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商圈是长沙最出名的商圈，琳琅满目、车水马龙映衬出的，是今天长沙人富足的生活。外地人来长沙，长沙人到节假日，不少人都会选择到五一广场去潇洒一番，放肆享受社会发展的红利。

距五一广场约一公里的蔡锷中路有一个小弄堂，名叫徐祠巷，在如今高楼林立，一片繁华的长沙城内丝毫不起眼。然而，在八十多年前的那场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战中，一段抗战传奇正收录于此。

这里就是“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旧址。

打开大门（图/张必闻）

古朴的大门、灰色的墙壁、陈旧的石库门，走进这座安静的院落，时间仿佛在此凝滞，八十多年前的那段历史放佛在我们面前缓缓展开。

八十多年前，日本帝国主义的悍然侵略，让每一位中国人都感到了生死存亡的威胁。“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国难当头，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共产党和国民党，搁置恩怨，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1937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派徐特立、王凌波到长沙建立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与中共湖南省工委一道，开创国共合作抗日的政治局面。

1937年12月，六十岁的徐特立抵达长沙，由于他是毛泽东的老师、曾创办了长沙女子师范学校和湖南孤儿院，一时间让战时阴影下的长沙城热闹了起来。

徐特立（图/张必闻）

“湘教育家徐特立离湘十余年，昨日下午二时由武汉来长……徐着灰布短衣，神采奕奕，不减当年气概”。当时的《力报》记录下了徐特立抵达长沙时的情形。

经媒体报道后，登门拜访徐特立者络绎不绝。

在“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旧址，进院后穿过天井进入堂屋，堂屋正中放着一张椭圆形的桌子，几把椅子依桌而立，整齐大方。

“第一次去徐家祠堂那条街上的八路军驻湘办事处（通讯处）……谈话的地方是正对着大门的一间屋子，屋子正中摆了一张椭圆形的会议桌，徐老坐在桌子的一头，七八个青年坐在桌子的两侧和对面。”

这是青年余光中第一次到长沙时，前往位于徐家祠堂的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拜访徐特立时的情景。

大厅（图/张必闻）

1937年底，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初建于长沙市东长街(今蔡锷中路)徐祠巷19号徐家祠堂。

为什么是初建？因为1938年2月，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就迁至寿星街2号，真正在徐家祠堂的时间只有短短三个月。

“当时的祠堂大多带有学校性质，八路军驻湘办事处所在的徐家祠堂也有一个学校，趁着学校寒假空隙，就在这里挂了牌。”长沙市博物馆原研究员周英告诉观潮君。

从1937年冬天到1940年秋天，在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存在的33个月、1000个日夜里，这个只有20多人的通讯处，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从借祠堂、租民房，到四处躲藏式办公。他们围着湖南画了一个圈，足迹遍及长沙、邵阳、衡阳、湘潭等地。

1937年底，在位于长沙市蔡锷中路的徐家祠堂，挂牌成立。

1938年2月，因徐家祠堂内的民达小学开学，驻湘通讯处搬至长沙市寿星街2号，租三益粮栈部分房屋办公，此时的徐家祠堂还留有驻湘通讯处的部分招待所（因为人员较多，通讯处还在雅礼中学设置了电台。由于武汉形势紧张，同时担心敌机轰炸，考虑到防空的需要，在水陆交通较为方便的燕子窝陈家祠堂增设一处办公地点）。

1938年11月，文夕大火前夕，驻湘通讯处迁往沅陵。

1938年11月，文夕大火后，驻湘通讯处全部迁往邵阳东门外两路口曾家院子办公。

1939年8月11日，因接到国民党第九战区通令，被迫停止办公，通讯处撤销。

1939年10月，驻湘通讯处从邵阳迁至衡阳。

1939年11月，驻湘通讯处转移到湘潭。

1940年9月，在当时长沙市白沙井岭5号，国民党非法逮捕王凌波，并将王凌波夫妇武装押解到桂林，至此驻湘通讯处工作全部结束。

电台（图/张必闻）

驻湘期间，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要承担统战、采购转运军需物资、掩护中共地方组织等任务。工作人员经常深入街巷做社会调查，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

徐特立除了凭借教育家身份获得的群众基础外，还非常擅长演讲。到达长沙后的第三天，徐特立就在银宫电影院宣讲《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听众达三四千人，把整个电影院挤得水泄不通。当时的《观察日报》甚至评价说，徐特立抢了说书人的买卖。

与徐特立一起重返长沙的，还有宁乡人王凌波。房子简陋，整个机构只有20多人办公，但“五脏俱全”，徐特立主外，王凌波主内，相互配和。

在八路军驻湘代表的影响下，湖南各救亡团体创办了大量抗战刊物，其中史学大家翦伯赞担任主编的《中苏》半月刊就问世于此时。

一大批湖南进步青年在八路军驻湘代表的影响下，纷纷前往革命圣地延安。

王凌波使用过的眼镜（图/张必闻）

1937年，长沙女中学生赵绿吟到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提出申请，要求去延安学习。年底，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从长沙先后输送到延安的青年约1000人。

醴陵进步女青年潘代清听说长沙组织战地服务团，她秘密串联了七个同学报了名，学校严加阻拦，前后门都加了两把大锁不准出去，她们从防空洞中跑了出来，后来又被学校追了回去，遭到停学两个月的处分，毕业前找到八路军驻湘通讯处，被安排去了新四军。

募集前线物资，并穿越炮弹将其送至前线，是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最日常、也最为重要的一项工作。

“1938年夏天，八路军驻粤通讯处曾将宋庆龄经柔济医院黄雯医生多次捐助的大量药品和医疗器材及海内外人士捐助的饼干、罐头食品和衣物经铁路托运，由徐青护送运交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收转，通讯处工作人员刘一鹤担任口头和文字翻译以及向华侨写回信致谢的工作。”长沙市博物馆馆藏的《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一书就曾记载了各方募捐的情况，其中在宁乡募集防毒捐款200余元，在长沙衡光工业社募集到了寒衣，这里的职工还曾向八路军写慰问信及捐款。这些物资都由八路军驻湘通讯处集中，分批转运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和南昌新四军办事处。

由于是国共合作期间，公开设立的机构，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不仅可以走街串户地募捐，还能从国民党政府那里领取前线“军需”。

陈列柜1（图/张必闻）

当时，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物资来源主要有两个。其一，是根据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统筹安排，由驻湘通讯处向国民党衡阳军需处办理交涉，领取军饷、武器弹药、被服等。其二，是湖南各界以及广东等地和海外侨胞捐献的大批衣物、药品、医疗器械等各种物资。如印尼华侨曾捐献成批虎标万金油，东南亚华侨还捐献了军用救护车等。

此外，八路军驻湘通讯处还直接为延安运送了物资。如1938年6月，在通讯处送往延安的“车上装了许多纸张，当时延安非常缺乏印报的纸。还有苏联援助的200多挺机关枪”。

“还发动并组织妇女统一制作新的鞋子、袜子、衣服，当时的房子，整屋子堆满了物资，都用卡车运到了延安。”周英说，当时民众的抗日热情被点燃，募捐和制作前线军需的积极性很高，这些物资都送到了前线战士的手中，极大地支援了抗日战争。

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从建立到撤销近2年的时间里，共招收赴延安的进步青年680人，培训人员2220人，营救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65人，接待国内人士20000人，国外人士20余人，为抗战前线筹措、转运物资多达50000余件。

观潮君近日前往探访“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旧址时，处于闭馆期，在与工作人员真诚沟通后，方被允许进入参观。

一位在旧址工作了8年的工作人员告诉观潮君：“其实我们是非常欢迎大家来这里的，无论是游客还是媒体，老一辈革命家的故事、精神，需要传承和发扬。”

“开馆时平均每天三五十人来吧，这里是红色教育基地，政府机关组织的和散客都有，现在周边要拆迁，因为安全原因所以闭关了。”附近的居民徐先生告诉观潮君，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并不需要门票，但由于鲜为人知，前来参观者相对较少。

这里距长沙最为繁华的五一商圈“一步之遥”，老房子被拆，虽是城市发展的正常新城代谢，仍不失为一次经济与文化的艰难抉择。

但让人欣慰的是，近年来，随着省委省政府对于历史文化古迹的保护力度持续加大，例如“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旧址这类承载着优秀民族文化的建筑一般都会原址保护。

著名古建筑学家、湖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柳肃对观潮君说，古建筑是刻在石头上的史书。这座藏身于繁华都市的小院落，刻录的那段历史，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财富，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和义务继承。

“不管怎么样，还是要好好保护起来，这是历史的一段纪念，也可能是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唯一能看到的纪念了。”周英感慨说。红网时刻特邀作者 观潮的螃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