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洞庭的黄昏，总是给人无穷无尽的遐想。打鱼的船，采莲的舟，都轻轻牵着晚霞的衣袂，缓缓摇入村垸的炊烟里。大大小小的湖汊渐渐宁静，只有淡淡的波影映着芦苇的缭乱写意，把归鸟的掠羽点染成了一弯新月，又勾起远远近近渐次亮起的灯火对星光的思念。

漫步初秋薄暮的柳叶湖畔，霞颜灯色里的排云阁愈加显得苍茫。当地人又称排云阁为司马楼，楼前的刘禹锡雕像染满沧桑，面湖而立，千古豪气依旧。渐浓的暮色拦不住振翅冲天的诗意白鹤，惹得游人思接千年，仿佛又听到了刘禹锡的朗吟，正是那首著名的《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我喜爱吟读古典诗文，不少吟咏秋天的名篇过目难忘。读宋玉的长诗《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开篇便是一个悲字，继之以丰富的想象，细腻的笔触，把秋景秋物、秋声秋色与自己的抑郁哀怨、感伤忧愤揉合在一起，成为文人悲秋的第一人。杜甫那首被清人胡应麟赞为“古今七言律诗之冠”的《登高》，用“风急天高”起兴，“无边落木、不尽长江”渲染，一下便把读者带到了诗人万里悲秋、老病孤愁的悲凉之中。两宋之际李清照一阕《声声慢》，更是在寻寻觅觅之中，引人渐入晓来风急，梧桐细雨，凄凄惨惨戚戚的千年惆怅。而刘禹锡的这首秋词，却让人读出他一反传统的悲秋观，别出心裁，赞秋颂秋，赋予了秋天蓬勃向上、诗情澎湃的情境，表现了诗人坚守节操、向往自由的情怀，倾吐了作者百折不回、昂扬高举的豪气。后来的论诗者称许，“胸次特高，骨力甚健”。沿着诗的河流浮舟而下，不难发现，“我言秋日胜春朝”的蕴藉，似为后来杜牧“霜叶红于二月花”滥觞，“晴空一鹤排云上”的激越，又何尝未为千年之后独立寒秋的毛泽东燃起了“万类霜天竞自由”的豪迈。

刘禹锡是中唐时期的大诗人，又是唐代的进步思想家。我最早接触刘禹锡的七绝，还是30多年前，第一次到岳阳登名楼，远眺洞庭湖山。眼前的湖光山色洞庭美景，为我们解读了李白的“风月无边”，杜甫的“乾坤日夜”。又听朋友吟诵起刘禹锡的《望洞庭》：“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也是写秋天，以白银盘形容洞庭湖，用青螺比喻浩淼湖中的君山，把洞庭湖的秋光描画得恬淡平和，静谧空灵，美轮美奂。从此青螺银盘便深深镌刻在了我的诗汇记忆。后来读刘禹锡的诗，又特别喜爱他的《竹枝词》、《石头城》、《乌衣巷》、《西塞山怀古》等名篇，像“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人世几回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字字珠玑，句句风流，读来回味无穷，遐思无边。

刘禹锡是唐永贞元年（805年）冬来到朗州的。他来朗州，与柳宗元的到永州，都与中唐时期的著名政治事变“永贞革新”有关。刘禹锡与柳宗元是同科进士，诗文相得，被文坛合称为“刘柳”，政治上志同道合，力主革新，是王叔文政治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永贞革新”失败，也就必然成为悲剧的主角。现在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永贞革新”虽只持续了8个月，但革除弊政、精简冗人、节制国用，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得到了百姓的欢迎，就连登基后大肆清算永贞党人的唐宪宗也大部沿用了革新的举措。然而，由于天时地利人和把握不当，谋略布局手段存在不足，“永贞革新”最终以悲剧谢幕，却为“二王八司马”在历史上留下了大写的脚印，也注定了刘禹锡一生的坎坷不平。

从少年登科，意气风发的监察御史，受先是太子后为唐顺宗的李诵赏识，成为革新运动的中坚分子，委以重任，担任屯田员外郎，兼判度支盐铁案，到贬为连州刺史，半路上又追贬为朗州司马，数月之间，落差之大，毁誉之巨，可想而知。而且司马这个职位，说是刺史的副手，但“二王八司马”是戴罪之身，任司马也只是“员外置同正员”，不能干预政务，算个寂寞的闲职。尤为严峻的是，刘禹锡到朗州的第二年，先是支持变革、已退位成太上皇的顺宗蹊跷驾崩，没多久，“永贞革新”的领袖人物王叔文被宪宗赐死。紧接着宪宗改年号为元和，又尊奉其母亲为皇太后，两次大赦天下的同时却又下诏，明令对八司马“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

唐代的州郡府县是分等级的，有上中下之分，朗州是个下州，只管辖武陵、龙阳两个县。柳宗元去的永州虽远一点，但好歹是个下辖三县的中州。唐朝经过安史之乱，人口锐减，据康震先生考据，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时，永州全境只有三千八百多人，据此推算，朗州也绝不会多，加上洪涝与火灾频仍，要多荒凉破败就有多破败荒凉。刘禹锡在朗州一待就是10年，尽管前后三任刺史宇文宿、徐缜和窦常都对他比较友善，尽管百姓尊慕其文才，街坊里巷尽唱他的《竹枝词》和《踏歌词》，尽管他不甘沉沦，不减壮志，乐观向上，但在朗州这个西接五溪东濒云梦的“巴山楚水凄凉地”，生活困顿，精神苦闷，伴随了他10年。10年间，刘禹锡也曾几次看到希望。先是元和四年春，八司马之一的程异被召回长安重新启用，程异是“明经”出身，善理盐铁财税的经济人才，刘禹锡写诗寄他：“一朝复得幸”，“初心不可忘”。后是元和八年，经李吉甫、李绛等人的多方援手酝酿，拟议把刘禹锡等人改派为远郡刺史，但由于对变革深恶痛绝的武元衡出任宰相，串通十余名谏官上书坚决反对而作罢。

元和九年（814年）十二月，朝廷终于下诏召回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在绝望之中听到这个消息，无疑是喜出望外，柳宗元有诗为记：“投荒垂一纪，新诏下荆扉。疑比庄周梦，情如苏武归”（《朗州窦常员外寄刘二十八诗见促行骑走笔酬赠》）。据说，元和十年的春天，长安城里的大衙小邸、旗亭酒舍都在关注着从贬流地北归的五个司马，惜才者欣欣，嫉恨者悻悻。就在这年三月，长安著名的玄都观桃花盛开，观花的人群红尘滚滚，如此盛事，肯定少不了诗人的流连参和，少不了诗歌的吟唱。刘禹锡也去了玄都观，看了桃花和看花的人，诗兴随之绽放，郁垒于胸十年的压抑之情豪雄之气自然流出笔端：“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花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等史书都认为这首诗“语涉讥刺”，我读到的几种文学史也将其界定为政治讽刺诗。这首引发大事的小诗，康震的说法，是“当时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用刘禹锡自己的话说，“一坐飞语，如冲骇机”（《谢中书张相公启》）。果然，唐宪宗被激怒了，政敌们偷着乐了。没几天，宪宗又下令，这些刚回到长安的司马们又全被贬往更加荒远的地方。这是一桩很显然的文字狱，但似乎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这首桃花诗已不仅仅是几片“孤芳自赏”的桃花瓣，而是一阵寒香透长安，湿艳灼权贵的桃花雨了。今天我读起来，总觉得贴着一方朗州的标签。我们早知道，朗州是先秦时期屈原行吟赋骚的地方，千年离骚依然没有散去，又是魏晋年代陶渊明写作《桃花源记》的灵感源头，数百年的桃源梦境还历久弥新，随着刘禹锡的一股诗风豪气，把玄都观的妖娆桃花摇落，让长安城里本来就瞧他们不顺眼的政敌权贵们一肚子不适宜。

第二次被贬，五司马的遭遇更悲催，环境更恶劣。其中尤以刘禹锡为甚。他被贬往最远的播州，播州即今之遵义，属夜郎腹地，贬播州是当时极其严重的惩罚。据旧唐书《刘禹锡传》，时任御史中丞裴度向宪宗说情，言刘禹锡尚有八十多岁的母亲，不堪远途跋涉劳顿，希望能开恩适当内迁。然而宪宗说，既为人子就要谨慎从事，不应给母亲带来忧患，像他这样做，尤不可宽恕。虽然后来还是把刘禹锡改贬为不那么远的连州（今广东连州）刺史，但大家都明白，在宪宗手里，刘禹锡断难有咸鱼翻身的机会。其实，桃花诗只是一包催化酶，宪宗对王叔文等人当初反对其接位登基始终不能释怀，那些政敌新贵更担心才名太大的刘柳翻身上位，本来就对他们被召还长安心存戒备，一百个不愿意，桃花诗一出，正好给了他们一个口实。

刘禹锡任了四年连州刺史，后又辗转任夔州（今重庆奉节）、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直到宪宗被宦官所杀，又换了穆宗和敬宗二个皇帝，宝历二年（826年）刘禹锡才结束漫长的贬谪生涯，奉召返回长安。两年之后的又一个三月，“大和二年三月某日”，已担任礼部主客郎中的刘禹锡又突发兴致，重游玄都观，此时道观里桃花已荡然无存，唯有荒草杂乱，在春风中飘摇。他旧事重提，拿今昔作比，那股子执拗和豪傲连岁月也拽不住。“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百亩中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再游玄都观绝句并引》）。你瞧瞧，英雄主义气概是怎样的跃然笔墨诗行。

若论刘禹锡的豪健狂放，还可从他那篇著名的《陋室铭》听到龙吟仙啸。刘禹锡在长达二十三年的时间里，从湖南、广东、四川、安徽一路贬过去，多少坎坷，多少困苦，难以言说，但他依旧乐观豁达，总是意气风发。在和州时，地方官仗着朝中有靠山，有意刁难贬官身份的刘禹锡，三次逼他搬家，房舍一次比一次窄小，刘禹锡安之若素，最后索性写下名篇《陋室铭》，又请大书法家柳公权书写，刻成石碑立在门外。“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铭是古代一种刻于金石上的押韵文体，多用于歌功颂德与警戒自己。刘禹锡以山水起兴，托物言志，极力形容陋室的不陋，最后引用“孔子云：何陋之有？”作结，烘托出室主人高洁傲岸的节操品德，从而把势利小人的卑劣雕铸成了世人不齿的典故，将对迫害的藐视塑造为千古传颂的励志操守。

有人说，在灿若星河的唐代诗坛，刘禹锡也许不是最耀眼的，但他一定是最坚强乐观的。接二连三的打击，虽然使他痛苦失望，但他不曾绝望，从不消沉，没有退缩，而是坦然面对，悲而不哀，壮怀激烈，始终保持着豁达的情怀，奔涌着战士的热血，澎湃着冲天的气概。读刘禹锡的诗文，总是感受得到贯穿其一生的一脉豪气。难怪他晚年时，“诗魔”白居易称赞他：“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引为挚友。

我徜徉在被余秋雨赞为文化长城的常德诗墙，品读一首首刘禹锡的诗，寻觅他当年位于江边招屈亭附近居所的遗迹，问诗墙，问沅江，问斜阳，问刘郎，你的豪气由何来？坚堤倚何筑？

当代湖南学者杨雨说，是湖南人霸蛮吃苦的真传，湖湘文化执着坚韧的品质熏陶了刘禹锡。环境造英雄，此说似有道理，但细想深究，又不尽然。“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湖湘文化的发端成形还是几百年后宋朝的事了，按说，是刘禹锡、柳宗元等一系列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在湖湘大地的活动，为在近现代光耀中外的湖湘文化起到了耕耘播种灌溉培育的作用。

诗豪的养成，不仅决定于其学养的厚薄，还受益于秀美山水奇风异俗的自然社会环境和“谈笑有鸿儒”的朋友圈。

当今的常德，已是远近闻名风光旖旎的湖滨水城。沅江的平阔，穿紫河的浪漫，柳叶湖的诗风，白马湖的书声，簇拥着德山的崇尚，辉映太阳山的神秘，点彩粉饰了常德城市的古典古韵和现代时尚。行走其间，还能依稀触摸到千多年前朗州湖光山色的底版。刘禹锡在朗州十年，这里的山水，让他心净无尘，这里的历史，让他激越昂扬，这里的民俗，让他流连痴迷，他留下了有籍可考的诗文160多篇。读刘禹锡的诗歌，就好比跟随诗人踏访名胜古迹。

我曾细细况味《桃源百韵》，几次走进联雨诗风里的桃花源，醉入“依微闻鸡犬，豁达值阡陌”、“平湖见青草，远岸连霞赤”的境界。“白马湖平秋日光，紫菱如锦彩鸳翔。”我曾夜游闪金烁银的穿紫河，想象着千年前女郎盛游白马湖，荡舟采菱，“长鬓弱袂动参差，钗影钏文浮荡漾”的浪漫，想象着穿紫河畔“家家竹楼临广陌，下有连樯多估客”的繁华，想象着刘禹锡听罢南曲，携觞醉歌，北望长安，写作《采菱行》的恣意。“春堤缭绕水徘徊，酒舍旗亭次第开。”读着《堤上行》行走沅江大堤，仿佛又看到了千年前的龙舟竞渡，“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将浮彩舟。”在《竞渡曲》引言，刘禹锡告诉我，“竞渡始于武陵”。“汉寿城边野草春，荒祠古墓对荆榛。”汉寿在唐时属龙阳县，是东汉荆州治所，我们不妨跟着刘禹锡去《汉寿城春望》，凭吊荆楚遗址，感慨刘禹锡的千年预言，“不知何日东瀛变，此地还成要路津”。还可从刘禹锡的笔端《登司马错古城》，再《经伏波神祠》，又南眺德山，品读《善卷坛下作》，抒发思古怀德之幽情。走过柳叶湖畔的泉水桥，看见一群归巢的雀鸟，总觉得是刘禹锡千年不灭的诗魂；手拂几丝迎风摇曳的柳条，便认定为他在潜水驿与友人惜别遗落的缕缕深情。

正是朗州的山水助刘禹锡升华，风光让他张目，民俗为他寄情，十年的深入民间，融汇乡土，他发现了朗州民歌宝藏，依曲调填写新词，“以文章吟咏陶冶性情”，更重要的是让他淡漠了沉沦中的磨难，实现了精神的重生和诗风的昂扬。

当我琢磨诗豪的朋友圈时，又想起刘禹锡自己所言：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除了提携过救援过他的杜佑、裴度、李吉甫和李绛，同情过关心过他的韩愈和元稹，最值得一说的，当属同为天涯沦落人，与他相濡以沫，相互勖勉的柳宗元和白居易。

柳宗元与刘禹锡渊源很深，一是同年同科进士，二是年龄相仿，刘禹锡只大一岁，三是二人与韩愈都曾在监察御史任上同事，学问切磋，文思交流，其乐融融。后来刘禹锡在《祭韩吏部文》中回忆起这段佳话：“子（韩愈）长在笔，予长在论。”“时唯子厚，串言其间······磅礴上下，羲农以还，会于无极，服之无言。”四是同为永贞革新中冲锋陷阵患难与共的斗士和战友。五是在革新失败后同被贬谪在沅湘流域，一个在潇湘之渊，一个在洞庭之浦，湖湘风骨荦荦萦怀。

读刘禹锡与柳宗元的故事，最让人感动令人唏嘘的一幕，就是第一首桃花诗惹怒宪宗，他们第二次被贬的时刻。五司马中，唯有刘禹锡最惨，被贬得最远最荒凉，而他还有八十高龄的老母，已经受不了远行的折腾。柳宗元也被贬到永州更南边的柳州，听到这个消息，柳宗元首先不是为自己的再次远谪烦恼，而是替刘禹锡和他的年迈母亲担忧。他主动找当朝执政，动情地说，据说还流着泪，请求把自己与刘禹锡对换，以柳易播。哪怕自己是多病之身，哪怕前景难料，也不希望朋友落入最槽糕的境地。他的侠义举动感动了裴度，触动了宪宗，经裴度极力斡旋，刘禹锡才从播州改贬连州。柳宗元与刘禹锡一同从长安出发赴贬所，再溯湘江而上，在衡阳分别，三唱三和，依依不舍。刘禹锡写道：“去国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岐。重临事异黄丞相，三黜名惭柳士师。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桂江东过连山下，相望长吟有所思”（《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情重意深，溢于笔墨。作为“二十年来万事同”的知己，柳宗元去世前，还将仅四岁的儿子和遗稿托付刘禹锡。在刘禹锡的操持和培养下，《柳河东集》付梓刊印，孩子后来也中了进士。韩愈在为柳宗元写的墓志铭中称赞：“呜呼，士穷乃见节义。”这是大家对大家的观照。我们在为韩愈的评价喝彩时，也深深地为柳宗元的侠肝义胆而感动，为刘禹锡能有这样肝胆相照的战友而庆幸。

过去我读刘禹锡的《潇湘神》，只将注意点放在上阕，从潇湘水云，零陵香草，寻找那美丽哀怨的露中秋，帝子愁。现在再读，却总能从下阕的斑竹枝，瑶瑟怨，品出潇湘深处楚客的点点相思。这深沉的咏叹，不是潴留了刘禹锡与柳宗元永不流逝的友情吗？

提起白居易，我们都知道他是“长安米贵，居大不易”掌故里的主角，是在杭州整治西湖“唯留一湖水，与汝救荒年”（《别州民》）的良吏，更喜传唱他的《长恨歌》、《琵琶行》、《卖炭翁》、《忆江南》，人们常引用其千古名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琵琶行》）。白居易与刘禹锡是多年的诗友，晚年的知己，唱和往来密切。一起推动中晚唐的新乐府运动，是元和体诗派的重要诗人，晚年并称“刘白”。白居易评述俩人的关系：“四海齐名白与刘，百年交分两绸缪”（《哭刘尚书梦得二首》）。也巧，他俩都是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出生，同年还同月，白居易早些日子。曾先后担任过苏州刺史、太子宾客，又都有着相同的经历，屡遭贬谪，几起几落，思想接近。他们诗交三十多年，在唱和中，惺惺相惜，切磋诗艺，升华友情，刘禹锡的乐观主义精神也更加厚积薄发。

宝历二年，刘禹锡和白居易同时被解除了和州与苏州刺史，寒冬时节，两个年过半百、饱经沧桑的天涯羁旅之客在扬州相遇。白居易酒后作《醉赠刘二十八使君》，无限感慨：“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刘禹锡即答《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一颈联已成万口铄金的名句，千帆破浪，万木逢春，哲人的睿智，雄直的气势，傲视忧患，格调高扬，催人奋进。后来，刘禹锡写《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春过也，笑惜艳阳年。犹有桃花流水上，无辞竹叶醉樽前，唯待见青天。”虽是伤春词，却又见桃花，笑对艳阳天，写得简洁明快，优美动人。表现了刘禹锡心清气和，超凡洒脱的风格。

晚年刘禹锡与白居易同居洛阳，同任分司闲职，过从甚密，酬唱颇多。两人同患眼疾和足疾，面对衰老病痛，白居易常常流露出消极悲观情绪，他有一首《咏老赠梦得》诗，“有时扶杖出，尽日闭门居。懒照新磨镜，休看小字书。”刘禹锡马上和作《酬乐天咏老见示》，最后两句“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意境优美，气势豪放，洋溢着鼓舞人的力量。以自己的积极乐观情绪，宽慰鼓励老朋友。

欲问刘郎，诗如其人耶？抑或人如诗豪？

（作者系湖南省作协会员，供职于湖南省人大机关。出版散文、诗集三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