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岁的赵新那。

赵元任全家福（前排左三为赵新那）。

94岁的赵新那。

　　1946年，于赵新那而言是人生的“分水岭”，她和丈夫黄培云回国，父母和三姐妹留在美国，从此天各一方，她成了赵家唯一的“中国人”。

　　她曾反复思考，作为赵元任和杨步伟的次女，究竟有多“特殊”？似乎从来都没找到过答案。这位“男神”般的父亲，在她94年的人生里的确是“特殊”的存在，前23年，他曾提供无微不至的温暖，从那之后，父女之间隔着茫茫太平洋，那些记忆又都化成海水般的思念，绵延，直到他们再次相见。

　　如今，已经满头白发的她，只要有人提及父亲，她的笑从嘴角溢出，持续良久。然后，拨动轮椅开关，转到客厅书堆处，在那里，她和父亲还有着说不完的“牵挂”。

　　撰文/潇湘晨报记者 伍婷婷

　　“我没父亲的天赋，来长沙六十多年不会说长沙话”

　　立春过后难得的艳阳天，长沙到处洋溢春色。2月15日，在中南大学院士楼里，赵新那挪动不太方便的身体开了门。儿子一家出门了，她一个人在家。她顾不上自己的不便，迎客进屋。

　　她保留父亲待客的习惯，来人在“来访簿”上签名，留下联络方式。“哎，现在大家都有微信，联络方便，不像以前，父亲朋友来家中都要靠手写地址。”她主动将话题切入“父亲”，停顿少许，从记忆深处掏出父亲第一次来长沙就能用长沙话给罗素做翻译的事，尔后不无遗憾地说，“父亲有天赋，他会33种方言，从上海坐船到长沙，路上学了长沙话，到长沙后直接用长沙话给罗素做翻译。可我来长沙65年了，还听不懂长沙话。”

　　童年时期的赵新那跟着父母满世界“搬家”，经常做“插班生”，她有时候也会抱怨，刚到一处定下来还没适应，又要去别处，这让她怎么学说话！所以，她总说自己是家里最没用的，因为2岁跟着父亲去清华园，学了北京话，后来一辈子不改，父亲因此也常说她是“老顽固”。

　　在学说话的这段时间，她像父亲研究语言的“试验品”，而父亲则充当着“翻译”角色。“我在美国出生，1岁去法国学了法语，到清华园时家里的保姆说方言，父亲就在这中间当翻译。”待赵新那学会北京话，1932年，他们一家又到了美国，那时候，她一个英文单词都不会，父亲觉得学语言得用直接法，就将她和姐姐送进学校，跟人家混着学。一年半过去，英文刚适应了点，家又搬到上海。她还记得在学校闹了笑话，那时考试写作文，题目是“学生应有的态度”，她不认识“态”，就胡乱写了一篇。这之后，她又去了南京，等慢慢适应中文，一家人又辗转到长沙，她插班进了福湘女中。“那时，我记得在班上学了一篇《桃花源记》，那是我学的算带点文的东西了。”这时，她中文刚跟上节奏，孰料第二年，又跟着父母去了夏威夷。那是她学得很辛苦的一阵，要学历史和生物，一天100多个生字，经常翻字典都来不及，每天都盼着父亲回家给她们做标注。一年后，她上高中，写作文时老师给两个分数，一个作文分，一个文法分，“我文法分经常是不及格，好尴尬呀。”到了大学，为了躲避文字和语言，她选择数学和化学，“因为文字少些，文字太磨人了。”90多年过去，她现在只会说北京话和英语，家乡方言只会一句，那一句还是1937年第一次跟父亲回常州时父亲教的。

　　她还尝试着模仿父亲说长沙话，碰到孙女“拆台”：“我跟我妈说的长沙话你都听不懂。”她不服气，硬说自己买菜能听懂一些，孙女笑了，“那是，说慢一点你能听懂，可总是没学会。”

　　“父母的角色似乎互换了，但缺一不可”

　　在赵新那家，父母分两派，父亲时常打趣说自己是“蔫派头头”，夫人是“凶派头头”，两人的角色反了。陈西滢的女儿陈小滢也记得，“赵伯母是个爱丈夫、照顾丈夫无微不至的人，但对孩子的照顾没这么细致，就连她最后一次住院医治，临出门前，她还在嘱咐赵伯伯的衣食住行，她的孩子们对于她的感情远不如对父亲那般深厚。”

　　问及赵新那，是否父亲更亲一些，她激动起来，“不能这么说，各有各的性格，他们都影响我，父母于我缺一不可。”赵元任12岁父母亲同年去世，姨妈姑妈把他带大，他把家看得特别重，所以，他从始至终给自己的小家营造温馨的氛围。

　　赵新那在父亲身边的时候居多，她父亲觉得不仅要带好孩子还要养活老婆，可她母亲不以为然，她喜欢交际，经常忙着厨房和社交的事情。“我得白喉时，我妈坐在我旁边看我打血清有什么反应，她心情甚好地剥螃蟹肉。人家说她，女儿都病成这样了还想着吃，她坐在那儿反驳，说难不成还哭啊叫啊。”但母亲也是爱她们的，只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她姐姐得了猩红热，母亲怕大家被传染，非常麻利地把大家隔离开来，“她可能更像‘爸爸’角色。”可她父亲更细致，像“妈妈”。她得肺炎和内膜炎那阵，要敷一种很烫的药，她不愿意敷，这时候父亲就坐在床边，一边给她敷药，一边教她背九九乘法表，“我记得他背一一得一，一二得二……然后慢慢地拖音，越到后面拖音越长，我病好了，乘法口诀也学会了。”她偶尔翻出父亲给她拍的那张敷药照片，感动极了，“父亲为了哄我，在床上放了一堆东西给我拍照。”她印象中父亲特别有耐心，她参加高中的数学比赛，没有得第一名，但是答案是对的，回来很沮丧。父亲见状，让她将答题思路告诉他，“他不像别的父亲那么严肃，而是很耐心地告诉我做得对，但做得较为复杂，可能别人的简单些，他还一五一十地把更为简单的方法教给我。”

　　跟父亲在一起，赵新那很快乐，小时候父亲出门就会带着她们，他开车，她们就在后座闹。只有大姐和她时，父亲谱曲，三人一起唱，和声都是三人一起完成，那时候她父亲将其称为“三部曲”。后来，有了两个妹妹更热闹，由于家中都是女孩，大姐和父亲唱男高音，两个妹妹唱女高音，赵新那唱女低音，车开到哪里唱到哪里，“那是没得完的。”

　　四姐妹还因为父母所学选择不同职业。大姐赵如兰是哈佛大学第一个华裔女教授，教音乐学；三妹赵来思本来跟父亲一样学数学，但她喜欢文学成了作家。小妹赵小中也有八十多岁了，她学的是天体物理。赵新那那时候想跟母亲一样学医，可杨步伟否决了女儿的想法，“除非不嫁人了才学医，可我二女儿长得太美了，若不嫁岂不是暴殄天物？”于是，赵新那学了化学。

　　杨步伟和赵元任结婚“个性”极了，手书结婚证上只贴了四毛钱印花，他俩在通知书上写上“1920年6月1日下午3点钟东经120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在北京自主结婚。且拒收礼品”。而后赵新那及两个儿子结婚除了法律手续，也没任何仪式。

　　父亲的名曲，一直“藏”在心里

　　去年8月，92岁的方言吟诵者史鹏去中南大学院士楼看望赵新那，她一时兴起，唱了父亲教她的《卖布谣》。在旁边听得出神的儿媳妇惊呼，“我嫁到她家这么久，第一次听到。”唱完歌的赵新那笑中带泪，这是他父亲的名曲，她一直“藏”在心里。

　　1946年，她回到中国，本以为父母随后不久也会回来团聚，可局势变化，直到1973年才得以跟父母相见。这27年，她经历很多挫折，但一直保持跟父母通信，她写信给母亲，收到的回信上总有父亲加的注解。她时常想象父亲像“顽童”般在信上写写画画，很是欣慰。父母第一次回国，她和老伴及两个儿子赶往北京与之相聚，激动不已。21岁的黄家林第一次见到外公，便被问及喜欢管乐还是弦乐，“我说喜欢弦乐，因为音质好听。可外公说他喜欢管乐，因为弦乐拉得再好，声音放大以后就不准了，而管乐在工厂里做好，只可以出这个音这个调。”短暂的相聚结束，还没到家赵新那就想念他们了。1979年，母亲90岁生日，她赶去美国探亲，见到33年未见的妹妹，哭了许久。那次，姐姐在东部，她和三妹去加州陪母亲，“我记得我们买了白的红的玫瑰花，摆了几个瓶子都没装下，感觉一家人一下子回到我还未离开美国前。”

　　两年后，她母亲去世，父亲在1981年5月再次回到故土，那时，他87岁了。这次姐姐和她陪着父亲，见了很多老朋友，她尤记得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小型音乐会上，有人用美声唱他的《卖布谣》，他听了直摇头，但没人邀请他唱，他不好站起来，在底下干着急，“我鼓励他站起来做示范，他没推辞，接过话筒就用无锡话唱了《卖布谣》。”后来，他又去到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也安排了一场演唱会，这次，又有人唱他的《教我如何不想他》，没用美声，他兴奋得像个孩子。等演唱会结束，他就跑到演唱者面前跟她握手，还一个劲地说，“你唱得对。”他时常听人唱这几首歌唱得很“太平洋”，碰到这个唱法，他很欣慰。随后，他又走到麦克风前唱了两首歌，其中之一就是《卖布谣》。那次，他还在上海百代公司录了音。

　　或许，这首带着家乡口音的歌曲于他是一种“牵挂”，对赵新那来说，这何尝不是另一种“牵挂”呢？

　　“我和父亲有着剪不断的‘牵连’”

　　“我的这一生啦，作为普通人，学习工作生活一直靠自己，经历了那么多，现在还算可以吧。”她空闲的时候会看一些回顾历史的电视剧，总会从中找到共鸣。那些真实的画面促使她去回忆，“‘九一八事变’我8岁，在北京，‘一二八事变’我在上海，‘七七事变’我在南京，1941年‘珍珠港事件’我刚上大学，待我1946年回国，还在路上碰到美国海员大罢工，等船都等了三个月。”当然，这些经历不是全部，当一切艰辛都挺过去之后，赵新那感慨，“我觉得自己就是社会一员，人生就是这样，没什么大不了。”

　　她翻开大儿子寄来的照片，回头又看了眼客厅里老伴的照片，“时间真快，我现在四世同堂了。”她算了算，来长沙已经65年了，若是老伴还未过世，今年刚好100岁诞辰。她回想起1937年跟父母逃难到长沙，插班进福湘女中，大家知道她不吃辣，恶作剧，偷偷在她碗里放辣椒。可惜，这么多年，她没学会长沙话，也没学会吃辣。

　　但跟长沙的缘分似乎又因父亲注定了。她父亲来长沙3次，1920年给罗素做翻译来过一次，1935年方言调查又来了一次，待到1937年抗日战争逃难又来长沙，“最后一次，我家住在铁佛东街，现在都拆了。”

　　94岁的赵新那还在整理收罗父亲事迹资料，以前父亲保存在别处的资料都转到她这里，她和小儿子一起整理。赵元任从1906年起记的日记，他的一生拍摄的黑白、彩色影集，还有出版社在约稿。“我好多事，大姐去世不久，我还要给她写回忆文章，母亲的东西也需要整理，我现在还清醒，得赶紧做出来。”几年前，她经常在电脑前一待就是12个小时，后来身体吃不消，家人不允许她那样做，她才稍微“收敛”了些。为了不给家人添麻烦，她啥事都亲力亲为，从去年11月到现在，大家相互拜节的信件，都是她自己回复，“通过回信，我突然发现，去年走的人真多啊。”说完，她突然提起了葬在岳麓山上的丁文江。“丁伯伯是我爸的好友，1937年我第一次来长沙去看过他的墓，后来墓重修仪式我也去过，现在我想去，但已经走不动了。”而他父亲，最后一次回国说下次回国一定要来长沙，或许他还想去看看这位故友，只是，终究没能回来。

　　人物介绍

　　赵新那：赵元任和杨步伟的次女。1922年生，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中国粉末冶金学科奠基人黄培云的夫人，中南大学化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