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湖南湖北的“蜜月期”。

都说湖南湖北是一家，这种亲切感与在明朝和清朝前期湖南湖北曾经长期混为一谈有很大关系。明清时期的“湖广省”，大致就是今湖南、湖北两省的疆域。清代设湖广总督，住址武昌，统筹两湖军政民生。后来湖南虽独立成省，但是驻地长沙的湖南巡抚还是要受湖广总督节制，直到民国两省才彻底断开联系。而查阅历史，我们却发现，湖南湖北竟然是聚少离多。

楚国让湖南、湖北成一家

湖南、湖北关系不一般，这是有目共睹的。翻开地图，在湖南的左上角有个龙山县，而对面就是湖北省的来凤县。龙山配来凤，不能不说暧昧吧。而且，这两个县几乎是挨在一起的，中间只隔着一座桥。

爱看热闹的人，如果细心在湘西北寻找还可以看到，湘西北边陲的八大公山，是一片被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荒野之地，而对面就是人家湖北省的七姊妹山，两山脉互为遥望，中间虽然隔着省界，似乎也难阻止他们要在一起的感觉。

这种地理上有趣的配对，也恰恰说明湖南、湖北两省的关系不一般。所以，是什么造成两省关系的不一般？首先，是楚国人营造了湖南湖北是一家的最初印象。

春秋时期，偏居南方的楚国，由于在长江流域难觅对手，且多数为荒蛮之地，开疆辟土阻力较小，所以独得中国半壁江山。湖北是楚国的发源地，楚人“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大概就是以湖北省丹阳市周围的荆山为中心开启建国史的。

而春秋战国时期，长江中游两岸还是广饶的云梦泽，楚国的郢都也是建立在沼泽的西部边缘，此后楚人一直苦心经营楚地。大致在春秋末期将国土拓展到长江以南，现在的湖南地区。

楚国八百年，虽说秦将白起拔掉郢都之后，将荆州地区设为南郡，楚国依然在淮河流域的寿春苟延残喘多年，并牢牢地控制着长江以南的湖南地区。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现在的湖南、湖北区域都是楚国腹地，且都是楚人经营最久的地方。

进一步提高湖南在全国地位的大概就是屈原。因为屈原流放沅湘，屈原在湖南境内写成的《湘君》、《湘夫人》，成功地营造了湖南在文学史上的人文气质。但联系到屈原是楚国人，理所当然，湖南也作为楚地文化的在地者，而被外界默认。这当然就与楚国的发源地湖北，紧密联系到一起。说两地是一家，也就无可非议了。

汉初湖南与湖北第一次“分家”

湖南与湖北的第一次分家，发生在秦代。秦灭六国后，将现在的湖北、湖南地区划为南郡、衡山郡、长沙郡、黔中郡，秦代实行郡县二级制，严格意义上讲，秦代还没有现在的湖南、湖北行政区类似轮廓出现，那么说分家也就不很严谨。

郡县制，是秦始皇在宰相李斯的建议下，力排众议，为了打破西周旧有的封建制而设立的新的行政区划方案。这种将全国划分为三十六郡的办法，可以避免重蹈周代诸侯国裂土封疆，与中央朝廷分庭抗礼的局面。在秦国逐一吞食六国的进程，郡县制已经在普及，只是待秦统一全国后，封建制的呼声再次响起，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避免重蹈周代的覆辙，秦始皇还是着手筹划了一件有利于秦朝稳定的国策。

只是事与愿违，由于秦代的短命，到了汉初，郡县制并未完全施行，诸侯国再次出现在西汉版图上。这也造成了现在的湖南与湖北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分家。

公元前202年刘邦在山东定陶称帝，国号汉，暂都洛阳。三个月后定都长安，开启了大汉400年的历史。这位从小不学无术的皇帝，由于善于用人，在楚汉相争中打败项羽，登上皇帝宝座。面对手下这么多建国功臣，以及在楚汉相争之前项羽分封的各路诸侯王、刘邦没有办法，只能采取权宜之计，恢复西周的封建制，分封了七个异姓诸侯王。

但一联想到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争霸，周朝有国无名，刘邦就睡不着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于是这位经历残酷战争考验的帝王，就采用分封自己的子弟建立同姓诸侯王的办法来翦除异姓王。到他在位的最后一年，一共分封了九个同姓王国，西汉初期七个异姓王只剩下了一个最弱小的吴氏长沙国。

长沙国在吴氏手中能够躲过汉高帝推行的翦除异姓王计划，是因为朝廷认为“长沙王忠，其定著令”。其实真实原因应该是与长沙国毗邻的南越国在汉初还是敌国，西汉还没有余力对付自立为南越王的赵佗。作为汉帝国南方的屏障，长沙国的稳定有利于阻击不断越过南岭向北试探的南越。

长沙国由早期参加抗秦后归顺刘邦的吴芮建立。领地基本继承了秦代的长沙郡、黔中郡范围，与现在的湖南省版图面积相当。吴氏长沙国传5代，无后而终。

而后，汉文帝派出皇子刘发为长沙国诸侯王。长沙国一直延续到西汉末年，在此期间领地不断缩小。先是分出武陵郡，而后是零陵郡与桂阳郡。但与长江以北隶属于中央的南郡（今湖北地区），一直是平级关系。这里也算是湖南、湖北的第一次正式分家。

此后湖南与湖北地区进入了分分合合的历史浪潮之中。两省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到了近代才分割清楚。

为了平衡地方政权，湖南湖北想组成CP都难

西汉不仅有中央直属的郡与诸侯国，还有刺史部。通过分裂较大郡国，减少地方实力，导致了郡国的数量过多。汉武帝时期全国已经有103个郡国，共统辖1587个县。对于朝廷来说直接管理103个郡国，十分吃力，比郡国更大的行政区划呼之欲出，就是刺史部。

汉武帝将全国重新划分为14个部。除了首都长安由司隶校尉部管辖，其他郡国则分属13个刺史部。但是这些刺史部仅仅是监察区，有名无实，设立的官员也仅仅是为了监察郡国太守，而没有军政大权。刺史的俸禄也只有六百石，而西汉一个郡太守的俸禄要有两千石。

但在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以后，迫于对抗起义军，刺史部的约束就被放宽了。朝廷直接派出“九卿”担任一方刺史，由于需要统筹更多的军队与物资进行战争，刺史获得了更多的实权。这样一来，足以与中央朝廷分庭抗礼的局面又产生了。农民起义扑灭后，东汉很快又陷入了诸侯争雄的局面。

此时，在汉初分开的湖南、湖北地区，在汉末又统一纳入荆州刺史部的范围。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年）后，州成为正式的一级行政区域。依据后汉书记载，荆州辖有南阳郡（河南西南）、南郡（湖北西部）、江夏郡（湖北东部）、长沙郡（湖南东北）、桂阳郡（湖南东南）、武陵郡（湖南西北）、零陵郡（湖南西南）七郡。到东汉汉献帝时刘表领荆州牧以前州治所一直都在汉寿县（武陵郡辖，今常德市汉寿县），后因荆南地区黄巾军尚未退去，才将治所移到当时已经相当繁荣的南郡襄阳城（今湖北襄阳市）。

而后，湖南、湖北地区统筹在荆州名下多年。直到隋唐的统一，才再次将它们分开。唐玄宗开元年间，踌躇满志的唐玄宗将全国分为15道。道的划分模仿了汉代的刺史部，但是分管的疆域却大不相同。

此前在荆州统辖下的湖南、湖北地区，被重新切割。湖北被一切两半，西部地区分入山南东道，东部地区分入淮南道，鄂州则分入由湖南、江西组成的江南西道。湖南沅水流域划入黔中道。

道与刺史部都是一级行政区，与现在的省是一个意思。可见，在盛唐时期，湖南、湖北地区的行政面貌与当今的版图是有很大区别的。

道的设立与刺史部一样是为了解放中央管理工作。但是与汉代的刺史一样，这些只是虚设的行政单位有名无实。但在安禄山叛乱之后，这种局面又被打破了，迅速崛起的道（唐代也称方镇）如同东汉的不断扩大的州，为唐朝的覆灭埋下了重重伏笔。

历史起起伏伏，当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分权的问题摆在“杯酒释兵权”的赵匡胤面前时，北宋的统治者，找到了更加稳妥的办法。于是，安放在一级行政区上的“诸监司”出现了。

北宋把唐代的道改叫路，于是天下又被划为二十三路。各路的监察司出现了分职，有负责监察、司法之职的提刑按察使，负责治安边防的安抚使，负责储备粮食平抑物价的提举常平使。这些官员的衙门统称“诸监司”，分称则为漕、宪、帅、仓储司。

这些监司行政管辖区域都称为路，但各监司的路各有不同。从转运司看来是一路，在提刑按察司却是两路，而在安抚司那里很有可能变成四路。总之，一级行政区不设单一的行政长官，诸监司的行政区也不在同一地。

这样做虽然避免了地方坐大，但也彻底分割了地方权力，导致两宋时期军队羸弱，不堪一击。仅依靠小的州县组建不了有战斗力的军队，地方起义都难以平叛，更别说跑去抵御金、元外辱。

但是两宋的皇帝有自己的想法。家里打不过，我们可以招安，梁山泊众好汉各个武艺高强打不过，就干脆让他们到朝里做官。外面的金人、元人打不过，咱们可以当侄皇帝，甚至是儿皇帝，每年向外邦纳贡。而如果在家里被地方政权推倒了，那可真是啥皇帝都做不成了。

有了这种心理，我们再看现在的湖南、湖北地区，想在一起组成CP恐怕都难了。北宋时期的二十三路，包括荆湖北路与荆湖南路。看似湖南、湖北两省的名称已经出现，但是区域划分却大有讲究。为了破除各行政区间自然屏障，各朝各代的统治者都绞尽脑汁，湖南、湖北在北宋时期的再次分家，也透露着统治者的这一心机。

一地之行政区域建成，有人文因素，也有环境因素。如现在湖南省，东部有罗霄山与江西分界，南部有南岭与广东、广西分界，西部有武陵山与贵州分界，北部与湖北有长江分界。

但是如此凭借自然障碍组成的行政区，岂不是易守难攻，容易坐大？五代时期的马楚政权就是利用湖南三面环山，北有长江的天然格局，建立了湖南历史上唯一的国家政权。

“山川形便”为行政区的划分提供便利，也制造了对抗中央的实力。所以历代王朝统治者都会利用“犬牙相入”来制衡。

北宋的建立者宋太祖赵匡胤是从五代十国的战乱走出来的胜利者，他应该深知地方政权据险固守、称霸一方的积病。对于曾经是马楚政权据点的湖南地区，赵匡胤也是看在眼里的。而从荆湖南路与荆湖北路的分别设立来看，湖南三面环山、北拒长江的地理格局被彻底打破了。

荆湖北路拿走了湖南的沅水地区，湖南三面环山的格局好像被提刀砍掉了一块，可以凭据的洞庭湖也划入荆湖北路，荆湖南路手握湘中、湘南，几乎到了无险可守的地步。

分分合合，湖南湖北原来还是聚少离多

“犬牙相入”与“山川形便”的平衡术在元代被利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个时候的湖南、湖北地区，也首次出现了“湖广”的名称，“省”也被确立为一级行政区的名称而首次被使用。

元代的疆域十分辽阔。善于打仗的蒙古骑兵，甚至一度将军队驻扎到欧洲的黑海沿岸。管理这么大的国土，其一级行政区的划分也将是史无前例的巨大。

拿“湖广行省”来说，它是元朝设立的10个行省之一。地跨现在的湖北、湖南、广西、广东和贵州的一部分。治所在武昌和长沙之间换来换去，最后也没有定论。

元朝设立湖广行省与其他行省一样，都是为了方便中央管控，打破地方的地理防御格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甚至不惜制造在地方管理上非常麻烦的飞地来实现这一点。如隶属于湖广行省的归州（今湖北秭归一带），就是湖广行省“安插”在河北江北行省的一块飞地。

这样的飞地，可以造成各行省之间互相监视的作用。二者也打破了一省封闭的地理格局，防止拒险固守，成一方诸侯。

无论元朝人这种方法起没起到效果，湖南与湖北终于又拥抱在一起了。而且，这一看似荒唐的决定，在明清两代都被继承了下来，只是明代砍掉了湖广省中的贵州、广东、广西部分。只剩湖南与湖北隔江相望，拥抱成团，成为我们熟知的“湖广”。

康熙时，湖南湖北以不同的省对待，这可以看作是湖广实质分省，湖南省以单独的省份出现的标志。虽如此，清廷仍设湖广总督一职，统筹湖南湖北军政民事。虽已分家，但瓜葛还在，这也是后来人们一直认为湖南、湖北是一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但总的来说，湖南、湖北两省分分合合的历史，倒还是分开时多一些，聚合的少一些。毕竟立国后，没有哪一位统治者希望在自己的版图上看到如此一块巨大的地方政权存在，湖南、湖北分分合合的那些事，也都是每个朝代中央与地方分权斗争的历史产物。

撰文/潇湘晨报记者 钱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