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独立牌雪茄包装。

民国时期长沙的烟草加工业曾名噪一时，从开始的烟丝加工到后来的手工卷烟，乃至机制卷烟都十分繁盛，到抗日战争时期，长沙上交的卷烟专卖税，曾居全国第一。

1922年，长沙有烟丝作坊116家

长沙烟草种植始于清中叶。据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宁乡县志》记载：“菸（烟）春初下种，春末裁，连山接岭。肥者叶大，茎可高五六尺，叶环茎参差，膏可粘手。六月摘，夹以竹折曝之，近年民多业此”。清光绪三年（1877年）《善化县志》也载：“近年种焉（烟）几成美利，或至废田园而为，一亩之焉可获利数倍。”可见，到清代后期长沙农村的烟叶生产已向商品生产转变。民国后，烟叶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1926年仅宁乡一县就产烟叶6000担，销往四川、上海、湘潭、衡阳、沅陵等地。

长沙地区的刨丝作坊是清中叶从福建、江西传入的，到清末民初已十分发达。福建人开设的刨丝作坊，选用福建汀州、上杭等地运来烟叶，自制自销，所产烟丝称为“建条”，色泽金黄，气味芬芳，在长沙市场甚为行销。有一种印有彩色“仙女图”的“建条”，包装精美，在国民政府实业部注了册，每包（半斤）售银元一点五圆左右，是湖南省的名牌烟丝。江西人加工的烟丝称为“西条”；本地商人用宁乡黄烟和湘潭下湾叶刨成的丝烟，称为“土条”。到1922年，长沙有烟丝作坊116家，形成较大行业。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卷烟业的兴起，刨丝作坊逐步衰落。

烟草业在抗战时支撑长沙经济

清光绪二十二年（1907年），英美烟草公司来长设立分公司，推销纸卷烟，“哈德门”等牌号香烟的路牌和壁画广告随处可见，从此长沙人的吸烟方式有所改变，由吸旱烟逐步转变为吸纸烟。长沙开始有不少商贩从贵州、河南、广东等地购入烤烟，掺杂本省的晾晒烟叶，仿照洋烟，制作手工卷烟出售。抗日战争爆发后，沦陷区各机制卷烟厂停业，各外商烟草公司也相继撤走，西南大后方卷烟奇缺，许多长沙人和外地来长的“难民”看准了这个发财的好机会，大肆生产一本万利的手工卷烟。为了占领大后方的卷烟市场，长沙手工卷烟开始规模化生产，加工工艺有所改进，产品按等级作价，不少作坊和工厂有了自己的牌号和商标。到1943年，长沙共有较大的手工卷烟厂56家，从业人员达4000人，年产卷烟3万余箱（每箱5万支）。其中规模最大的要数华中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华中手工卷烟厂）。该厂系长沙锦大烟行（批发商）总经理萧哲臣等人所开设，工人达1000余人，1940年投产，首批出品象征抗日的“七七”“坦克”等牌号卷烟，随后又出品“飞蝶”“红桥”“挺进”等牌号卷烟。生产工艺考究，分为选叶、抽筋、切丝、卷制、包装等工序，全部手工操作，用胶版纸彩印商标，产品行销本市和湘西南、广西等地。至于家庭作坊和摊贩制作者更是多如牛毛，以致长沙烟行林立，烟草业成为战时支撑长沙经济的重要行业。

华昌烟厂生产的“曼丽”“岳麓”受市民喜爱

长沙烟草业之盛，更值得一提的是机制卷烟的崛起。1927年，长沙商人彭虞阶集资两万银元，在碧湘街创设了湖南第一家机制卷烟厂——华昌烟厂。设备有卷烟机、磨刀机、压梗机、切丝机、烘丝机等，初有工人200余人，用河南许昌烤烟生产机制卷烟，取名“曼丽”牌，烟盒在上海印制，品质较好，深受烟民喜爱。后又陆续生产“岳麓”“革命”等牌号低档烟，以适应广大城乡劳动者的消费水平，并受到市民的欢迎。“华昌”是在与洋烟的激烈竞争中生存下来的。当时，英美烟草公司占领着长沙大半卷烟市场，在通衢要道、车站码头、集镇闹市和商店橱窗张贴大幅彩色广告，甚至购买船票、戏票，也免费赠送卷烟。对经销商给予种种优惠，如：对大经销商，除缴纳押金给予年息6厘外，还有一个月的赊销期，年终按营业额1％分红；对小经销商，每销一箱烟给回扣肆银元；涨价事先通知，跌价公司照数赔偿，卷烟霉变残损，允许斟换。面对如此倾销，“华昌”能够抵挡一阵子，实为不易。

抗日初期，“华昌”迁至宝庆（今邵阳），后迁回长沙望城坡，并增添卷烟机2台，改名复兴卷烟厂，雇工400多人，月产烟500箱左右。1947年更名为联兴卷烟厂，工人增至600余人，成为长沙卷烟工业大户。

抗战胜利后，长沙共有较大的烟厂16家，其中“联兴”“欧亚”“华中”“大业”“利丰”“美孚”“大德”“新中”8家为机器生产，年产烟5万箱左右。20世纪50年代初，多家烟厂合并成立国营建湘烟厂。 文、供图/陈先枢 黄启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