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14日，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沙龙——“您心中的气候适应型城市应该怎样”在长沙召开，政府官员、绿色环保团体、大学生在人类活动影响加重、气候灾难频发背景下，共同设计气候适应型城市。

　　红网长沙5月15日讯（时刻新闻记者 卢欣）“您了解气候适应型城市吗？”闻言，家住上海城小区的刘阿姨摇了摇头，“与你小时候相比，长沙气候变化大吗？”刘阿姨笑着说起一个段子，“长沙的冬天爱上了长沙的夏天，却始终不能相见，于是长沙的冬天干掉了春天，长沙的夏天灭掉了秋天，它们在一起了，生了一个闺女，叫倒春寒，生了个儿子，叫暖冬。”

　　这是普通市民对气候变化的感受。昨天，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沙龙——“您心中的气候适应型城市应该怎样”在长沙召开，政府官员、绿色环保团体、大学生在人类活动影响加重、气候灾难频发背景下，共同设计气候适应型城市。

　　人类活动与灾难

　　2004年上映的美国电影《后天》中，温室效应引起冰山融化，地球进入第二冰河期，龙卷风、海啸、地震在全球肆虐，整个纽约陷入冰河的包围。

　　湖南省气候中心主任廖玉芳说，人类活动的扩一步步侵蚀湿地、森林、河流，温室效应、酸雨等问题愈演愈烈。“人体发热会不舒服，地球不舒服了，会如何爆发？”

　　2012年7月中旬，全美半数地区遭热浪侵袭，导致42人死亡；2014年初，热浪侵袭澳大利亚，一周内造成203人死亡，同年11月，澳大利亚10万只蝙蝠被烤死。高温随之而来的是干旱，2012年，美国遭遇“世纪大干旱”，中部广袤的大平原上，玉米地一片枯萎，畜牧场的奶牛日渐消瘦；2014年巴西境内最长的圣方济河(Sao Francisco)主要源头干涸，城市供水吃紧，连续几个月不定时停水。同时，2012年9月，巴基斯坦发生洪灾，造成将近300人死亡，受灾人数超过600万人。

　　气候变化对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已经并将持续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对城市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安全和人民生产生活构成严重威胁，“电影《后天》离我们多远？”

　　我们需要怎样的气候适应型城市

　　从《斯德歌尔摩宣言》（1972年6月16日）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从《京都议定书》到“巴厘行动计划”，到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2014年底的利马气候大会，2015年底的巴黎气候大会，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气候灾害呈多发、重发之势，防灾减灾成为了当今世界以及今后长时期内人类共同面临的巨大挑战，其中，中国是最早制定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发展中国家。

　　廖玉芳认为，气候适应型城市的防灾减灾能力应该明显提高，应对极端天气气候的能力明显增强，城市化对所在地气候的影响明显减弱。

　　“没有气候灾难是不可能的。”廖玉芳表示，应将气候风险管理纳入城市规划设计，将气候可行性论证纳入重大工程建设审批。“建设防雷系统、海绵城市、通风廊道、地下综合管廊等工程不仅可以减少热岛效应、酸雨、全球变暖，还能在不可抵御的灾难发生时，减少损失。”

　　圆桌会议

　　印度籍环保人士Prerna

　　气候适应型城市必须为地球“减负”

　　Prerna分享了一个案例。白蚁是筑巢能手，在炎热的津巴布韦，它们的巢穴能保持湿润、凉爽，津巴布韦人仿照白蚁建房子，建出来的房子使空调成为摆设。“建立气候适应型城市需要启发创新意识，不断为地球 ‘减负’。”Prerna说，“在中国，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呈上升趋势，未来城市人口将不断增加，气候适应型城市必须高效率利用各种能源、土地、水资源。”

　　湖南财经经济学院教授黄梅

　　通过城市规划、绿地建设找回湿地

　　去年，黄梅尝试通过改善湿地环境推进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他到湘江、湘江支流、省内各湖泊调研，发现城市在扩张，不断侵占湿地、河流。

　　“湿地作为水系与陆地的过渡带，物种多样性最为丰富。湿地减少、水系统不畅通直接影响气候变化。”黄梅认为，气候适应型城市应该通过城市规划、绿地建设找回湿地，通过天然或人工的方式将原有湿地、水系统构建起来，不断改善生态环境，形成良性循环。

　　湖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唐双娥

　　湿地、河流保护应纳入城镇化建设总体方案

　　极端气候不断在改变了现代人的观念，究其原因，是人类对土地过度利用和改造。在新型城镇化建设如火如荼发展的大背景下，如何将其与气候适应型城市相协调成为唐双娥最关心的问题。

　　气候变化最早被视为环境问题，现在则被认定发展问题，唐双娥表示，气候变化、大气污染、建筑节能等都应作为强制指标，纳入城到镇化建设总体方案中，“当然，这是顶层制度设计需要解决的问题。”

　　绿色潇湘环保组织荣誉理事章志标

　　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需要民众参与

　　根据民政部发布的数据，2016年，中国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近1.9亿人次受灾，1432人死亡，274人失踪，1608人住院治疗，910.1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直接经济损失5032.9亿元。

　　“草根环保人”章志标一直牢记这个数据，他认为，应该不断地宣传气候变化的紧迫感、危害性、灾难性，动员普通社会成员参与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只有让公众参与、社区参与、政府参与，才能更好推动适应性城市建设，减少自然灾害发生带来的损失。”

　　绿色潇湘传播和快反中心负责人刘科

　　气候立法必须向社会公开

　　长沙市政府正通过各种方式改变气候环境，如墙面绿化、廊道规划、立交桥建设，但市民对此了解很少。

　　“长沙市城市设计和规划是否进行了气候评估？如何申请气候评估公示、公开？”刘本欣提出自己的疑问，“如果气候评估、立法向社会公开，市民、NGO组织对其有更多了解，关注气候的人也会越来越多，投身于环保的人也会越来越多。”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生王蓉

　　海绵城市的建设应寓于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之中

　　长沙作为两型社会试点城市，提出了“山水洲城 一江两岸”的城市总体规划。王蓉认为，可以将江河湖泊、洲岛湿地和碎片化湿地作为湿地网络纳入到气候适应型城市的建设中，并且与地下管廊的建设、城市绿地、景观设计结合，充分利用雨水资源，建设水弹性城市。

　　同时，政府环保部门应对企业造成的外部性影响进行评估，通过法律、法规、机制约束并督促其改正。

　　专家意见

　　中国海绵城市倡导者、反城乡硬化运动发起人刘波

　　气候适应型城市是人类活动发展到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特别是城市化进程加剧给自然环境和人类自身发展带来巨大困扰的情况下一种必然的抉择。建设气候适应型城市既是国际发展战略，也是中国国家发展战略。

　　湖南作为国家两型社会示范区，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对绿色低碳发展、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刘波建议，政府部门应带头减排，领导干部应是社会减排楷模。“有些三、四线城市，领导干部开会长期都是车接车送，在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过程中，这种行为必须予以纠正。”

　　政府应对所有产业分类进行指导，制定减排时间表，做出切实的减排安排。积极引导、培育气候适应型产业成为湖南绿色经济的增长点、绿色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方式转型的示范样板，大力研究、发展绿色金融和碳金融，使之成为社会转型和经济转型的资本支撑，充分利用2017年国家建立碳交易市场这个关键时间节点，抢抓机遇，让湖南真正实现弯道超车。

　　建立以居民家庭为基础单位的碳减排单元，社会成员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消费方式应尽量贴近绿色化，摒弃房子越买越大、汽车排量越大越好这种资源消耗的消费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