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专家吴建雄

　　红网时刻新闻记者 李逢源 长沙报道

　　吴建雄最近的课题，是参与研究如何改革国家反腐败体制。今年61岁的他，担任中国反腐败司法研究中心主任、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等职务。两个月前，十八大主题出版物、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攻坚学习读本《国家命运——反腐攻坚战》一书出版，堪称我国未来反腐“风向标”。在本书选编的26名反腐专家学者中，吴建雄是唯一的湖南人。
　　
　　长期从事反腐法治研究等工作，吴建雄500余件调查报告在省和中央级内刊发表，其中100余件经中央、省级领导批示进入高层决策。针对我国目前反腐形势，吴建雄的观点是“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
　　
　　“十八大以后，我国反腐败的执法理念、战略目标和工作方式等都比以前有了质的飞跃，正在从过去的运动反腐、制度反腐逐渐走向法治反腐。”吴建雄说。他建议，应当出台一部专门的反腐败单行法，进一步完善国家反腐败工作。
　　
　　“十八大”后的质变
　　
　　对中央出台的反腐政策，吴建雄时刻保持高度关注。十八界五中全会的公报中，进一步强调了“巩固反腐败斗争成果，健全改进作风长效机制，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着力解决一些干部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形成敢于担当、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等，都让他更加看到希望。“这进一步表明了中央彻底反腐的决心，充分体现了我党反腐理念目标到实践模式的新超越。”吴建雄说。
　　
　　“自从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政策发生了质的飞跃。反腐败的政治理念、战略目标、战略重心、基本方式、主体责任、本质特征都有了重大变化。”吴建雄不由感叹。
　　
　　如从政治理念上看，吴建雄认为，“十八大”以前，我国反腐败的政治理念并不清晰，在反腐措施和制度建设上不够完善，对轻微腐败见怪不怪，形成腐败蔓延滋长的内在原因。“十八大”后，习总书记提出“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终于确立了国家反腐的政治理念。在这个理念的支持下，演绎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反腐大戏，打破了过去“退休即平安着陆”、“刑不上常委”的惯例，使得“打虎”没有上限、“节点”，更没有“休止点”。
　　
　　“十八大”后，反腐败的战略目标也逐渐清晰起来。“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建立干部清廉、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政治生态。这个目标的提出，就是一种价值取向，它确立了整个反腐败的动力，使得反腐不再适可而止。在这种价值追求下，我们才能进一步减少腐败存量，防止腐败增量。”吴建雄说。
　　
　　腐败是权力异化的产物
　　
　　腐败的根源是什么呢？吴建雄认为，从本质上来讲，腐败是权力异化的产物。权力本身具有天然膨胀的秉性。因为权力在人掌握了之后，很容易越界，因为权力是支配其他人的，很容易满足人们的欲望。此外，导致腐败的原因还包括监管不力，各方面规章制度不健全，追责监督不力，打击惩处不力，发现几率和查处几率太低，不足以形成震慑作用。
　　
　　“现在，腐败问题的发现和查处已有很大改善。”吴建雄分析，一方面是职能部门在受理举报制度上进一步完善，对于群众举报有专门规定，安排专门人受理。检察机关和纪检机关等对群众的举报都必须有回复。另一方面是老百姓可以通过网络反映情况，从而进入职能部门视野，使得发现问题比以前要快。
　　
　　由于过去法治反腐不完善，我国主要依靠制度反腐。但吴建雄认为，制度反腐存在很多弊端，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缺乏公平公正程序，容易出现选择性反腐、象征性反腐等等，因人因事临时性反腐较为常见。“现在逐步走向法治反腐，在反腐过程中遵守法律基本原则，如程序正当性、实体公正性、监督公开性、追责有效性等，选择性反腐跟制度性反腐都比较少了。”吴建雄分析。
　　
　　呼吁设立反腐专门法
　　
　　为了进一步加大反腐力度，吴建雄建议，应当设立一部专门的反腐败法。目前，我国的反腐败法律主要散见刑法中，但吴建雄主张刑事司法二元论，将刑事司法分为普通刑事司法跟腐败犯罪刑事司法。
　　
　　刑事司法是我国运用司法评价处置犯罪行为的手段。吴建雄认为，可以根据犯罪基因不同，将犯罪行为分两大类，一类叫权利侵害，包括所有普通犯罪，其侵害的是社会管理秩序；一类叫权力侵害，包括所有腐败行为，其侵害的是管理权力、国家机器本身。“权利侵害污染的是水流，但权力侵害污染的是水源，关系国家的生死存亡，所以更加严重一些。”吴健雄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要设立反腐败专门法，必须做到实体和程序统一、与国际公约接轨，基本涵盖法律规制的犯罪行为等。“现在还有没有列入法律，比如巨大浪费、变相贿赂等，入法应该是低门槛的，在犯罪行为处置上，体现刑事处罚和非刑事处罚，将涉及腐败的行政法规去掉。”
　　
　　党纪和法治反腐并行
　　
　　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的反腐败具有自身的特色。“中国特色的反腐败，存在两条线，一条是党纪，一条是法治。”吴建雄说。“依规治党是依法治国的特征。反腐败本身是党自己的行为，是党的自我纯洁，自我革新，强调在法制框架里依规治党。”吴建雄分析，党纪反腐具有先导性、示范性、严格性，法律反腐具有震慑性、强制性、公正性，两者相辅相成，相互制约。
　　
　　过去，我国反腐常常将党纪反腐和法治反腐相混淆。“比如我们过去常说双规，但现在很少提了。以前，纪委往往做了司法机关的工作，现在纪委的职责进一步清晰，只要一触犯法律，就移交检查机关处理。”吴建雄说。“十八大”以后，不仅进一步将党纪与国法明确区分开来，同时不断健全党纪反腐和法律反腐，两条轨道并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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