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黑暗动荡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汇聚的大时代。

那是一个怀疑的时代，也是一个信仰的时代。

近日，43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觉醒年代》在央视一套收官。开播以来，《觉醒年代》几乎成了“无差评”热剧，甚至一度被集体“催更”，热门片段冲上热搜；豆瓣上9.1分的高分好评预示着今年是个历史剧“大年”。

100年前，华夏大地正经历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封建帝制被推翻，辛亥革命果实被窃取。一方面西学东渐，一方面王纲解纽，一方面军阀混战，一方面苦苦追寻近代化。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在那个老百姓识字率不到10%的年代，陈独秀率先提出首要任务是改造中国人的思想，提高中国人的素质。为此，1915年，他先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随后，他又应蔡元培之邀去北大担任文科学长，联合李大钊、胡适、蔡元培、鲁迅等人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

《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左图为《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第二卷起更名为《新青年》（右图），主要以月刊形式发行。

不同于教科书内容的单薄与知识谱系化，《觉醒年代》表现这些历史事件、这群人时避免了以往大多数历史正剧的脸谱化和扁平化。

这表明主创团队对当下的审美潮流和年轻人心理有精到把握，剧集内容主体呈现思想文化运动，但在镜头设计、音乐设计、意象表达上体现出丰沛的文化气质之美。当年轻人边看剧边发弹幕，甚至查阅国史、党史，这样一来就完成了影视艺术对历史原本的“反刍”。

当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以极具个性的方式出场，观众似乎需要“重新认识”他，这既是文学上说的“陌生化效果”，也是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所讲的“间离效果”。

比如毛泽东、鲁迅等历史人物的出场画面都采用了蒙太奇手法，长镜头、慢镜头、特写，流转细腻自然，而又暗含隐喻。

滂沱大雨，混乱的街道上，穷人卖孩子，富家少年坐在车里吃三明治，军阀的军队打马而过，乱泥溅到躺在泥水中的乞丐身上。毛泽东发足狂奔，趟过民不聊生的破旧山河。这样的长镜头，就颇有“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的意境。同时被特写的那头牛，暗示着毛泽东是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的执牛耳者。

作为一部历史剧，《觉醒年代》的成功当然不止于以“诗化”镜头铺陈一套艺术“修辞”，必然要有对历史的充分尊重，并上升到公共史学品格。

按历史大事年表顺序，《觉醒年代》回溯了多个历史事件，而止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剧中始终有一条主轴，即回答历史人物关切的那个问题：中国向何处去？

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北大红楼里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接触、学习、接受、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渐从思想启蒙转向革命行动。

中国共产党最初的酝酿是在北京，北大的红楼是源头。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大，在北大图书馆看到亢幕义宅的告示时说：“追根求源，看来源头是在这里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客观地存在着从北大红楼到上海石库门和嘉兴红船这样一个历史过程。《觉醒年代》真实再现了共产党初创时期的这段完整历史。

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毛泽东问陈独秀党的名字叫什么？他们有这样一段对话：

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好，响亮的名字，昔者，共工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

陈独秀说：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这是中国的上古神话，西方的神话里面也有不少英雄，我们就要做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不怕天罚，敢于盗火，为苦难的中国照亮前程。

这段荡气回肠的对话，预示在当时险恶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可歌可泣的流血牺牲。

1927年，陈延年被捕，他宁死不跪，壮烈牺牲，年仅29岁；1928年，陈乔年受尽酷刑，遍体鳞伤，从容赴死，年仅26岁。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热血的共产党人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信仰之真！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

李大钊在亢慕义斋演讲的最后慷慨陈词，“我坚信，一百年以后的中国，他必会证明我今天的观点，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红网·燃青年工作室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