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张浩

　　麻风病，在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有着灰暗的一面，因其畸残率和传染性，一直以来让人们“谈麻色变”。在益阳市西南部、距城区80公里的大福皮肤病防治所，不大的院落和一幢两层高的小楼，住着42位麻风病人。

　　在这里，没有传说中的“与世隔绝”，也没有想象中的“森严壁垒”。病人、医生和村民之间相互尊重，没有歧视。这一切的背后，不乏16名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45岁的刘大飞，就是其中一员。

　　26年，坚守在防治一线

　　换上白大褂，查房、护理、换药。早上八点不到，刘大飞的身影便穿梭在“麻风村”里。作为大福防治所的护士长，这些每天都要重复的工作，刘大飞一干就是26年。

　　“歪脸、斜嘴、疤痕。”一提到麻风病，很多人就唯恐避之不及。初到防治所时，只有刘大飞一个人换药。从搀着病人到换药房、拆纱布、清洗溃疡、碘伏消毒、上药、包扎，每次都要忙上好一阵。

　　“病人的伤口神经大多受损，没有知觉。”刘大飞告诉三湘都市报记者，有时从外表看起来已经痊愈，但实质并没有。即使溃疡好了，也需要定期检查，不能懈怠。

　　换药时，给病人架腿的支架是刘大飞找人专门定做的，这样能让他们更舒适地换药，而她自己却一遍遍地弯着腰，不厌其烦地履行着一道道换药的程序。

　　除了对病人的悉心照顾，刘大飞还时常上门给在家治疗的麻风病人检查送药。72岁的何国华曾是一名麻风病患者，1976年来到“麻风村”，治愈后结婚，现居住在离防治所不远的地方。

　　“因担心后遗症，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去查看一下。”有时，刘大飞去病人家里复查，要走上十几里山路。“有的病人治愈后，担心受到村里人歧视，会很排斥我们。”而每次前往病人家里，刘大飞也会特意脱掉护士装，假扮病人的远方亲戚。

　　“比起身上的疼痛，其实病人更需要的是心理上的安慰。”对于每一位麻风病人，刘大飞都格外细心。

　　她在“麻风村”长大

　　并不觉得麻风病可怕

　　早在1983年，刘大飞父亲就在大福防治所工作，当时被称为益阳天罩坪麻风病防治站。

　　那时，麻风病还处于规定隔离治疗阶段。父亲经常要上到海拔1174米的天罩坪山顶，刘大飞就跟着去。偶尔，她也会壮着胆子跟在父亲背后，看着父亲给病人治疗。人手不够时，她还会上去帮忙打个下手。

　　虽然身边的小伙伴都被教导要离那些“麻子”远一点，但父亲却从未阻止过刘大飞上山。受父亲的影响，刘大飞对麻风病人少了畏惧，多了些亲近。

　　1990年，19岁的刘大飞从卫校毕业，看着身边的同学都去了大城市，她却选择回到从小长大的“麻风村”当起了一名麻风病护士。很多人不理解她的决定，但刘大飞自己却想得通。

　　“从小在‘麻风村’长大，我不觉得麻风病有多可怕。”刘大飞说，而且父亲很支持她，希望她能女承父业。“麻风病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现在住在这里的病人，其实都已治愈。”刘大飞说，如今极个别病人体内还残存有少量的麻风杆菌，但已没有了传染性。

　　因为从小长在“麻风村”，19岁就继承了父业，大家都笑称刘大飞是“麻风二代”。

　　背后

　　有机会调动，她却舍不得离开

　　26年间，刘大飞多次有机会调离防治所。早在2011年，她曾被调到县疾控中心。面对更好的工作环境，她直言不习惯，仅七个月，就申请从县里调回“麻风村”。

　　从县城回来的刘大飞，受到了全体“麻风村”病人的欢迎，但她的丈夫雷鸣却非常生气。对此，刘大飞说：“他是一名教师，我是一名医生，他离不开学生，我离不开病人。”

　　看到妻子如此坚决，雷鸣最终选择支持妻子。2013年，雷鸣也选择离开了县城，回到镇上的职业中专，陪在刘大飞身边。

　　如今的“麻风楼”，已经不再是一处“禁地”，反倒成了麻风病人安享晚年的家。在这里，不仅每个麻风病人都有独立的卧室，楼内还配有电视、空调。医护人员也全都居住在院内，只要病人有需要，他们就会第一时间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