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2月16日《大公报》赌徒扫街的报道。

1930年4月12日《大公报》，警章上说，不报经长官许可，不得擅自拿赌。

1920年11月23日，广东拒赌会及学校各团体3万余人举行请愿禁赌大游行。

赌场内的赌徒群像。

　　盛夏，四年一次的世界杯在俄罗斯举行，足球成了人们狂欢的主场。短短一个多月的比赛，带出了一个“网红”——天台。球赛只要爆冷，就有人嚷嚷着要“上天台”，大多因为“赌球”押错了边。

　　民国时期的长沙，虽不“赌球”，但赌博方式五花八门，那时不流行“上天台”一说，但因赌博自杀者也大有人在。

　　文/潇湘晨报记者 伍婷婷 实习生 张婷

　　民国长沙市民喜欢在秋冬之际斗蟋蟀

　　赌博现象在历朝历代都有，但到了民国时期，赌博在全国更甚，长沙也未能幸免。那时候的省城长沙，制卖赌具的人像卖日常的生活用品一样，将赌具陈列在市面上。即使官方有法令禁止不准许赌具买卖，但也甚少有人顾忌。

　　这一时期，长沙的赌博方式五花八门，翻钱宝、盒子宝、诗宝、画眉笼、跌三青、鹌鹑圈等，多为传统花样。其中最为流行的要数叶子式、骨牌、骰子、弹钱宝、蟋蟀盆、斗鸡。叶子式俗称字牌，用纸糊剪张印正伪，民国初期称之为博对符或博摊符，老年人最爱。长沙人也爱骨牌，在当地称之为木脑壳、推牌九，比叶子式更流行。长沙地区有些无赖专门习骨牌用以谋生，浮荡子弟常常进入其圈套，有时候千金资产立马散尽。那时候，长沙的船户就用骨牌（以博东道，凑钱若干以酒食为孤注）诱惑过客人。但相比叶子式、骨牌等，弹钱宝是普通人最常用的赌博方式，因为它是外来的，人们还称其为苏州式。

　　此外，还有流行于中产阶级人群的摇骰子，它包括掷升官图、揽胜图、赶绵羊、状元筹等，大概这些内容就跟升官发财有关吧。除了用这些特制赌具来赌博，民国时期，斗蟋蟀在赌博界也占有一席之地。在当时，蟋蟀名目繁多，大多以体型和颜色命名，有象牙嘴、棺材头、梅花翅、三段锦等，但是最厉害的蟋蟀是白露节气前后捕获的“白露将军”。1931年10月4日的《大公报》，就有一则报道，文中提到，市民最喜欢在秋冬之交聚众斗蟋蟀，每角一次，输赢之数多至数十元数百元不等。当时省会公安局严令禁止这种行为，还在南阳街双品香茶社拿获陈杰、陈寿容等十一人，获蟋蟀数十只，并将这些人押送至东区警署，共开出罚金41元以示薄惩。另外，在长沙不同地方赌博方式也不尽相同，城南流行斗鸡，往往以大量金钱下注。

　　随着对外交流的增加，长沙又出现新式的赌博，这其中以筑城墙（麻将）为盛。在1912年《湖南民情风俗报告书》中曾记载，十年前麻将在湖南都没痕迹，就是近年由宦商及苏扬娼家传来，长沙、湘潭、常德三处商业繁盛，妓馆林立，当时上至达官贵人，下至乡野百姓，无处不闻麻将声。甚至，一些地方还出现了雀牌俱乐部。而这一时期，就连妇女、尼姑、和尚、道士也有人加入赌博之中，有些底层人士甚至将赌博当成投机发财的手段。

　　“喊话”爱搓麻将的国民党党员

　　赌风盛行，严重影响了个人、家庭及社会秩序，政府不得不禁赌。

　　其实，自清朝到民国，历届政府颁布诸多法令，不同程度实施禁赌。清政府将赌博与乱民、盗贼、娼妓并列为“四大恶习”，赌博被列为首恶，并制定相关法令严禁；维新时期，湖南保卫局厉行禁赌，将省城赌徒作为重点管理对象，若查其终不悔改，即申报上官予以严惩。至民国时期，湖南都督府严厉禁赌，规定在省城长沙，警察对于赌博或类似赌博之事，无论何时何地，及参加赌博者为何人，均应严厉查禁。这样，赌博之风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遏制。但好景不长，军阀混战后，赌博再次死灰复燃，直至民国之终，也未能彻底根治。

　　禁赌效果虽差强人意，但政府为“正社会风气”也锲而不舍禁赌。1912年11月27日，湖南《大公报》刊登了一则抓获9名赌犯的新闻。报道称，煤码头河边沙滩上，有多人聚赌，于是派出警员拿获陈菊泉、黎原山、周子云、廖福臣、张坤、谢国卿、张友才、王汉臣、朱佑动等九名赌犯，后经署长分别明说，判陈菊泉、黎原山、周子云、廖福臣等四名各拘留三日，张坤、谢国卿、张友才、王汉臣、朱佑动等五名各拘留两日，共罚大洋五元示儆。1922年10月20日，《大公报》又刊发“破获大批烟赌窟之快闻，一共八家捕获犯人二十一名”的消息。文中提到，烟赌流行，民众和假军人明目张胆，毫无顾忌。这现象以大西门一带最盛，有一百多家，这件事被湖南省省长赵恒锡听说了，尤其深恶痛绝，“昨晚令本部下于十八号晚上六时，带着士兵分别拿办赌徒，破获南门外顺利、亚僧、振华、永信四家。大西门外也有三家。北门外一家。缴获了很多赌具，共抓获现行犯二十一名”。

　　为了禁赌，政府一边表决心，一边撇去高冷姿态，改为苦口婆心相劝。1929年9月9日，安仁县政府曾在《大公报》上发表一篇严厉禁鸦片和赌博的文章，列出赌博危害，甚至苦口婆心劝说赌禁森严之际，没有赌博的要时刻警觉，没有戒赌的应该提早回头。长沙市公安局则在1930年1月6日的《大公报》上表决心，说长沙市公安局到处发现赌博之事，如拦路虎抽糖、掷骰子等事，又看到住家的小户商店，当街打牌，尤其妨碍社会风纪。于是便通告各署各分所长警，遇到此类赌博情况应及时勒令制止，情节严重时可随时拿究，并且需要将具体情况上报。

　　除了禁赌，官方对查赌者也非常严格。1930年农历元旦，三仙湖船户何爱芳等停船雀战，当时该镇警察所长李实派遣的警员指其为聚众赌博，迫使他们出九十洋元的罚款。又因警员擅自作威作福，致使其毙命，导致当地船帮大动公愤。湖南民政厅厅长曹典球以该警察所长督率不力、应付无方，当即训令他先行撤职。在禁赌上，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还专门对党员提出“禁止打牌”的通告。其他政府部门颇为严厉的禁赌也屡见报端。1929年8月7日，财政厅在《大公报》对各统税局做出要求：“严禁牌赌吸烟，如局长有违者，以督察疏忽之咎……”这里明令提出局员牌赌吸烟，要对局长进行督查疏忽的处罚。1929年11月19日，国民党湘乡党部直接在《大公报》上“喊话”那些爱搓麻将的党员同志：“如党员有搓麻雀者，初次劝戒，二次函报该管分部执委，一面将其姓名事实载入每周工作报告表备考栏内，一面去函警告。如仍不改，至第三次查觉，即呈请上级党部惩处等情……”

　　惩罚赌徒，拿着贴有自己名字的白纸旗扫街

　　1930年2月16日，当一行人拿着贴着自己名字的白纸旗扫街时，路人纷纷驻足，捧腹大笑。原来这是南区警署拿获一起赌博案，给赌徒的一种惩罚。这一天赌徒李万发、唐富高、田庆山、杨福生、谭少云、廖国卿、饶春生、李妙仁、杨氏等九人没有罚款，警署制作了白纸旗八个，上面书写了赌徒姓名，监督他们在正街一路街道扫街。因为赌徒杨氏是孕妇，这次警署出于人道主义，让她免于扫街。

　　禁赌屡禁不止，政府对赌徒的惩罚也花样百出。1932年2月14日，长沙《大公报》上有一个“赌犯题名录”，在那时，赌犯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这份赌犯名录所牵涉范围之广着实让人咋舌。正如标题所描述的那样：“东区警署所获，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村的俏的一应俱全”。原来，赌博也是分时间段的。每年年关之初，赌博之风尤盛。或许是年关将至，大家手头上有些许闲钱。被东区警署捕获的这些人中，男女赌徒皆有。为了以示惩戒，在这份报道中，不仅曝光了赌徒，还将聚众赌博窝点翻了出来。其中浏正街六十二号拿获郑金生、李季云、何玉生、张鉴卿等十七人；礼问街福茂隆烟店拿获黄新思等人；在顺星桥十号拿获贺树云、任福全等人；宝南街昌明旅馆拿获任新民等人。

　　对于男女聚众赌博，被警员抓到后，除了张榜和扫街，还需要罚款，没钱交罚款的就得拘留。1929年9月9日，商埠署巡长李宗裕在监运街十四号陈王氏家抓获聚众赌博的胡刘氏、邓有胜、王年贵等六人。这是一群无业游民，时常夜以继日地聚赌，当他们供认聚赌事实后，分别判处陈王氏五人共罚一十六元大洋，而没钱的王年贵，则判拘留四日。当日《大公报》则以“有钱的罚钱了事，无钱的拘留四天”为题报道了这则消息。

　　但对于几十年的老赌棍，政府给出的惩罚可不是罚款和扫街那么仁慈了。1930年2月1日，《大公报》刊登了一篇“估橘赌骗，游街示众”的报道。文中提到，警署派出便衣队兵在长潭之华轮船上捕获杨国斌、尤正林、胡桂林、彭长林、舒祖发、陈玉章、黎和生、邓耀南等八名估橘赌犯。这些赌徒有同伙二十多人，已经赌骗三十多年了，有旅客报警说他们在船上被骗赌失去二百五十八元银元和一个金戒指。便衣队兵把这些物品一同查出，让旅客领去。之后把这些人的照相张贴，让他们游街示众以儆效尤。

　　赌徒自己上“天台”还把老婆逼上“天台”

　　赌博如泥淖中行走。在民国时期，因赌博打架、袭警、自杀者屡见报端。

　　1931年11月19日，《大公报》上就刊登了鼎大粮行“屈季能不兑牌账两次殴伤警察”的新闻。他赌博输了二十块大洋，住湘汉旅社的妓女杨眉寿见其可怜，为他做担保。谁知道他不认账，于是两人发生口角，杨眉寿便喊来岗警冯维世劝解。见警察到来，屈某反而责备警察不该干预此事，除了辱骂，还拳脚相向。赌博打斗在那时已不是个案，有这样一场打斗就发生在农历新年。家住西湖路六十号的李子华是个老赌棍，他在农历新年的下午邀请很多人在他家赌博，赌具包括摇骰子等。他的邻居李青达输了数十元后幡然醒悟，便和李子华交涉。在这其间二人发生口角，双方扭打在一起。李青华一时控制不了情绪，拿起一根扁担就将李子华的头打破，李子华一瞬间血流如注，昏死在地。后来，当地岗警将双方带走。1932年2月11日的《大公报》刊登了这则小新闻，还加了一句评语：“这是农历新年中的一个怪的现象。”

　　“赌博之害，大之荡产亡身。”不管是放在民国还是现在皆如是。在民国没有因赌博输钱“上天台”一说，但因赌博倾家荡产，或愧疚或郁闷者，选择自杀也是常有的事。1931年12月31日，有新闻就记录了因赌博欠债而被逼自缢的故事。家住长沙东乡沙坪的常云恺才24岁，他在坡子街熊彩章纸庄做事，因为在外面嫖娼牌赌，亏欠了数百大洋，于是转到小西门正街上同说祥纸庄。换工作后，仍不戒赌，又因赌博亏欠数百大洋。但又因为年底，纸店账项调整，又加上外面追讨债务的人繁多，常云恺不知所措，于是乘人不备时，在店里吞食鸦片自尽。后被人发现送至医院，但最终因抢救无效死亡。沾染赌博欠债的老百姓如此，一些国民党机关干部也选择自我解脱。1932年1月9日，《大公报》采集了“国民党省党部传达因赌开除故投河自尽”的新闻。这位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传达冯国才平时是一个很本分谨慎的人，有一天忽然别人诱入赌场，输掉了八十块大洋。因为参与赌博之事被单位知晓，他直接被单位除名。于是，他越想越郁闷，感叹自己又输钱又失业，也只能“上天台”了。他直接投河自尽，不过幸好被岗警及时发现救了下来。

　　但也有不幸者，因一人赌博全家遭殃。1932年2月15日的《大公报》就有一则类似新闻：在中东长街十五号开熊元顺槽坊的熊克俭和妻子都是江西人，他们本来夫妻生活和睦，儿女双全。两人尽心尽力打理生意，手上也有闲钱，可从农历新年起，熊克俭就拿着这些钱，在外面赌博，彻夜不归。接连几天如此，还输掉了不少钱，他妻子何氏，害怕店里的生意会受影响，多次劝阻，但没有效果。何氏询问他的输赢情况，劝他不要再执迷不悟，但两人发生口角，妻子何氏趁店里人不备，竟然上吊寻短见。等熊克俭察觉到的时候，他妻子因抢救无效而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