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观念重塑：理论本源追溯与中国化历程再探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笔者在大一时所上的新闻学基础课程。因受到课时的限制，本科教师仅以“带读马列经典原著”的方式，向笔者呈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所进行过的新闻活动。另外，除陈力丹教授著述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程》教材外，笔者课后并未能主动阅读其他书目，因此笔者对理论的认识仅局限于课堂内，没能延伸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新变化。

基于上述客观实际和自身理解能力浅薄，笔者把“新闻观”中的“观”，一直理解成一种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位伟大导师的历史实践中提炼出来，并用以解决当下新闻生产活动中诸多问题的时代经验总结，或方法论。以是观之，笔者先前着重在“观”的工具价值上，过分强调其手段和目的，这样不仅造成知识体系搭建上的具象和狭隘，也难免滑入“实用主义”的桎梏，附着“有用即真理”的色彩。

在听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主题系列讲座”相关讲述后，笔者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血肉”——理论内容得到充盈，其“脉络”——学识体系也被疏理得格外清晰。至此，笔者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理解成一种涵括性的概念，即一种基于二十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形成，并且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因不同的历史任务和政党使命，有着不同的理论内涵和实践形态的新闻世界观。

（一）理论丰盈：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发展

本科阶段，笔者认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时间线孤立地停留在马克思主义传入我国前，以为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践行者和贡献者，而忽视了列宁等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精神领袖在传播过程中作出的杰出贡献。对此，邓绍根教授以详细史料为支撑的灼见令我醍醐灌顶。

他认为，在十月革命前，中国人便“初识”列宁，为下一阶段列宁主义在华传播奠定了舆论基础，天津《大公报》早在1917年5月6日便报道“黎里尼”（列宁），5月17日首次使用了“列宁”译名。20世纪后期，世界局势风云激荡，我国报刊业也已逐渐将目光投向不断爆发革命的俄国。

1917年11月7日，俄国临时政府垮台，苏维埃政权建立，社会主义从书本学说变成了鲜活现实。十月革命成为人类历史上的划时代事件，使困顿于救亡图存的中国人民产生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此时中国报界对列宁主义的态度逐渐由负转正，为后来其在华的传播与实践培育了土壤。邓教授以历史为经纬，以当时极具影响力的报纸，如《申报》《晨报》《东方杂志》《每周评论》《新青年》等，指出在革命胜利后，中国报业对“过激党及过激主义”的评价及其态度立场的转化，从而既具象又宏观地编织出当时新闻业界的态度。

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大会在莫斯科召开，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国的传播活动由自发转向自主。1920年3月，共产国际在华全权代表维经基斯来到中国。维经基斯十分重视新闻宣传工作，对运用中国报业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有着强烈意愿。在共产国际推动下，列宁的建党理论和党报思想中“办报——建党的着手点”的原则在中国得到了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新闻工作者和理论宣传家，诸如刘绍周、张太雷、邵飘萍及瞿秋白等人积极参加共产国际多次会议，聆听过会议报告，参与过会议讨论，享有会议发言权。邓绍根教授推测，共产国际的会议上对组织创办报刊和新闻宣传工作的指示，也可能他们对产生过巨大影响。

列宁的党报理论，在催生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同时，也一并滋养着中国共产党的萌芽壮大。毛泽东曾对此赞誉：“那个时候《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来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程曼丽教授将列宁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与发展（其中包括报刊宣传）提出的一整套理论构想的核心概括为“列宁社会主义国家新闻思想”。她认为，列宁新闻思想与报刊实践的一部分形成于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前，与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斗争理论具有相同性质，如列宁对建党前《火星报》和十月革命前《真理报》的相关论述。然而，列宁新闻思想更为重要的一部分，产生于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条件下，苏维埃政权（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而列宁主义理论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理论。因此，列宁新闻思想，对现今面临严峻国际舆论形势的我国，有着更为恰时的启发意义。

（二）脉络梳理：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演进历程再认知

由于本科阶段学习不深入，笔者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为孤立、片面的静态理论，对其了解也局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新闻活动和宣传思想。而后，虽然笔者通过期末应试和入党培训等方式得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始终在中国化的动态发展中回应着时代需求。但是，笔者每次所习得的，往往是由单一政策制定部门在某一新闻宣传会议上，就当下的具体问题所作出的论述。即使笔者每每听之如雷贯耳，但却总是无法融会贯通。

由于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化”缺乏宏观把握和微观认知，笔者的学识体系是片面和割裂的。而童兵、丁柏铨、雷跃捷几位教授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高站位、大格局、宽视野的阐述，使得笔者破碎的理论“筋骨”能够重新活络、联结。

雷跃捷教授认为，毛泽东的新闻思想形成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长期实践过程中，是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集体思想结晶，具有开创性的伟大贡献。邓小平新闻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框架体系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是我党新闻思想的宝贵财富。新闻舆论思想是以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在世纪之交的背景下审时度势的转变，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探索，提供了新思路和新内容。雷教授以历史上的重要节点和关键人物为纽扣，对历史和当代进行串联，系统地梳理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发展脉络和当代探索。

雷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当代探索，应以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原理基本要义”为关键和前提，要准确把握我国所处的时代方位和新闻传播规律，也要对西方资产阶级新闻学的错误观点予以批判，更要绷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发展过程中“实践”这根红线。雷教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十二个坚持”，十分具有启发意义。

丁柏铨教授偏重于对“舆论观”进行历史宏观把握，“继承与发展”始终是丁教授研究的学术主线。丁教授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新闻舆论工作一系列根本性的重大问题上很好地继承了我们党的新闻舆论观，并在此基础上对新闻舆论工作的理念进行了创新与发展。

在我党成立百年之际，丁教授以“舆论观”为画笔，勾勒出我党新闻舆论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中国建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十八大召开之前和新时代四个不同时段的演变和发展。

以“舆论观”角度切入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历史研究，既探明了舆论观本身的发展规律，又能为当下党和政府如何更好进行舆论工作提供历史借鉴。

童兵教授的视野新颖而独特，对党媒百年来所作的贡献进行集中总结，作“鸟瞰式”扫描，回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党的事业的指导和引领，突出党媒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深化和拓展。

二、求实为本：在历史背景与真实语境中读典悟理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我看过一些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书，其结论未必正确，但在研究和考据马克思主义文本上，功课做得还是可以的。相比之下，我们研究者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就远远不够了。”这表明，我国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确存在考据不足、溯源不实的情况。尹韵公教授在讲座中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也存在着这样的隐患。

（一）在历史背景里读懂原典

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学习和培育，尹韵公教授认为，需要读原著、读经典、读源头，避免“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以“王明教书”进行类比，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当时王明对着书本双语教学，口若悬河，将听众震慑得厉害。然而历史事实证明，中国革命从1921年到1927年前六年一直在经历挫折。毛泽东也对此回顾道，只知要革命，却不知怎么革、什么先革、什么后革。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育，决不能成为“王明式”照本宣科的教学，因为好多事情并不能仅按照字面语义理解。

如何不照本宣科地教学，如何在历史背景中解惑？尹教授在讲座上举的例子让笔者印象深刻。他说，为什么是恩格斯执笔为《共产党宣言》写了不同翻译本的序言（共7种版本），马克思那时还健在，为什么不出面？如果只讲书本上的，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一直困惑着尹教授，直到他阅读到《马克思传》后豁然开朗，因为马克思是犹太人，但欧洲有着反犹的传统思潮，反犹主义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而恩格斯不是犹太人，让恩格斯出面撰写，反而更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传播。

从这个例子中，我切实感受到，在考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来源时，如果仅仅浮于文字表面，不结合当时欧洲的历史实际情况，就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要读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对其溯源时，就一定要对欧洲当时的历史背景有所了解，积极吸纳和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思想的考据成果，推动深挖、拓宽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内容、思路、范式研究，从而让理论更好联系历史实际、接触当今实际、预测将来实际。

（二）在真实语境中体悟原理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集合性的世界观，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因不同的历史任务和政党使命有着不同的概念内涵。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涵盖了党性原则、新闻规律观、正确舆论观，始终有一条主线贯穿。这条主线，就是张昆教授在讲座上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精髓——真实性。

在讲座中，张昆教授依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历史发展脉络，依次列举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以及习近平等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实事求是的传承与坚守，进而梳理凝练出新闻真实性这一精髓。此外，他认为尽管中外在新闻理论、传播理论上存在区别，甚至是根本的区别，但在坚持新闻真实性这一点上，中外呈现出难得的、惊人的一致。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真实性永远是新闻学的价值罗盘和最大共识。

学者杨保军认为，理解真实的实现方式，与理解新闻的方式，都是一个不断进化、持续丰富过程。中介手段的特质决定了新闻真实的受限程度。人们以不同媒介形态认识、感受并经历世界，便会建构起不同的“真实图景”。

和从前以语言文字为主、以视觉符号为辅的社会相比，现在以新兴媒介技术为主的社会里所建构起的“真实”意义与内涵更为繁杂，也更容易被忽略。对此，张昆教授指出，当今新闻传播的转型倒逼高校新闻教育的改革。不少高校加大力度拥抱新科技、购置新设备、引进新师资、开设新课程等，一味执着“求新”以适应新的时代需求，而忽视了“求真”这一新闻传播教育的传统。那么，如何在技术大变革的后真相时代保持和贯彻“求真”？他认为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统领，要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下，将以人为本、党性原则、社会责任和开放创新全部统合起来。

三、学科革新：研究范式创新与传媒业态重构

（一）理论创新：新型传播格局下的范式互融

今天，中国发展正处在百年历史的交汇点，面对百年未见之大变局。新兴媒介技术不断发展，社会传播现象不断翻新，未来已悄然而至。在笔者的专业学习中，新闻学始终烙印着“舶来品”标签，我国学者的研究范式和思维长期受制于西方的理论框架。

那么，我国新闻学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究竟被西方影响了多少？学科体系是如何被建构的？对此，曾庆香教授见地独到。她认为中国特色的新闻话语体系是由作为宣传的新闻、作为商品的新闻、作为专业的新闻和作为交往的新闻四种范式共同构成。新闻作为宣传范式，生发于中国近代史，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有“喉舌”“党性原则”“政治家办报”“舆论导向”四大内涵。

而对于经常被诟病成欧美“舶来品”的新闻作为专业范式，曾教授认为其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自然发展的产物，也应当遵循“报道客体为本位”的底层逻辑，让新闻兼具公共性、客观性与严肃性。

作为交往的新闻是人类最古老的新闻样态，她认为这一范式曾因共同体疆域的扩大和职业新闻者的出现而蒙上历史的尘埃，但又因社交媒体对人们跨越时空的联结而得以复现。

关于新闻作为商品的范式，曾教授指出，其实践形式主要体现在商务广告和新闻市场供应的两方面。对商品范式的认知与探析，能为市场和政府对其进行调控提供理论进路。上述四种新闻范式，虽然是不同历史时代的分娩物，但并不是非此即彼、互相取代的关系，而是互融共生、协同演进的局面。

在互联网崛起的新背景之下，社会传播秩序发生巨大变革，“信仰缺失”“看客心态”与“社会焦虑”在中国人的社会心态中的占比不断攀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闻研究范式是否还能适用？如何解决诸如文化沙漠、共识困境的一系列问题？

张涛甫教授认为要用新宣传去应对当下传播格局转型。首先，他对传播生态的变革进行精准研判，新媒体技术“活性”释放出巨大的传播能量，改变了原有政治权力结构与传播权力结构之间的微妙平衡，互联网技术结构调整引发权力转移，打破了原先由传统媒体及传统权力主体主导的传播格局，进而催生了“新宣传”。而做好新时代的新宣传，则要从顶层设计、抢占入口、把握规律以及宣传技巧四个维度入手。这种“弱化传者本位、强化受者本位”的去意识化形式的新宣传概念，与曾教授的“新闻作为宣传的范式随着我国制度、法律等层面日益完善，民众的行为日益规范，社会主义建设日益平稳，由原来的‘鼓动法’改为‘浸润法’”的认知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某种程度上映射出范式之间的交叉融合和社会传播格局的变动，已成为新闻传播学界的共性认识。

（二）业态重构：新兴技术变革中的传媒挑战

此次讲座中，李良荣教授着重探讨从2G到5G时代中国传媒业的变迁。他简要回顾了中国传媒业的变革，指出党性原则、社会需求、市场驱动分别为前三次传媒业变革的原动力，而新世纪以后新兴的互联网技术驱动中国传媒业变革的新动力源。他认为，当下万物皆媒的“5G时代”，技术驱动下传媒业最大的变革本质上是思想观念的变化，即从以“传者为中心”转向以“用户为中心”和从坚持内容生产变革转向坚持融合性平台创新。

李教授指出，只有打造完整的信息生产系统，才能凝聚网络主体人群。究竟什么是值得被争取的网络主体人群？李教授给出了他的答案。在未来十年，中间阶层将成长为中国社会最中坚的力量，抓住中间阶层的心，就抓住了最高效、最有力的全媒体传播网络。在面对由资本和技术驱动下蓬勃发展的网络新媒体，传统媒体似乎呈现“节节败退”之状，但李教授乐观预测，在新的传播格局中，新时代中的“老媒体”不是优势尽失，而是优势尽显。传统媒体能凭借既有的人才优势、政治优势、资源和品牌优势，通过主动肩负坚持真实、揭示真相、坚守真理的使命，将从“信息媒体”变为“意义媒体”，从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和价值。

喻国明教授将研究触点集束在“5G时代”。他也认为，传统媒介在文明传承和社会逻辑的洞察方面存在巨大优势，“5G”这一历史发展阶段的必要推动力量和“稀缺资源”，是传统媒体在5G时代的未来发展中的机会之所在。传统媒体在面临新传播格局所带来的挑战时，要把握好机会，找好自身定位，继而找寻价值创造的“节点”与维度。

喻教授还指出，5G技术是带有“革命者”气质的。因此，传播者、媒介、受众以及内容等传播要素都将在技术逻辑的主导下面临全新变革。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但他同时也指出，从长期预测的角度看，政府规制、市场产业、技术革命与社会安全始终都是影响中国传媒业发展的四大基本维度。

另外，他也指出当下传统媒体转型中的融合创新实践犯有常识性的错误，即对“1到100的创新”过度关注，而忽略了“0到1”式解决原理性、方向性、逻辑性问题的创新。如果只关注前者，则会带来巨大的浪费。例如，县级融媒体不能照抄中央厨房、省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模式，当成单纯的媒体来搭建，而是要找准其自身的价值定位，将其建设成为一个综合服务平台，成为互联网上的社会基础设施，进而完成政府与群众之间的双向联通。

最后，笔者想要以雷跃捷教授的一段精彩论述作为“漫游‘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主题系列讲座’十三讲”的终点站。他这样呼吁：“我们正站在历史交汇点，回望党的新闻事业的历史，展望党的新闻事业的发展远景，我们要深切地认识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重要论述的深远意义和重要价值。我们将在时代的进步和实践中不断地发展和丰富，不断地谱写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新篇章。站在历史的交汇处，我们在憧憬中再出发……”

作者：

邓宇航 湖南大学2021级新闻与传播硕士研究生

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首届“做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践行者”征文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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