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10多天就要高考了，洞口县第四中学（以下简称“洞口四中”）高三学生段文武对这场考试充满信心。

因为最近一次模拟考试，他考得不错。另一个支撑点，是考上大学后，他不用为学费发愁。

他们的求学故事

今年17岁的段文武，是洞口县石柱镇兰河村人，从小家境贫寒，父亲因病过世后，他与母亲相依为命，生活更加艰辛，随时面临失学危机。

学校得知情况后，专门派了老师去他家走访。随后段文武被纳为教育扶贫对象，他的学费全免，按政策享受的扶贫金也逐一落实。

“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加上他妈妈不时出外做工挣钱贴补家用，段同学慢慢地能集中心神，将主要精力扑在学习上”，班主任雷清云老师介绍说，“在最近的一次模拟考试中，他排名全班第9名”

扶贫成效，在段文武身上，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展示。

图为贫困生段文武的卧房兼书房，是家中相对“最温馨”的地方。

段文武的师弟张旺，现读高二，家住洞口县岩山乡月塘村，早年父母离异，父亲因病基本丧失劳动力，年过七旬的爷爷承担着养家重任。

张旺于2017年考入洞口四中，当时的升学成绩在全县排名第1901名。

入学后，班主任米水华了解到张旺的家庭情况，经常与他交流谈心，在学习上、生活上给予关心和帮助，同时将他的情况上报学校，申请免除一切学习费用。

学校很快将张旺纳入贫困受助生范围，此后除了免交学费、课本费、教辅费外，他每学期还能享受国家扶贫助学金和奖学金，家庭负担减轻大半。

高二上学期，免除了学杂费之忧的张旺，在调研考试中获得全县第41名。“现在，他的学业成绩，在高二全年级基本上排名第一。”洞口四中政教干事肖镇桥说。

很难想象，没有扶助资金的支撑，这些成绩优秀的学生能顺利坚持到现在。

“这在过去是不敢想的。即便是班级或学校发起捐助，也只能帮一个两个，需要帮扶的学生一多，怎么办？”洞口四中副校长尹大喜认为，教育扶贫是从源头、从政策上保证了贫困学子有书读，真正做到了让一大批像段文武、张旺这样的贫困学子，得以扭转人生走势、彻底改变命运。”

“信息联络员”覆盖全县

教育扶贫是从根本上阻挡贫困“代际传递”，但具体怎么做，还得大费周章。

洞口县仅义务教育阶段就有10余万学生，摆在扶贫路上的第一道坎，就是收集信息。人员分散，家庭情况千差万别，如何迅速界定和掌握全县贫困学子的信息？

当地教育系统的做法是，按照“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残疾”“特困供养”等几个关键词过滤一遍，凡是符合这些特征的家庭子弟，都纳入教育扶贫范围。

为保证信息的真实性，洞口县教育局首推人海战术——派老师下村走访，责任到人。这些老师在教学之余，每人对口负责一定数量的贫困学生的核实工作。这就是洞口县在湖南首创的“教育扶贫信息联络员制”。

洞口县教育局信访办主任黄亦龙介绍说，2018年6月，局里专门印发了“在各村设立教育扶贫工作信息联络员”的文件，建立了以村为单位的教育扶贫摸底机制，各乡镇中心校在每个村安排1名教师担任该村信息联络员，这样能确保从源头上“责任到人”，实施精准教育扶贫。

那么，这些信息联络员具体要做哪些工作呢？

“一些琐碎的事情都得做。你得发放问卷，要采集好贫困生的原始信息，填好入户调查表，要现场照相，然后整理信息，装好档案，输入电脑，再将每个村的信息装订成册。还要将扶贫金发放信息提供给村里并公示，将各村反馈的资助漏发、错发学生名单及时上报纠错。”

“所有这些老师都是利用课余或周末时间开展信息采集和联络工作，几乎都是‘5+2’工作模式。我们去走访的每一位老师，身上都要带几张表，随时记录和反馈。每位老师一般包5户，有的老师对当地情况熟悉一点，就多包一点。”洞口县教育局扶贫办主任杨小波介绍说。

他们的说法，在一些学区和教师那里得到了证实。

“有些较大的村有130到200户贫困户，最多的一个老师分了40户。”洞口县山门学区主任罗永清认为由老师来当信息联络员有很大便利，但工作量也比较大。

石江镇小学老师张秋英说：“我们学校把需要走访的贫困户分成很多组，每位老师走访七八户，有村干部协助处理。”

在很多学校，这个贫困生的信息采集和联络工作，主要由班主任来完成。洞口二中担任高三班主任的张琰说：“我班上几十名学生中，有9名属贫困建档立卡户，我们通过走访摸底和核实，把这个数据报给学校，由校团委统一管理。”

洞口三中高三教师罗秋红说，每位老师大约要收集3名学生的信息，一般先是家长反馈，再由班主任去村里走访核实，“其他任课教师也参与，主要还是班主任落实得多一些。我们核实后会公布有关信息，还在微信上发了走访图片”。

“大家访”与 千人大会

信息联络员制实施后，第一批337名联络员的名单汇总到了县教育局。

“这样一来，村里有哪些贫困户学生，驻村的人有哪些，所在学校是哪个，我们都做到了心中有数。名单里有联系电话，一旦哪个村出现问题，我们马上打相应联络员的电话，能够快速解决问题。”杨小波说。

为了让这个“教育扶贫信息联络员”制度落到实处，洞口县教育局专门制定了对策、下发了文件。

“我们对所有信息联络员的待遇，都以文件形式予以明确。要有保障，要让做事的人没有后顾之忧。”杨小波介绍说，包括管理和监督，都有细致的规定。

这还不够。

湖南实施村村合并后，洞口县有些村动辄有四五千人，每个老师去一个村，如果走访所有贫困户，有一定难度，也容易疏漏。

“光靠学校和老师还不行，我们从一开始就定了层层负责制。”

杨小波介绍，如2018年实行的四级联动教育扶贫“大走访、大排查、大宣传”活动，首先就要求县教育局班子成员包片。洞口县教育局副局长陈能德联系的责任片区，就有文昌街道、雪峰街道和杨林、石江等乡镇，“同时派了4个队员王立新、唐永红、肖翔、付育芬，负责这一片”。

然后，是中心学区包乡镇，基层学校校长包村。

“比如这个村你包干负责，包干到户，作为校长，就选派教师，一个教师负责五六户，要走访每个贫困家庭，有具体任务和要求，要把建档立卡的、低保的、残疾的、特困供养等家庭子弟，要摸底出来，连辍学的都要摸底出来。”

为确保扶贫质量，2019年4月初，洞口县还开了教育系统千人大会。“所有的校长和驻村联络员，还有学区成员，中小学的总务主任等都参加”。会上要求严格落实教育扶贫政策，准确掌握贫困生信息，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漏洞，“不能让一个学生因贫辍学”。

邵阳市委脱贫攻坚第二专项巡查组到洞口县巡查后，肯定了当地的一些做法，这让许多从事过教育扶贫一线工作的老师“感觉很欣慰”。

劝学：把“放牛娃”请回学校

实施教育扶贫信息联络员制，掌握大量来自一线的信息后，一些因贫辍学或即将可能辍学的学生，也陆续进入了视野。

洞口县山门镇中学有个初一学生张详，家境贫苦，与奶奶生活在一起，因智力障碍，此前读了6年小学，连名字都写不好，奶奶也对他失去了信心，让张详辍学，整天在家里放牛。

学校知道情况后，决定上门劝学。但面对老师做工作，张详奶奶摇头说：“算了，不读了，去了（学校）也读不到什么。”

但校长尹桂华和班主任尹丁不放弃，反复劝说，最后终于将张详劝学回校，重新拿起课本。现在，“放牛娃”已经能写自己的名字，“在学校有个氛围，和大家在一起读书，还是能学到一些知识。”

校长尹桂华还讲了一个事例，2018年毕业于山门镇中学的张小栋，家庭非常贫困，小学毕业时，家里已经无法供他上学。家里四口人：小栋，因病瘫痪的父亲，70多岁的爷爷，90多岁的太祖母。因母亲改嫁，家里所有收入来源，主要靠70多岁的爷爷耕田种地，平时只有他姑姑接济一点。

“这种情况，看了非常难受，不是亲眼所见，你无法感受那种贫困。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小孩，你让他怎么开朗？他不仅担忧衣食住行，还得时刻担心哪天会失学。”尹桂华说，学校随后将其纳入教育扶贫范围，免除所有学费，发放了扶贫助学金，校团委也经常利用节假日去看望他家人，帮他们打扫卫生等等。

在大家关心下，张小栋的性情变得开朗些了，以较好的成绩考上了高中。

被评为“2018年度全市学生资助档案管理先进个人”的肖镇桥，也介绍了他们遇到的劝学故事。

“如在我们洞口四中读高一的刘均同学，因家贫辍学，2019年春节过了年，他便跟随大人去了广州打工。班主任听说后，多次电话联系他和家人，登门劝学，在老师的一番诚意邀请下，刘均在开学后第二周返校学习。每学期他将享受国家助学金、免除学费、免除课本费、教辅费等，家庭负担得以最大限度减轻。”

图为一建档立卡贫困生家中情况。

“送教上门”+社会助学

贫困生的家底摸清了，扶贫责任到人了，辍学的学生也劝学返校，洞口县的教育扶贫到这里似乎算是“功德圆满”了。

但洞口县的教育扶贫工作仍没有满足和止步。

在进行贫困生摸底时，发现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一些身有残疾的学生，正常读书是个问题。

“我们分了类。比如稍微有点残疾、程度不重的，能够到学校读书的，就随班就读；生活基本能自理的，就在特招学校就读；第三种，残疾程度较深、无法自理，有一些还是痴呆、智障的，怎么办？那我们就采取送教上门的方式，定期就近让老师上门进行辅导，体现政府和学校的关爱”，洞口县教育局扶贫办主任杨小波说，送教上门主要是针对义务教育阶段6-15岁的孩子，后来为了稳妥起见，教育局又将年龄放宽到“6岁至16岁”。

这类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送教上门生”，在2018年上学期上报的有100余人，随着了解和核查的范围扩大，当年下半年增加到216人。

“这一数据也在变化。后来有的因贫辍学、残疾程度不重的，我们让他到学校来读。到2019年，送教上门的人数，一共是211人。”

杨小波说，这个人数在目前义务教育阶段的10万余人中，“比例不算高”。

“我们施行的几乎所有扶贫措施，都围绕‘全覆盖、零辍学’这六个字做文章，制度保障比较到位。”

而罗永清认为，以后即使有个别辍学的学生，那也不会是因贫失学，而是“学生本人确实不想读书”。

“这种情况有，但我们肯定会去做工作，已经有那么多劝学返校的学生，这方面我们已有许多成功经验。”

除了这种源自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洞口县在社会助学方面也可圈可点。

以洞口一中为例，2018年至今，学校共实施社会资助项目26项，发放资助资金150多万元，另外还有大量的衣服、鞋子、学习用品等，受益贫困学生达1429人次。

洞口一中招生办主任兼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孙立红，2010年以来先后走访了800余名贫困学生，装订了助学材料586本，刻录光盘53张，拍摄了大量反映学生家庭情况的影像资料。

当地出具的一份“洞口县教育系统师生及社会力量捐助贫困学生情况汇总表”显示，从2018年1月至2019年5月17日，共收到包括“衣恋”“大邵公益志愿者联合会”等社会助学（捐助总价值）4965122.93元，资助贫困生7193人。

洞口一中高三学生丘君及其哥哥就得益于“阳光助学”和“衣恋”的资助，他们家庭贫困，幼小无母，爷爷和奶奶以及父亲都身患残疾，在纳入教育扶贫对象后，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兄妹俩奋发向上、从不松懈，现在哥哥已考进南华大学，而丘君高一入学时成绩在年级700多名，现在读高三的她一直为班上第一名，文科前10名。

教育扶贫彻底改变了兄妹俩的命运。

（文中所涉学生姓名皆为化名）

采访后记：

在记者辗转多地进行采访时，也听到一些异议声，多围绕“教师减负”话题。有的老师认为扶贫是好事，但加班加点的贫困生信息采集和造册工作，以及其它迎接各种检查等活动，“要耗去大量时间和精力”，“多多少少会影响到教学本身”。

洞口县教育局一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认为，出现这种声音不足为奇，“但说这个话的人，看看其它扶贫领域，从政府机关到企业，哪一个下来扶贫的工作人员不是耗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哪一个扶贫工作者的本职工作不多少受点影响呢”。

脱贫攻坚本就是一场从上到下、全民参与的硬仗，无论遇到何种困难，这个仗必须不折不扣地打下去，而且还必须得“彻底打赢”。洞口县的“零辍学”教育扶贫模式所呈现的制度建设和一线“创意”，在当前脱贫攻坚决战阶段具有很大积极效应和可借鉴性。红网特约作者 观潮的螃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