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7月初，中共中央给红七军团发出《政治训令》《作战任务的训令》，命令他们“应在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旗帜之下，经过福建而到浙皖赣边行动”。

7月6日晚，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等率领红七军团直属部队和红十九师共6000多名指战员从瑞金出发，由长汀县古城进入福建，经长汀、连城、宁洋（1956年撤销）、永安、大田、尤溪等县，在红九军团的护送下，于7月底渡过闽江。此时，中革军委命令红七军团改道东进，占领古田县水口，再“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

8月1日晚，红七军团进占水口。2日，他们召开“纪念‘八一’大会”，宣布了中央关于组编“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对内仍称红七军团）的决定，将红十九师的第五十五团、第五十六团、第五十七团分别改编为第一师、第二师、第三师；并对攻打福州等任务进行了动员和部署。

8月2日傍晚，先遣队离开水口沿闽江北岸东进，经闽清县安仁溪、大箬，于3日到达闽侯县小箬，途中遭敌机袭击，伤亡七八十人。为了避开敌机的骚扰，先遣队决定离开闽江边，并绕开有敌重兵把守的闽侯县白沙，转向北面的山林地带，经闽侯县洋里，于4日抵达雪峰，5日抵达大湖，6日到达江洋，7日抵达福州北郊山区。

当红军北渡闽江且一路东进时，国民党福建当局惶恐不安，省政府主席陈仪急令第八十七师师长兼福州警备司令王敬久，立即调遣正在闽东“剿共”的第二六一旅刘安琪部、移驻泉州的第二五九旅沈发藻部回防。8月1日，第二六一旅第五二二团、第二五九旅第五一八团相继海运到达福州；3日，第二六一旅第五二一团也回到福州。

“为巩固后方防务起见”，福州警备司令部宣布福州城内实行戒严，晚间除了外侨，所有行人来往须受检查，非有口号不得通行，即便是公务车辆，车前没有插该司令部颁发的通行旗帜，也不得通行。同时，海军部调“抚宁”“义宁”“威宁”“肃宁”4艘浅水军舰分别进驻马江、魁岐、台江、阳岐；南昌行营调空军第三中队张其谷部、第五中队张梦缇部共8架飞机，进驻王庄飞机场。

东路“剿匪”军总司令蒋鼎文遵照蒋介石关于“万勿饬令前方部队一兵一卒班师回剿，如需部队应用，尽可电请调队入闽”的指令，于8月3日下午由漳州飞抵福州与陈仪等人会商后，向蒋介石求助。当晚，蒋介石即令原属十九路军曾驻扎过福建的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第七十八师文朝籍部（后来该师实际来闽的只有副师长张君嵩带领的第四六五团邓经儒部），从湖北、河南整训地点开拔赴闽。

先遣队高举的是“北上抗日”旗帜，引起日本方面的恐慌，不仅派“球磨”号巡洋舰载800名海军陆战队员进驻马江，日本驻闽总领事馆还给每个日侨发放枪械、符号、食品等。8月4日下午，日本驻闽总领事宇佐美珍彦偕日本海军马公要港司令新田山良幸少将前往省政府谒见陈仪，探听前方讯息，协商保护领事馆和侨民等事宜。此间，英、美、法等国军舰也先后驶进马江。

8月4日，王敬久奉省政府关于“进剿安仁溪、水口一带之匪”的命令，带领第八十七师直属部队和第二六一旅溯闽江而上，于当晚到达闽侯县白沙，第二天到达闽清县安仁溪。突闻红军已绕道抵达福州北部山区，王敬久又奉命带领第八十七师所部急忙返程。他一面令第二六一旅第五二一团由白沙上岸，向大湖方向“追剿”红军；一面带领师直属部队和第五二二团赶回福州，并严令留守福州的第二五九旅第五一八团固守待援。

8月7日，先遣队到达福州北郊，占领小北岭至笔架山一带高地，并派侦察队到磨里一带活动。由于福州夏季的天比较迟才黑，敌机利用这段时间，对红军进行轰炸、射击。

7日晚天全黑后，先遣队向福州发起进攻，一部在赤桥击溃敌便衣队，大部沿村道至新店，敌排哨缩回浮村高地。午夜12时，先遣队以一部牵制浮村的守敌，大部向义井猛攻。翌日1时，先遣队一部占领玄沙寺佯攻大夫岭，大部沿着新店通往北门楼的马路挺进。这是一条最便捷的进军路线，殊不知它也是敌人最重点防守、部署兵力最强的一个地段。因此，先遣队进攻必经之地隐士山坡时，守敌凭借着地形、工事、武器等方面的优势负隅顽抗，几次激战均未能奏效。8日天亮前，先遣队为了躲避敌机狂轰滥炸，只好收兵，退到北郊的岭头、外洋、里洋一带隐蔽休整，准备天黑后再攻福州城。

先遣队第一次攻打福州虽没有成功，但也让城内敌政军头目吓出一身冷汗。他们一面严令北郊守军拼死顶住，一面密令王庄飞机场备机以便城陷时逃亡。天亮前先遣队撤出战斗，他们才松了一口气，又令空军派飞机前往北岭山林密集处盲目地狂轰滥炸。据报载：“航空第三队、第五队派遣轰炸机，自晨至晚，前往掷弹十数次，计掷重量炸弹六十枚。”

8日下午，敌第二六一旅第五二二团从白沙返回福州，第二五九旅旅部及第五一七团一部从泉州赶到福州，守敌立即充实防务。

8日夜，先遣队采用新的进军路线，绕过新店、湖前，取道石牌、莲花峰直奔福州，曾一度进抵北门楼下。据时任先遣队参谋长粟裕回忆，“我军打得十分勇敢，强攻一昼夜，攻占了敌军一些阵地和城北关的主要街道。但因我们还不善于近迫作业，又缺乏攻城手段”，攻城仍未成功。据时任先遣队第三师师长王蕴瑞回忆：“部队接近福州时，我师是前卫，直逼城下。到晚上，从城西北角攻城。因准备不足，情况不明，梯子太短，城墙又高，梯子靠在城墙上没有爬上，当即撤出战斗……攻城时，我和粟裕同志在一起。攻打福州，先遣队三个师都参加了战斗。后来，军团领导决定撤出战斗，不攻了。”

先遣队没有攻下福州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于4月上旬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无法予以配合。据粟裕回忆：“攻打福州，带有很大盲目性。”“当时对福州敌军的实力、工事等情况了解很差……也没有地下党组织策应，没有办法打进城。”据时任先遣队政治部主任刘英回忆：“未能取得当地党与福州市工人更多的帮助和适当的配合，以致先遣队围攻福州……始终得不到各方面的消息，而影响到七军团的军事行动与围攻福州整个战斗任务的完成。”

粟裕还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估计即使打进城，也不容易解决敌人。于是决定把部队撤至福州以北岭头一带，准备向闽东转移。”时任先遣队政治委员乐少华在回忆中也写道：“大家都认为，如果攻进去了，也只能占据一角，否则兵力便会分散，福州实在太大了。”“于是我们决定部队撤回，稍事休息后便继续北上。”

8月9日凌晨，先遣队全部退回小北岭，而后即东进，往连江县桃源方向转移。

先遣队刚离开小北岭，敌第七十八师师长王敬久即令第五一八团窜入岭头“搜剿”，并令第五二二团抄近路“追剿”。由此，敌我双方在福州北面的宦溪镇降虎村一带，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搏斗……

（作者为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