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杰接到ICU负责医生的电话，有名患者有捐献器官的意向，她立马赶到现场了解患者的各项情况。

红网时刻新闻记者 王诗颖 摄影 陈杰

今年31岁的刘亚杰是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

她的工作，一半是死亡，一半是新生。24小时手机不关机是她的常态，深夜里总有她奔赴医院的身影。自2014年从医院护士转变成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后，就开始了她的生命“摆渡”之旅。

一边即将逝去，一边等待挽救，刘亚杰与同事们在两条生命间架起桥梁，“每次都是对生命和灵魂的洗礼。”她说。

第一次见到湘雅附二医院opo协调员刘亚杰是在医院的神经科icu。她接到icu负责医生的电话，有名患者生命没办法延续了，有捐献器官的意向。她立马赶到现场，了解患者的各项情况。但是只是意向。

刘亚杰与一名脑死亡的家属沟通捐献的各项事情。

一条慈悲又漫长的路 陪伴比劝说更重要

刘亚杰曾是湘雅二医院的一名普通护士，见到了太多因为等不到合适的器官而离开的患者，她更懂得器官捐赠的意义。

2014年，刘亚杰进入湘雅二医院所成立的湖南省人体器官获取组织（opo），“当时我们这个团队只有3个人。”刘亚杰说，当时有这个机会进入opo时，自己很快就答应了，“也是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感觉，并不知道困难会大到什么程度。”对她而言，看过那么多的遗憾，更想亲身走进这些捐赠者和受捐者。

5年的时间，这个原本小小的3人团队已经发展至11人。经她参与协调成功捐献的案例有140余例，一般一例器官捐献的工作周期是4天左右。如果一例器官捐献能挽救3-6名患者，她现在相当于挽救了500余位患者，相当于挽救了500多个家庭。刘亚杰说，“这也是我一直深爱这个工作的原因。”

家属同意捐献器官以后，刘亚杰立刻赶到该医院的ICU，查询患者的各项指标，并且开始着手安排器官获取的准备工作。

家属意向捐献器官以后，刘亚杰立马赶到该医院的icu，查询患者的各项指标，并且开始着手布置器官摘取的准备工作，与搭档在icu商量各项工作安排。

去年8月，刘亚杰接到电话，一名三岁的患儿彤彤（化名）随时可能心跳骤停，而彤彤的爸爸妈妈希望能够捐献器官。“接到通知后，我立刻赶到ICU，当时孩子的父母已经泣不成声，但母亲依然流着泪催促着我们赶快把捐献手续完成。”

作为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刘亚杰见过了很多的拒绝和犹豫，但像彤彤父母这般支持的，却是少见，“后来彤彤妈妈跟我说，她觉得这是女儿自己的心愿，她要为女儿完成。”

手术完成后，彤彤父母在太平间门口坐了一整夜，当第二天刘亚杰再见到他们时，母亲的鞋子都已经不知去向，“她说扔垃圾桶了，我就一遍一遍去翻垃圾桶，没有找到，最后在店里又为她买了一双。”

在医院将手续完成后，刘亚杰开车将这对父母送回了家，“下车之后，他们对着我鞠了一躬，表达对我的感谢。”这一躬对刘亚杰来说，是温暖，更是她在器官捐献协调员这条路上所感受到的人性的美好。

器官摘取必须在没办法自主决定的时候，必须要直系家属签字按手印。这名患者的父亲，举着这个手指半小时，最后才按下来。

半小时后，器官评估小组的医生，运送器官的工作人员都陆续到位。

当器官摘取医生和各位工作人员到位后，刘亚杰坐在电脑面前，把患者各项指标都登记在数据库里。

当家属签订了捐献器官协议以后，刘亚杰的工作就是保证器官的顺利摘取。器官的摘取必须要及时完成。深夜，患者情况不妙，刘亚杰立马安排工作人员紧急摘取器官。

连续协调工作6个小时后，刘亚杰到楼下透透气，喝口水。

器官摘取后，器官捐献者的后事也是她的工作。刘亚杰坐在车里安排器官捐献者的追悼会、墓地等安排相续落实。但是现在刘亚杰遇到了一个麻烦，器官捐献者因为头部动了手术，家属想给患者戴个帽子。这个时候已经没办法购买帽子。 

每一次的捐献背后 都是逝去和重生的故事

最终，彤彤的捐献让三名患者重获新生。但对刘亚杰而言，协调工作仍没有结束，“彤彤的离开对他们的父母心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彤彤母亲经常通过微信向我诉说她的苦恼。”

也因为如此，刘亚杰特意去学习了心理咨询课程，用更专业的方式来开解她，“可以说这是工作之外的，也可以说这是我们协调员应该做的。”如今彤彤妈妈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并跟随着刘亚杰参与了很多的志愿活动，“我们现在已经是朋友了。”

一般一例器官捐献的工作周期是4天左右，在她职业生涯里，她参与完成了140例器官捐献的工作。

当完成这例器官捐献工作以后，她自己小孩已经连续发烧2天，在空隙时间，刘亚杰给母亲打电话，咨询小孩情况。

从事这个工作以后，用刘亚杰同事的话就是她走路都带风。

一般一例器官捐献的工作周期是4天左右，在她职业生涯里，她已经完成了45粒器官捐献的工作。如果一例器官捐献能挽救6-7名患者，她现在相当于挽救了315名患者，相当于挽救了315个家庭。刘亚杰说这也是我一直深爱这个工作的原因。 

成为器官协调员后，为了能够应对各种情况，刘亚杰身上多了更多的“才艺”，不仅成为了心理咨询师，为了让自己更加专业，休息的时候刘亚杰甚至拖着一个小音箱去步行街进行演讲，“锻炼自己的胆量和口才。” 刘亚杰负责的辖区是长沙县和浏阳各大医院，这些医院离自己家很远，但她很享受开车的时间，这段路程，她可以抽空收听法律和心理学的音频。

5年的协调员生涯也让刘亚杰变得更豁达和珍惜，“刚做这份工作的时候，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家属哭我也跟着哭，这几年慢慢学会了控制自己，让家属觉得有依靠，告诉他们珍惜当下才是最重要的。”

这些年来，刘亚杰的手机始终24小时待机。器官捐献的信息一来，不论在哪里，都要立即出发。这份工作似乎让她忙的没有个人时间，但她仍然享受和珍惜，“器官捐赠者们生命的最后时刻都是我陪伴过来的，每一次的接触，背后都一个逝去和重生的故事。”

今天正好有段时候空闲，停不下来的刘亚杰来到医院附近超市，想买个玩具去最近给她打电话的捐献者母亲那里走访一下。

刘亚杰负责的辖区是长沙市部分医院和浏阳各大医院，她很享受开车的时间。

因为从事器官协调工作，会面临各种法律和心理等问题。她利用路途的过程，边驾车边听关于法律的网络课程。

医院马上要进行演讲比赛，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的她，拿着话筒在医院门口进行演讲练习。

这位母亲2018年捐献了小女儿的器官，但是女儿的离开，让她一度不能面对现实。刘亚杰会经常给她进行心理辅导。

这位母亲2018年捐献了小女儿的器官，但是女儿的离开，让她一度不能面对现实。刘亚杰会经常给她进行心理辅导。只要走时间，刘亚杰都会去器官捐献者家里走走。她说，这也是我能给捐献者能做的一点点事情。 

快要离开的时候，这名母亲说记者同志 ，麻烦给我们拍个笑脸，我们都要幸福的面对生活。

背景：

我国在2007年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这个阶段的器官捐献协调员主要是红十字会等机构的志愿者。2010年3月，中国正式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第一批器官捐献协调员接受培训并深入到全国范围内的医疗卫生机构寻找潜在器官捐献者。专业培训和考核使协调员走上专业化、职业化道路，越来越多具备医学背景的人成为器官捐献协调员。2015年1月起，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成为唯一合法来源，我国器官移植事业与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工作正式进入规范化管理的有序发展阶段。目前湘雅二医院OPO完成器官捐献600余例，让2000多名患者重获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