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也是“三八国际妇女节”设立的111周年。跨越世纪，湘女一直是时代最美的风采，积淀形成独具特色的湘女精神。湖湘多壮士，巾帼有英雄。100多年来，广大湘女为争取自由平等和自身发展不断斗争、不懈努力。

新中国成立后，湘女在各个行业发光发热、成就非凡，用血汗和芳华诠释“半边天”的硬核价值。在2021年“三八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湖南省妇联联合红网推出“百年颂湘女梦”专栏，感受100年来湖湘女性自强不息、砥砺奋进的澎湃脉动。

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资料图）

红网时刻记者 汪衡 长沙报道

湖南省长沙县板仓乡，是世人皆知的毛泽东同志夫人杨开慧烈士的故乡。沿烈士故居东行5.8公里，有一处平房。在两侧楼房建筑的夹击中，它安静、简朴，如同身后常年葱郁的飘峰山，守着自己的本色，默默地，不争芳华。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处平房之所以在历史上留下笔墨，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性党员就出生在这里，她的名字叫缪伯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和领袖，先后在北京、武汉、上海等地领导妇女解放运动，对批判封建礼教、维护妇女权益作出了积极贡献。

剪掉长发，化身妇女解放运动先锋

缪伯英，女，1899年10月21日生，湖南长沙县清泰乡缪家洞枫树湾人。缪伯英从小就喜欢读书，并于1917年7月以长沙地区考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系。

在不断求学过程中，缪伯英不仅坚定了反抗封建礼教的责任意识，并且对妇女自我意识的认识也日益深刻。在反对封建礼教的过程中，她注重从根源上寻求妇女解放的途径而并非狭隘地仇视和反抗封建礼教。

缪伯英在读到《新青年》发布的《中华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关于要求男女平等的观点时指出，妇女解放并非单纯从形式上追求男女平起平坐的社会地位，而是追求精神和人格的平等。

在北京求学期间，缪伯英结交了何孟雄等学生运动领袖，并系统地学习了李大钊关于社会变革的一系列文章，开始确定了“推翻军阀政府”“再造共和国体”的革命目标。

1919年，缪伯英参加了少年中国会。同年，缪伯英参加北京工读互助团女子组，致力于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社会，做“全中国女性新生活的榜样”。

北京的女子工读互助组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轰动了北京新闻界。1920年9月5日，《妇女杂志》对她们进行了专题报道。后来有学者们将其解读为“经济独立的女性意识的苏醒”。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处的许赤瑜认为，缪伯英早期参加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工读互助团”是自然之举，“从小在一个开明的家庭长大，父母都通文化，她自己从长沙考到北京，作为一个年轻人，有自然的好奇心、求知欲和对新思想的新鲜感，在选择上带有一定的冲动性。”

扩大社区圈 “拜师”李大钊

从1919年到1922年，缪伯英的社会圈子扩大了。

工读互助主义在现实中失败后，缪伯英在李大钊、邓中夏等人的引导下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所呼吁青年觉醒、改造世界的倡议使缪伯英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她找到李大钊，希望能做李大钊的学生，李大钊同意了她的请求。

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缪伯英是唯一的妇女代表，邓中夏希望缪伯英做解放妇女的工作，为广大妇女争取自由平等的权益。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逐步深入，缪伯英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与工人运动开始有机地融合。

1920年，缪伯英参加了邓中夏组织的“平民教育演讲团”，在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演讲中，她作为妇女代表参与了以“中国的妇女要争取神圣的劳动权利”为主题的演讲。此时，缪伯英领导妇女解放运动已经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

1920年11月，在北大学生会办公室举行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缪伯英成为北京地区第一位女团员。同月，为充实北京党组织的力量，李大钊决定从青年团员中吸收缪伯英、何孟雄、邓中夏等5人入党。

至此，时年21岁的缪伯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女党员。

“向光明的路上走”

这一时期，缪伯英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来观察、思考问题。她写的《家庭与女子》一文里，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家庭制度的起源和发展趋势，以及与妇女解放的关系，对妇女发出“顺着人类进化的趋势，大家努力，向光明的路上走”的呼吁，号召女同胞以冲决封建罗网的精神，做新时代的女性。

基于对妇女解放运动与反帝反封建斗争关系的认识，缪伯英认为实现妇女解放的途径分为两步：“第一步要与革命的民主主义结合起来，对抗封建军阀，第二步要与革命的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对抗帝国派资本主义。”

在革命的道路上，她与何孟雄志合道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发展成为爱情。1921年10月9日，缪伯英与何孟雄结婚。他们一“英”一“雄”，也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英雄夫妻”。

入党之后，缪伯英一直战斗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的第一线，并注重号召和带领妇女把自身解放融入革命斗争。1923年，她积极参与京汉铁路大罢工的领导工作，在“五一纪念国民大会”上代表妇女界发表演说，号召国民“起而澄清”政府的行为，呼吁广大妇女为争取女权打破家庭牢笼，参加社会革命。

1926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缪伯英组织湖南妇女，主持召开追悼北京死难烈士大会，并以“湖南妇女追悼北京死难女烈士大会”的名义，发出通电，呼吁驱除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民族革命，以告慰烈士英灵。

李维汉高度肯定了缪伯英领导妇女参与革命的斗争：“伯英同志在妇女解放运动和组织妇女参加反帝反军阀斗争方面，都做得很出色，有显著成绩。”

遗憾“未战死沙场”

曾在女师附小读书的余甲男，当时写了篇名为《我的痛史》的日记，“抒发了对旧社会的痛恨”。缪伯英提笔写下批语：“生以青年有为之日，兼秉中人以上之资，苟能艰苦卓绝，勇往直前，则女娲石也，精卫沙也，愚公子子孙孙也，天可补也，海可填也，天下事何遽不为乎!”

但时间并没有给缪伯英“有为”的机会。

1927年8月，缪伯英前往上海，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中开展地下工作。由于长期清贫而不稳定的生活，缪伯英积劳成疾。

1929年10月下旬，积劳成疾的她染上了伤寒，被送进宝隆医院抢救。生命垂危之际，她对丈夫何孟雄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我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孟雄，你要坚决斗争，直到胜利……”年仅30岁的缪伯英，告别了她未竟的事业、抛下一双儿女走了。

3个月后，丈夫何孟雄也被国民党杀害于上海龙华刑场。他们的一双可爱儿女，在上海龙华监狱监禁一年多后，被送进了孤儿院。1932年“一·二八”日军进攻上海时，也失散在战火中，至今杳无音信。

缪伯英的生命只有30个春秋，但她用生命书写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的壮丽“春秋”。同时，她也充分证明了妇女解放的一个规律：只有民族独立、阶级解放，才有妇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