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又麟

摘要：百年征程，初心启航。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笔者作为一名国有传媒企业的工作者，尝试追溯我党成立前后新闻舆论阵地的发展变革，以此阐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探索历程和对当下的重要启示与价值。

关键词：新闻思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伴随十月革命胜利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马克思主义的进步思想开始在中国传播，新文化运动进一步发展。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马克思主义传播成为了新思想潮流，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在共产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第一批新闻开拓者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通过新闻宣传和办报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化进行了有益探索，有力推动了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在建党100周年之际，回顾梳理建党前后关于新闻宣传的实践探索，对于更好把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历史演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早期共产党人的新闻宣传实践及其新闻思想

五四时期，中西方两种文化的相互交融和激烈碰撞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批新闻开拓者们的新闻思想形成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而他们的新闻思想和为之所作出的贡献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基础。

1.陈独秀与“德先生”“赛先生”的深入传播。一是创办《新青年》。1915年9月，建党先驱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更名为《新青年》），《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新青年》以民主和科学为口号，将反封建的政治制度推到了思想层面，在创办初期提出“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1]大力进行思想启蒙运动，在青年中影响很大，成为20世纪2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特别是在1920年改版后出的八卷一号，标志着《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机关刊物。二是创办《每周评论》。1918年12月在巴黎和会即将召开之际《每周评论》发刊，作为刊载时事新闻的小型报刊，该刊“主张公理，反对强权”，陈独秀在发刊词中发声“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2]，民主平等自由是他一直强调的新闻宣传思想。三是创办《向导》。1922年以陈独秀、蔡和森为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份政治机关报《向导》创刊。1923年中央将《向导》定位为“实事的批评宣传机关”，1925年将其定位为“本党政策之指导机关”[3]，赋予了《向导》历史责任。陈独秀在斗争实践和探索中逐步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他“发扬民主舆论思想、敢于反抗舆论、善于引导舆论”的新闻思想，不仅让他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和进步思想的代表人物，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新闻事业的创立者。

2.李大钊与争取新闻自由、反对新闻侵略。一是以《言治》《民彝》为阵地探索救国救民。李大钊在天津北洋法证学堂读书时编辑的《言治》是他最早主持编辑的刊物。1913年4月《言治》正式创刊，“言”即是发表言论，“治”为治理，李大钊先后发表了《大哀篇》《隐忧篇》等文章，抒发了对国家、对民族的忧虑，有力的抨击了北洋军阀、揭露了社会黑暗。《民彝》是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中，由在日本留学的学生总会创办的刊物，李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民彝与政治》，声讨袁世凯复辟的罪行，阐述了他民主政治思想。李大钊受到西方新闻思想、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以及严复、章士钊、陈独秀、胡适等人影响，成为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中国化的先驱。二是以《晨钟报》《甲寅日刊》为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李大钊从日本回国后主办了《晨钟报》。在创刊号上，李大钊发表了《<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文中提出改造中国的希望，认为中国社会改造“不在陈腐中华之不死，而在欣荣中华之再生；……不在白首中华之保存，而在青春中华之创造”。[4]李大钊在《晨钟报》《甲寅日刊》先后发表的文章记录了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发展过程。三是以《晨报副刊》为阵地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活动。《晨报副刊》的前身是《晨钟报》，在马克思诞辰101周年之际，《晨报副刊》的《马克思专栏》问世。在宣扬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积极宣传科学知识，对中国民众进行科学启蒙教育。李大钊在《东西方文明根本之异点》中指出科学精神的缺乏是东方文化最大的弱点之一，并主张“竭力铲除种族根性之偏执，启发科学精神以索真理，奋其勇气以从事于动性之技艺与产业”。[5]正是李大钊对科学的认识，树立了他科学求实的世界观，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救国道路。李大钊的新闻思想非常丰富，其核心主要是“争取新闻自由、反对新闻侵略”。

3.瞿秋白与革命理论之宣传研究。一是以《新社会》为阵地宣扬革命新思想。巴黎和会后瞿秋白在《晨报》上发表了《不签字后之办法》，这是他第一次公开发表舆论引导的文章，该文抨击了政府的软弱行为并提到了“社会之向导”，体现出他对报刊有独特的见解。1911年瞿秋白、郑振铎一起创办了《新社会》。《新社会》主要是探讨社会问题，抨击旧社会和旧制度，宣扬新思想，他在《新社会》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如《革新的时机到了》《社会运动的牺牲者》等，这些文章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为劳苦的中国人民寻求一条自新之路。二是以《热血日报》为阵地展开反帝斗争。1925年6月4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中共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由瞿秋白、蔡和森等人组成行动委员会，展开反帝斗争，同时决定出一份日报，由瞿秋白负责主编，这是中国共产党主办的第一份日报，创办的目的是及时传达党的方针、政策。中共“三大”前后是瞿秋白新闻活动的巅峰时期，他主编和参与了各类党政机关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新闻思想见解，他认为报刊要引导群众的主流思想，要有实质性的影响而不是纸上谈兵，理论要与实际并重。三是以《布尔塞维克》为阵地宣传党的主张。1927年《布尔塞维克》在上海秘密创办。瞿秋白既是编委主任又是总编辑，刊物的主要内容是揭露国民党的真面目，报道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给人民群众感受到共产党和红色政权的存在，增强民族自信心、凝聚力。从深入采访报道苏俄开始，瞿秋白的核心新闻思想是理论联系实际，深入到人民中去，为共产党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瞿秋白曾指出：“报纸一定要用口头上读出来普通工人可以懂得的话来写……必须是真正的白话”“党的宣传，首先是要‘脸向着群众’”。[6]

4.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开启特色鲜明的中国化进程。一是创办《湘江评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1919年7月，毛泽东在政治格局动荡的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该刊的创立不仅推动了“五四”运动在湖南的发展，更是坚定的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和主张。《湘江评论》“以宣传最新思潮为宗旨”，在创刊号中，毛泽东发表了《创刊宣言》，他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7]他认为所有的强权都要打倒，中国人民应该觉醒起来，联合起来担当起革命斗争的重任，“开通民智、唤醒民心”是毛泽东最早期的新闻思想。二是编辑《新湖南》。原为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生自治会会刊，从第七号起由毛泽东负责编辑。第七号开始内容与之前大不相同，在第七号刷新宣言中，毛泽东写到以后的宗旨是：“一、批评社会。二、改造思想。三、介绍学术。四、讨论问题。……”[8]他不顾反动派的压迫，称：“我们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9]可见毛泽东的战斗报风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三是创建《平民通信社》。五四运动后，军阀张敬尧在湖南的倒行逆更为嚣张，1919年12月湖南学生组织各界发动驱张运动，毛泽东联系各个学校代表重组联合会后，亲率湖南联合会达到北京，创办“平民通信社”以配合驱除张敬尧运动的需要。该通讯社的创建之际，我国通讯社事业还在初期阶段，毛泽东倡导“民众大联合”的指导思想，将新闻工作和实际紧密结合。

二、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中的实践与发展

（一）汲取近代中外民主进步新闻

党的早期新闻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深受近代报刊政论家康有为、梁启超办的《时务报》《新民丛报》等维新报刊“时务、知新”“变革自强”思想和孙中山三民主义“民主、民权、民生”革命思想的影响。康梁两人的办报思想来自西方资产阶级新闻思想，而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从中汲取经验，结合中国当时情况，形成了自己的新闻思想。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中，陈独秀公开承认康梁两位对自己的影响，特别是康梁 “时务知新主义”办报思想。陈独秀接触到西方思想应该是在日本留学期间，自此陈独秀的新闻思想由“改良”转向“革命”。[10]法国启蒙思想运动让陈独秀产生了共鸣，新闻出版自由是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也成为了陈独秀从事新闻工作期间最坚定的思想基础，进而有了他“民主与科学”的新闻思想核心。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学习为毛泽东早期新闻思想奠定了基础，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新思想，特别是在报刊中适合政治思想斗争的新文体—报章体，毛泽东尤为青睐。在《兴中会宣言》中，孙中山明确提出要发挥报刊的在革命中的宣传作用，在《致〈觉民日报〉函》的信中孙中山说：“夙仰贵报为吾党之喉舌，作侨界导师，大声疾呼……”，明确表达了报纸是阶级斗争的重要工具。正是对传统文化、资产阶级改良派新思想、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的总结和探索，才形成了他早期的新闻思想，认为报刊才是国民的喉舌，宣传新思想才是洗涤旧思想、唤醒人民群众的最好途径。

（二）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开展报刊宣传实践

李大钊是在留学日本期间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思想，并对社会主义运动和思潮尤为关注，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系列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影响最大的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中比较系统的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并运用社会主义思考和分析问题，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的拯救中国。在马克思诞辰101年之际在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1922年在专栏上发表了《马克思与第一国际》，详细的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与第一国际的历史渊源。李大钊一方面在积极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提供理论指导，另一方面又运用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奠定基础。1922年李大钊在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词，是我国第一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新闻现象的讲话。[11]可以说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播种者，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中国化的先驱。

陈独秀、李大钊是较早的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在新闻实践中大力宣传的新闻人。毛泽东曾说“在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方面，他（李大钊）是我的老师，是在他的直接帮助下，我逐步认可并接受马克思主义。”[12]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给李大钊做助理员期间，受到李大钊和《新青年》《每周评论》的影响和熏陶，不断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在《湘江评论》中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已体现出他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和见解。在这一时期，去苏俄采访的瞿秋白、去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周恩来等人都参与到国际无产阶级报刊的宣传活动中，1924年中共旅欧支部的机关刊物《赤光》在法国创刊，周恩来任主编，该刊积极的宣传马列主义，探究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中共早期的新闻人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俄（共）布、共产国际的办报实践和新闻思想，逐渐形成了早期中国共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办报思想。

（三）形成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

1.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实事求是的态度。 新闻真实性就是在新闻报道中每一个具体事实都必须合乎客观实际。在传统的新闻学研究中，事实是放在第一位的，其次才是新闻。毛泽东在接触新闻工作开始，就非常注意新闻的真实性，倡导要“根据事实说话”。1920年在《湖南通俗报》第一次编辑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湖南通俗报》要根据事实说话，切不可专谈空洞乏味的大道理。”[13]这一纲领性的发言得到了新闻界一致赞同，并将“根据事实说话”落实到新闻报道中，这一原则也成为了后来报刊宣传的出发点。

2.坚持党报党刊服从党的领导。列宁指出：“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共产党人来主持。”瞿秋白曾说：“我们是以理论家的资格，以宣传鼓动家的资格，以组织家的资格来从事新闻工作”，所以我们要建立起一个新闻报刊政治家的正统，来宣传和鼓动，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开展。 从《新青年》《前锋》再到《热血日报》《布尔塞维克》，这些报刊都有始终坚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发挥舆论引导作用。

3.坚持紧密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周恩来指出：“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一刻也不能脱离人民群众。”[14]“报纸要着眼于群众，不能老浮在上面”[15]周恩来提出办报要紧密联系群众、深入群众，了解真实情况，才能为人民群众谋福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事业，从早期开始，始终都是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党性的具体体现。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新闻思想于当下之启示

从以上史料的分析研读中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早期新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实践和重要成果，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形成和确立，对我们今天从事新闻舆论宣传工作有着重要指导意义。具体来说，有以下四方面启示：

1. 党性原则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根本原则。党性是一个政党的政治本质和特性，是其阶级性的最高和最集中体现。新闻舆论工作坚持党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最基本、最重要的观点。恩格斯认为，“在大国里报纸都反映自己党派的观点，它永远也不会违反自己党派的利益。”从党的早期新闻宣传和探索分昭示我们，党报党刊应当旗帜鲜明坚持党性原则，理直气壮坚持党管媒体、党媒姓党，坚定不移地成为党和政府的喉舌。西方媒体自我标榜是“社会公器”“第四权力”“无冕之王”，鼓吹抽象的绝对的“新闻自由”。事实上，西方媒体也丝毫不能摆脱自己的倾向性、阶级性和政治性，而且由于资本的介入和利益集团的操作，这种倾向性、阶级性、政治性更加露骨。在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西方国家媒体毫无底线地污名化中国抗疫行动，充分证明了其所谓“新闻自由”的欺骗性、虚伪性。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无论媒体的背景是什么、同党委和政府管理部门的关系是什么，党管媒体的原则和制度必须始终坚持，不能改变。而且党管媒体不能说只管党直接掌握的媒体，而是要把各级各类媒体都置于党的领导下，确保党对媒体的主导权、管理权。

2.“政治家办报”是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的重要保障。“政治家办报”思想是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来的，在1959年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谈到，报纸办得好坏，“要看你是政治家办报还是书生办报”，并明确指出“我是提倡政治家办报的”。尽管这一概念是后来提出的，但却是党的早期新闻宣传探索的鲜明特色，党的第一批新闻开拓者如毛泽东、陈独秀、李大钊等都是政治家，其新闻宣传实践体现了“政治家办报”要求。新闻舆论的首要职能即是政治职能。正是由于我党早期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大力进行舆论宣传，正是由于我党主要领导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发展新闻舆论工作，中国人民思想才得以真正解放，亿万民众的力量才得以唤醒凝聚，人民民主专政的崭新政权才得以星火燎原、蓬勃生长。由此可见，无论时代怎么发展，科学技术如何进步，舆论宣传的形式手段如何变化，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新闻网站的原则不能变。坚持什么、反对什么，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要从政治上来看。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从来不是单纯的业务工作，讲政治是第一位的”。“政治家办报”并不是说新闻舆论工作者都要去做真正的政治家，但是你必须有政治家的理论高度和政治涵养。只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只有坚定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只有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才能明辨主流和支流、成绩和问题、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才能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诱惑干扰面前，保持“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政治定力，才能牢牢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话语权。

3.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做好主流媒体宣传工作的重要法宝。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指导思想。新闻是一门特殊的科学，既有其政治属性，也有其社会属性。作为主流媒体宣传工作者，我们首先要坚持党性原则，同时也要尊重新闻传播规律。我们既要大张旗鼓、理直气壮的传播好党的政策主张，同时也要注重实际情况，充分考虑社会舆情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既要懂得用理论指导实践，也要学会用实践解读理论，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成风化人、凝心聚力。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充分说明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意义。在进行新闻舆论宣传工作时，我们必须十分注意，再高明的政策理论，一旦忽略了实际情况，忽略了其实用价值，就会成为空中楼阁、镜花水月。在党的百年革命斗争史和发展建设史中，总是擅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结合实际国情，将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中国化解读，从而牢牢占领舆论的制高点，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形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重要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2013年6月22-25日会议上提出反对四风，第一就是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和理论联系实际是完全对立的，扼杀了新闻工作实事求是、联系群众的生命力。在舆论宣传系统中，形式主义不光是说话的问题，因为语言背后是体制。当官话套话在媒体上不断重复时，会制约我们的实际工作，党的话语体系僵化，会制约我们与时俱进的能力。作为新时代的媒体人，我们应当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者和践行者，成为“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和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4.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主流媒体宣传工作的价值追求。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早在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是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对问题”；1948年4月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明确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新闻工作“就是教育群众，让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务和党的方针政策”。党的早期新闻宣传实践，很好地贯穿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坚持舆论宣传工作的党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党性人民性是一致的”这一理论对我国新闻和宣传工作实践的指导，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只有搞清楚“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才能弄明白“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无数历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密联系群众、依靠群众，是我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新时代的新闻宣传工作者应深刻理解这一法则。有些时候，我们的宣传报道会让普通群众读来觉得“党性色彩太浓、理论艰深晦涩”，这其实正是党性发挥的不够，也就是人民性发挥的不够的表现。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些振聋发聩的时代宣言，为我们的舆论宣传工作指明了道路和方向。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我们才能够充分发挥舆论宣传工作的导向引领作用，将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落地生根，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推进器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风向标。

百年后我们再次回眸五四运动、百年后我们再次回眸新文化运动、百年后我们再次回眸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为“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命题，振臂一挥、引吭高呼的那群革命者和新闻人：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鲁迅、穆青……因为他们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火种散播开去，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最终得以改变。回首过去、注视当下、展望未来，前赴后继的新闻媒体工作者在这片无声的战场上延续初心、坚守使命、砥砺前行，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向舆论宣传战线的革命引路人致敬献礼！

注释

[1]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发刊词，《每周评论》第一号，1918年12月22日.

[3]《致各区、地方和小组同志的信—颁发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1923年12月15日；《对于宣传工作之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4] 《<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1916年8月15日），《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365页.

[5]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著，李大钊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 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版，第270页.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 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版，第373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 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版，第373页.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 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版，第373页.

[10]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第19页.

[11]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299页.

[12]李银桥 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M].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页.

[13]谭一.毛泽东新闻活动[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第66页.

[14]李永红.周恩来新闻思想研究.湘潭大学.

[15]李永红.周恩来新闻思想研究.湘潭大学.

参考文献：

1.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发刊词，《每周评论》第一号，1918年12月22日.

3.《致各区、地方和小组同志的信—颁发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1923年12月15日；《对于宣传工作之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4.《<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1916年8月15日），《李大钊全集》第二卷.

5.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著，李大钊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 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版.

7.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

8.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

9.李银桥 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M].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页.

10.谭一.毛泽东新闻活动[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11.李永红.周恩来新闻思想研究.湘潭大学.

12.童宾.在坚守百年大党办报路线斗争中深植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与写作》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