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吕碧城。

②张茂渊。

③曾约农和曾宝荪（右）。

　　红网长沙12月13日讯（潇湘晨报记者 储文静）除夕和春节的火车票已经提前开订了，“过年”的节奏慢慢临近。然而，对于很多单身汪来说，过年却有绕不开的烦恼：亲友的询问、频繁的相亲和父母的催婚。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网络上已经出现了各种版本的应对催婚的单身攻略。

　　你为什么单身？是还没遇到那个棋逢对手的人吧？可是民国时期，却出现过一股奇异的独身主义热潮，更有“不嫁会”等单身俱乐部悄然兴起，一个又一个单身女神成为那个时代独有的光芒。不需要婚姻，那就一个人终老又如何？主宰自己的人生，她们比现代人更有勇气。

　　不婚俱乐部反悔罚洋600元

　　对于教会女校——金陵女子大学来说，“独身”似乎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事。1919年金女大第一届5个毕业生中，只有一位名叫徐亦蓁的女学生后来结了婚。据1928年《妇女杂志》社的调查，1919年——1927年问，金陵女子大学的毕业生共计105人，结婚成家者仅17人。

　　1917年3月21日，湖南《大公报》刊登了一则消息《异哉女学生之立志不嫁会好事者为之也》。说江阴西门外某女学校，有年长之生徒八名，秘密创立一会曰立志不嫁会。该会规定：以立志不嫁，终身自主为目的，“既入会，当不参与人之婚姻事，若私与男子往来，经察觉后，立除其名”。

　　根据《大公报》记者的调查，这个“立志不嫁会”，创立不过半年，就被该校校长张女士侦悉，遂召集会员们，大加诲戒，若守不嫁主义，则蔑视己身，沦丧人权，不爱国之甚者也。

　　只不过不想嫁人而已，却被冠以沦丧人权、不爱国的罪名。“立志不嫁会”的半路夭折，并没有影响到独身主义人士的信念。两年后，又一家独身团体出现了。1919年1月9日，天津《大公报》报道，上海八仙桥女教师蒋某发起“女子不婚俱乐部”，入部年龄资格定20岁起至40岁止，每年缴部费6元。与之前女校学生的“立志不嫁会”不同的是，这个组织入会需有老会员介绍，而且要立下字据“誓不婚嫁，如有故违愿，甘罚洋600元”。据估算，在当时的上海，600大洋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现在人民币30000元，想来入会者应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女性。

　　第一“剩女”吕碧城以文学自娱

　　吕碧城曾公开宣称：“我之目的不在资产及门第，而在于文学上之地位。因此难得相当伴侣，东不成西不合，有失机缘。幸而手边略有积蓄，不愁衣食，只有以文学自娱尔。”

　　之前提到的那所金陵女子大学，极低的结婚率对应的，恰恰就是极高的就业率。知识女性大多不愿意回归家庭去相夫教子，因忙于事业而耽误婚姻的势必不在少数。即便是那位成了婚的徐亦蓁同学，也曾明确表示“愿抱独身，在我们这一个时代这是现代妇女的一种普遍的态度……如果没有来自于父母的压力和命令，我永远也不会结婚——生活中有太多的事情可以使我得到满足”。

　　太多的事情可以使她们得到满足，所以不必要在世俗的关系中去寻找人情冷暖与生命寄托。越来越多的女子不再满足于婚姻家庭这一条出路，而是纷纷去追求自己的事业。正如金陵女子大学第一任校长德本康夫人描述过的：“大多数女孩对男孩都并不特别感兴趣。迄今为止，在中国人的婚姻关系中，罗曼蒂克的爱情尚未成为时髦，对于那些具有知识和文化兴趣的女子来说，结婚本身并不具有特别的吸引力。”

　　这些都是抱着独身主义理念的事业型女性代表，还有一些单身的女子则是因为遇不到一生所爱，故而不肯将就的典型。民国第一“剩女”、袁世凯机要秘书吕碧城是当时有名的大家闺秀，她曾经公开宣称：“我之目的不在资产及门第，而在于文学上之地位。因此难得相当伴侣，东不成西不合，有失机缘。幸而手边略有积蓄，不愁衣食，只有以文学自娱尔。”

　　这种对独身主义的力挺多多少少还带着点学生腔和文人的浪漫。但独身女性在更多情况下是不容于主流社会的“畸形社群”。

　　林语堂对待独身主义就有着明显的偏见。他曾在《生活的艺术》(1937年)中认为独身主义是文明的畸形产物，不相信事业可以填补“不婚嫁、无子息”的遗憾，他认为独身的女子都是不快乐，甚至有些愚笨可笑的。

　　且不说曾宝荪、刘豫璇的终身未嫁，是不是带着宿命般的认定。还有一类人，年轻时抱着独身主义，却在晚年孤鸟双飞，让人不得不相信爱情。

　　民国传奇女子张茂渊，是清末重臣李鸿章的外孙女，知名作家张爱玲的姑姑，出身名门，才情满贯，一度因眼界过高而抱独身主义。然而，1925年，在开往英国的邮轮上，25岁的张茂渊邂逅了李开弟，与之一见钟情。但苦于李开弟有婚约在身，两人无法结合，张茂渊便立下誓言：“如果今生等不到你，我等来世。”五十余年后，李开弟的妻子去世，78岁高龄的张茂渊这才心愿得偿，嫁给了她等了一辈子的人。为了爱情而独身，亦为了爱情而结婚，这类女子有阅之不尽的坚持和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