林铣只好收回礼盒。

　　这次碰面，十八军规定日本军人不能随意外出，原因是这期间发生了美军殴打日军事件，美军联络处的军人在长沙街头随意殴打日本军人，日军向十八军投诉此事。十八军代表找到美军联络处的雷克上校，雷克上校说“不知道，我查一查”，不过此后再未发生日军被打事件。

　　第三次洽降，日军向中方提要求了，要求加菜、提供冬季烤火的设备，还提出缺医少药，第十八军基本满足他们的请求，但要求只能保留一部分常备药品，数量不能过多，且必须造表上报。

　　洽降过程中，日军的一些细节也触动了中国军人，“日军整齐地按阅兵形式顺序排列，武器弹药分类集于队前，擦拭干净，并表面涂油。我们走到马匹队列，见马匹都洗刷干净，第一批大黑马笼头一侧挂有两个小铜牌，分别刻着‘乘员山田乙三。调教员柳川’，日本人的严谨和对马匹的爱护，让我们印象深刻。”

　　枪炮弹药堆在湘江边烧了8个小时

　　受降仪式结束之后，对日军的管理更是一项大工程。

　　当时的国民党第四方面军司令部军官陶富业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受降期间，全湖南地区投降日军共计24万人之多，被放在衡阳、长沙、湘阴、岳阳和常德5个地方集中管理，收缴的日军武器有17万多件，铁道装甲车2列，汽车2800多辆，骡马5000多匹。

　　1945年10月10日，王耀武向坂西一良发布一道训令，颁布了“日军管理处暂行办法”，做了很多详细规定，包括借用武器怎么管理、衣服如何统一、借用车辆如何申领通行证、购买生活必需品的要求、能够阅读哪些书籍等等，几乎涵盖日军俘虏劳动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即便是申请一台电报机，也需要王耀武亲自签批。

　　尽管管理严格，依旧免不了有日军生事，在受降之前，王耀武就多次接报，称有日军采取自杀、逃跑、毁坏武器等形式拒绝投降。

　　受降期间，日军的不法行为均被记录在案，整理成《第四方面军对日军投降后不法行为调查表》，呈送到王耀武的办公室。

　　1945年8月26日，衡阳地区的日军将应收缴的器材工具焚毁破坏。9月1日，长沙有日军将枪炮弹药堆在湘江边焚烧，火烧长达8个小时。9月5日，沅江及益阳的日军撤离时掠去大批猪牛及民用物品。

　　受降仪式之后，还有日军埋设手榴弹炸死中国军人，或参加劳役时强拉民夫、奸淫掳掠。

　　中国军队并未对日军这些行为采取军事打击，而是根据洽降签订的备忘录，“交由法办”，一度引起民众不满。

　　拂晓秘密抓捕“长沙八大汉奸”

　　王耀武在长沙成立指挥所后，一方面办理受降业务，一方面侦查并监视长沙及周边地区的汉奸行动。1945年10月1日，国民党上层发出一份机密电文，要求“凡曾充伪组织文、武机关及军事学校、部队，武官少将以上之正副主官，文官荐任以上之正副主官，目前尚未自新自效者；过去在伪组织之职位虽小，但罪行重大，尤其假籍日军势力残害同胞、剥削民众有据者，一律逮捕……”

　　按照电文要求，王耀武的部队会同长沙警备司令部，在1945年10月5日拂晓开始抓人，逮捕了包括“长沙市长”唐令欧在内的56个人。除了市长，“长沙县长”盛先茂、“长沙税务局主任”刘英、“长沙市商会会长”柳菊生、《大公报》主笔袁治坚等都在汉奸名录中。

　　当时民间有“长沙八大汉奸”的说法，唐令欧、柳菊生、盛先茂正属于“八大汉奸”行列。据史料记载，唐令欧在长沙沦陷之后，唐令欧被日军选中，担任长沙傀儡政权最高组织“长沙市自治筹备处”处长，后来该组织正式改为“长沙市政府”。

　　抓捕汉奸的行动非常隐秘，国民党上层要求“逮捕汉奸及逮捕条例盖不准发表”。

　　1946年7月19日，“长沙市长”唐令欧在当时的南京受审，罪名是“通谋敌国”。

　　汉奸逮捕名单中，还有一些“小喽啰”，比如被认定为间谍的萧有凤，理由是充当日军宪兵队队长的情妇；农场主刘春高掠夺民间耕牛，每天宰牛十多头，供日军食用。

　　并非所有知名的汉奸均被逮捕，根据史料记载，1944年6月18日长沙沦陷后，长沙人张芝文和凌云卿成为第一批主动投诚的人，他们举着写有‘欢迎“二字的白旗走进日军驻地，随后帮助日军张贴安民告示，连哄带骗加威胁，动员出城避难的市民回城，强迫他们掩埋数千具死于战乱的尸首。他们成立“维持会”，掌握了大量经济物资，从中牟利。“连日军都鄙视张芝文和凌云卿的人品”，日军扶持唐令欧成立“自治筹备处”后，就解散了“维持会”，张、凌二人被日军踢出“朋友圈”。或许正因为如此，逮捕汉奸行动中，他们成为漏网之鱼。新中国成立之后，两人曾经的汉奸罪行被揭发，受到制裁。

　　实际上，不少被认定为汉奸的人，后来仍存争议。名列“长沙八大汉奸”的柳菊生，被逮捕后有多方人士出面作保，将其救出。其后人调查他生平后认为，柳菊生是一名商人，因与日本人做过生意，被日本人强行推选为商会会长，后来柳菊生丢下生意一走了之，并暗中资助抗日人士，为延安敌后解放区运动捐赠了不少粮食和药材。

中国战区十六个受降区

　　亲历者说

　　市民得知日本投降，“难怪鬼子老实多了”

　　1945年，我任99军99师政治部副主任，驻防浏阳县城。8月10日，忽然传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次日中午，军长梁汉明接到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来电，令其负责受降事宜。梁军长接令后，即派我率参谋及翻译各一人，先到长沙了解情况。

　　当日下午启程，12日中午到达东山，在东山渡河时，老百姓听说日本投降，男女老幼无不欢欣鼓舞，鸣放鞭炮。下午2点左右，我们正继续向市区前进时，忽听到游击队伏击的枪声，我们冒险与日军哨所取得联系后，被领到杨家山附近一居民家休息，等候日军汽车接送。这时，市民尚不知道日军投降的消息，趁日军离开时，有个中年人走来悄悄问我：官长！你们来长沙做什么呀？我告以日军投降的消息和我们到长沙的任务后，他顿时喜泪盈眶地说：难怪，这几天鬼子忽然老实多了。

　　随后我们坐上来接的汽车，沿途只见日军调动频繁，呈极度紧张状态，虽尚有少数部队在进行操练，似故作镇静。但我们到达长沙后，抗战最后胜利的消息，便很快传开了。

　　我们在长沙与日军洽谈时，我国空军仍飞临长沙市区盘旋侦查，有时还用机枪向日军扫射。我们于14日凌晨3点离开长沙，回浏阳向军部禀报情况，15日，日本天皇已宣布终战诏书，无条件投降。

　　——国民党99军99师政治部副主任王象国（已去世）

　　江永

　　一家人四处逃难爬上悬崖绝壁住岩洞

　　来信：蒲文兴81岁

　　地处湘桂边界的小山城——湖南省江永县（旧称永明县），在抗战期间深受日寇蹂躏，饱尝战乱之苦。

　　1940年8月，日军攻陷衡阳，兵分两路，一路沿粤汉线进攻广州，一路沿湘桂线进攻广西。从长沙、衡阳等城市逃出来的难民，长途跋涉（零陵以下未通汽车）到江永，宁静的江永县城骤然热闹起来。街道上到处有人摆卖衣物、细软，以换取粮食度日，祠堂、破庙都住满了人。县城的上空经常有敌机侵袭，那时刚上小学的我也不知害怕，甚至跟着大人聚在一起看飞机，所幸未被轰炸。

　　1944年9月13日快邮代电传来距江永仅70多里的道县沦陷消息。县长携带家眷和亲信去黄甲岭乡躲避，人们也纷纷逃往乡下。我家选择去外公家的寺下村，那里距县城30多里，在外公家住了没多久，又转移到动周村。

　　日寇占领江永县城后，部分鬼子在夏层铺镇扎下据点，常下乡侵扰。那时听到有鬼子搜山，全村几百号人都四处奔逃。但也听说有个别胆大的村民，夺了鬼子的枪，并将他杀死。日军出动大队人马寻找失踪人员，如在哪个村附近发现了死者，那个村就会遭“三光”。

　　离动周村不远的带下村遭洗劫后，我们又收拾行李躲到更加偏僻的梨木塘村。为了安全，我们白天派人去山口放哨，如发现敌情，就通知大家躲到山上的岩洞。一条羊肠小道从山下盘旋而上山入洞，且要通过2米长的悬崖绝壁，有独木桥接通，人要紧贴山壁才过得去。

　　10月份，日寇从江永过境入广西后，逃到四里八乡的人们纷纷回到县城。沿公路的村镇，多数被毁，大桥铺村被烧个精光。公路旁、田地里、山坡上，几乎隔十多米就躺着一具死尸，惨不忍睹。走进县城，被炸的西正街危房摇摇欲坠，有的木料还在冒烟；西门外的街道也几乎烧光，无家可归的人，只能栖身于庙宇、祠堂。

　　11月，听说一股日寇至道县。我家吸取上次逃难的教训，跟着人群往大远乡（千家峒瑶族乡）。当走到距离县城8里路的新凉亭时，突然从县城方向传来“叭”的一声枪响，鬼子进城了。后来听说有小股鬼子越过新凉亭，去桐岩村骚扰。于是我家干脆逃到离县城30里的大宅腹村，借宿在一家姓周的农户牛栏楼上，用干稻草打地铺。当时已不使用货币，缺乏的食盐只能靠以物换物，再后来一段时间无论什么东西都换不到食盐。

　　在那兵荒马乱的日子里，对于手无寸铁的百姓来说，不用说带枪，就是有人手拿一把长矛大刀也会镇住一群人，常有打家劫舍，谋财害命案件发生。

　　1945年8月15日，突然传来日寇投降的消息，人们起初不相信，直至证实后才欣喜若狂，放鞭炮庆祝，逃难的市民挑着行李回城了。

　　多年以后，我常常彻夜难眠。在这里把亲身经历，以及耳闻目睹的事实真相记述下来，给后辈了解那段屈辱的历史，不让当年的悲剧重演，永远过上和平、安宁、幸福的生活。

　　浏阳贯头

　　一个营拼掉日军300多人

　　来信：唐维早75岁

　　枨冲镇贯头村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小村庄。这个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土地，曾经是浏阳军民抗击日本军队的战场。

　　1942年8月7日凌晨，驻扎在枨冲据点里的300多名鬼子兵，在联队长山本一郎的带领下，夜袭贯头。企图消灭在贯头布防的第四军第二师的一个营，打通通往醴陵的山路。

　　“鬼子进村了”，人们的叫喊声和密集的枪炮声，打破黎明前的宁静。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有的战士与敌人拼刺刀，有的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营长曾卫国决定杀开一条血路，冲到贯头小街对面小山固守。副营长赵青山带领一个连断后，掩护战士和百姓转移。突围中，一颗子弹击中曾卫国的胸膛，他英勇为国捐躯。

　　为营长报仇，战士们群情激奋，终于冲上山顶。村民们奋勇的帮战士们挖临时战壕。敌人也尾随追来。战士们子弹打光了，就搬起大石头向敌人砸去。二连战士周光亮右脚断了，左手仍然拿枪射击。可是鬼子网越收越紧，万分危急之时，敌人后面响起密集枪声，援军赶来。此次贯头保卫战，歼灭日军300多人，山本一郎也被国军击毙。中国军队也死伤360多人，伤亡连排以上军官42人。

　　潇湘晨报记者 张祥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