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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孝骞。新华社发

他曾说，病人以性命相托，我们怎能不诚惶诚恐，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他还说，在患者面前，我们永远是个小学生。

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我看了一辈子病，我总觉得，一个医生不管他的本领多么高，他对病人病情的了解，是无限度的，是无止境的。”

……

他是“协和”泰斗、“湘雅”轩辕，他是张孝骞。

张孝骞，号慎斋，湖南长沙市人，生于1897年12月28日，是我国西医学的先驱、著名临床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医学界的“南湘雅，北协和”，都与他有不解之缘。新中国成立前，他担任了11年湘雅医学院的院长；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31年的协和医院内科主任，并先后担任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等重要职务。

有人说他虽然是个知识分子，却有着军人般的斗志。无论在协和，还是湘雅，90个春秋的搏击和奋斗，彰显了他对医学教育、培养人才的执着追求。

人们尊敬地称他为“协和”泰斗、“湘雅”轩辕。

2017年，新华网发布的《张孝骞的遗产》是这样描述的：一摞小本子、一根拐棍、一个听诊器，这是张孝骞的三样遗物。

1981年9月，张孝骞（中）在北京协和医院参加会诊（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截短的听诊器

在北京协和医院有一个被截短的听诊器。

由于听诊器的管子比通常的听诊器短半截，张孝骞总是得弯着腰听，几乎要趴在病人身上。张孝骞说：“我耳朵不好了，短点才能听得清楚些。”原来，那是耄耋之年的张孝骞为了听诊的准确性而自制的。

有人说，张孝骞对临床的坚持几乎到了偏执的程度。不管现代化检查手段多么丰富，他都认为不可以取代临床直接观察。

早年他曾两次游学美国，不仅亲身体验了西方优越的科研条件，还做出了引起全美医学界关注的成果，却都婉拒了“留下来”的邀请。他有一句名言：“生命的泉，即使拌和着血和泪，也要在自己的国土上流淌。”

只因心怀抱国之志，张孝骞觉得，戴上听诊器解除百姓疾苦，是一件神圣的事，容不得半点玷污。

泛黄的“小本本”

张孝骞一生并没有留下鸿篇巨制，但随身携带的小笔记本倒是积累了很多。

巴掌大小的笔记本，几十册，整齐地码在协和医院院史馆一张老木桌上，里头密密麻麻地记满了病人的姓名、年龄、病案号、病情、初步诊断等，纸张已然泛黄。

对疾病个体性的认识，使张孝骞格外重视临床第一手资料，于是他养成坚持用“小本本”记录疑难病例的习惯，总数达56本。

即使他到晚年，在右眼出现视网膜色素变性、左眼患白内障的情况下，为了能记录他的“小本本”，对患者负责，他每次查房时都要通过扩瞳提升视力。

掉漆的竹拐棍

竹拐棍，是张孝骞晚年另一个“标配”。他去哪儿都拄着，用得太久，手柄都磨掉了漆。

直到89岁，他还拄着拐棍去诊治病人。

1986年7月，呼吸内科医生陆慰萱想请张老帮忙看一个疑难病人，又很犹豫。那时张孝骞已确认了肺癌，一直痰中带血。后来，张孝骞还是听说了，拄起拐棍就出了门。

正是酷暑，烈日当头。从门诊楼到老楼的8楼2病房，要走500多步，爬42级楼梯。有电梯，但按规定只能用于转运病人，张孝骞严守规定，步履蹒跚地去爬楼梯。不难想象，对这个生命只剩最后一年的老人来说，那段路是多么沉重的负担！

当他气喘吁吁地出现在病房门口时，陆慰萱和病人感动得都呆住了。

那天，张孝骞为这个病人忙了两个多小时。

这，是他一生中看的最后一个病人。

1985年，张孝骞教授在北京协和医院内科病房询问患者病情及治疗效果（资料照片）。

“医者，外治肌骨，内驯五脏，袪疾患，消病痛，以精专之术救死扶伤，此为妙手仁心。医者，上循天道，下探良方，扬善义，慰人情，以公共立场济世安民，此为杏林之侠。世有良医，天下之福，幸甚至哉，幸甚至哉！”

1919年出版的《新湖南》月刊第一卷第一期中，22岁的张孝骞在他题为《公共卫生设施之程序》的文章里写下的这段话，100多年后的今天听来仍然振聋发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