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难所唱起“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96岁长沙老人回忆南京大屠杀；目前登记在册的幸存者已不足百人

12月13日，芙蓉区常青树老年公寓，汤玉珍40岁（左上）、42岁（右上）和79岁时的照片。 图/记者辜鹏博

　　“那年我14岁，看上去就像七八岁……”81年前，南京城中，年仅十三四岁的汤玉珍和家人蜷缩在避难所里，目睹同胞被日军杀害、被掳去强奸……这些成了她最难以忘怀的痛苦记忆。

　　81年后，已96岁的汤玉珍，还能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里，清楚唱出当年避难所中众人哼唱的歌曲，面对潇湘晨报记者，她生怕没能讲清那段岁月，也同样怅然，“很多人都死了，我不知道还能活多久”。

　　潇湘晨报实习记者 文鑫 长沙报道

　　“向前走，别退后……牺牲已到最后关头”。12月13日，长沙市常青树老年公寓，81年前汤玉珍在避难所中唱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再次从她口中唱出。伴着熟悉的旋律，如今，已96岁的汤玉珍，向潇湘晨报记者说起了南京大屠杀时的苦难岁月。

　　“往哪里逃，我们不知道”

　　汤玉珍在南京出生，家里有6个孩子。后来，父亲去世，母亲靠挑担养活孩子。

　　“当时南京城里的人有四种去处，有钱人直接出国，有一些钱的人选择出省，再来是出县，第四种就是我们，一无所有，只能呆在城内。”1937年12月12日，邻居告诉汤玉珍一家，日军就要进城了，赶紧逃难。汤玉珍告诉记者，“逃到哪里去，往哪里逃，我们不知道。”

　　汤玉珍的母亲到处借钱，希望让一家人出城，“那天（1937年12月12日），我在家门口站着，当时南京城已经火烧天了，一个警察过来问我‘你怎么还不走’，我已经急哭。”汤玉珍回忆。12月13日清早，满街都是逃难的老百姓，突然，有人“喊日本人来了，快去避难”，汤玉珍一家人赶紧随人群逃去了避难所。

　　“门开得晚，鬼子就一刀刺过去”

　　汤玉珍说，当时，外国大使馆的聚集区开辟了一块地方，供南京城的难民们避难。“很小的地方，挤了好多人。”

　　但日军进城后，开始实行“三光”政策，并进行杀人比赛。避难所也不能完全保护到难民。汤玉珍回忆说：“日本鬼子还是能进来，当时日本士兵敲门，开得晚的，鬼子就会一刀刺过去”。

　　之后，有人谣传日本人信佛，汤玉珍的母亲就带几个孩子逃到尼姑庵去。汤玉珍说，尼姑庵里挤了上千人，但日军照样过来杀人，“当时有人喊日本人从正门来了，大家就疯狂往后门挤，有人喊日本人从后门来了，大家又疯狂往正门挤”。见此情况，汤玉珍一家赶紧又躲回了避难所。

　　“街上被烧光了，没有市场，也没有人。”汤玉珍道，避难所虽然比街道安全得多，但每天还是有很多日本士兵来到所内强奸中国妇女。“日本人强奸之后，有的就放了，有的直接一刀杀死。”汤玉珍说，母亲将泥巴敷在自己和孩子脸上，让她们不被盯上。

　　屠杀过后，危险也没离去，“我们在房间里聊天，一个日本人直接进来，就将我的一个同伴抱住，把我们踢开，拉上帘子。日本人走后，我们哭成一片。”汤玉珍说，“那时我14岁，个子小，看起来和7岁差不多，身上也很脏，没有被那个日本人盯上。”

　　汤玉珍告诉记者，当时，她曾出去过，看到日本人将中国人套到袋子里，用锤子砸死，再扔进河水里，“河水都是红色的”。

　　日本士兵烧杀抢掠一段时间后，国民政府与日本谈判，恢复了城内市场，尽管这样，“我们出去都要给日本人鞠躬，母亲还给我戴了袖章，她说，那是代表投降的意思，这样日本人才不会找我们麻烦。”汤玉珍回忆。

　　现状 “现在过得很幸福”

　　抗战结束后，汤娭毑的大哥在湖南任职，并告诉母亲来湖南生活，于是全家动身来到了长沙，汤娭毑到了衡阳税务局工作，并与一位同事结婚。如今，她住在长沙市常青树老年公寓。

　　“我现在一个月拿4000国家补贴，活得很好，但我不知道还能活多久。”汤娭毑说。她唱完《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又接着给大家唱了一首当年的歌曲，赢得了阵阵掌声，随后，她还唱起了工作时候唱的情歌，把记者带到过去的岁月里。

　　汤娭毑说：“当年日本鬼子太残忍，把我们不当人，现在生活很幸福，要珍惜”。

　　幸存者

　　登记在册的不足百人

　　12月13日，是第五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纪念馆数据显示，截至12月6日，2018年已有20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去世，目前登记在册的幸存者不足百人。

　　“就像赶鸭子一样赶走了，一起被绞死了，长江水都红了。”——幸存者王秀英（10月31日去世）

　　“日本兵要爸爸带他们找‘花姑娘’，但没有找到。我们害怕极了，最后（他们）把父亲抓走杀害了。”——幸存者赵金华（12月2日去世）

　　“像我们这样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已经不多了。每个中国人都应该知道那段历史。”

　　——幸存者陈广顺（12月3日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