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百年岁月，初心滚烫。从三湘大地走出的老一辈革命家，以一生坚守信仰，以步履奔赴家国，将赤诚与热爱一笔一画写进山河。他们屹立于时间的河流，像一个个闪光的坐标，把来时的路、出发的初心刻进光阴。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网联合湖南省档案馆、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特别推出《闪光的坐标——老一辈革命家的初心故事》专题报道，让我们翻阅尘封档案，打捞时光印记，重温老一辈革命家纯粹而坚定的理想信念。

《七天扩大红军突击计划》，现珍藏于湖南省档案馆。图为该计划复制件

红网时刻新闻记者 王嫣 王诗颖 摄影 秦楼 朱丽萍 后期 李美燕 长沙、汨罗报道

1935年1月，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深陷重围，国民党军队步步紧逼，敌我兵力悬殊。绝境之中，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作出决定：撤离根据地、北渡长江。

时隔3个月后，4月12日至15日，天气回暖，局势发生了戏剧性转折，红二、六军团敏锐地抓住敌军贪功冒进、孤军深入的机会，在陈家河、桃子溪连续打了两场漂亮的歼灭战，撕开了包围圈。

两场胜仗打通了生路，也暴露出了持续作战兵力不足的真实境况。绝地反击后，如何找到更多合格的战士？又该怎样坚守、立足？这成了当时最紧迫的问题。

不久后，一份特殊的征兵令——《七天扩大红军突击计划》，在时任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书记任弼时的推动下应运而生。这次征兵不是喊口号，而是要让老百姓真正看见：红军能打胜仗，跟着红军有希望。

90多年过去了，那年春天的往事，记在纸上，也长在土里。任弼时和战友们留下的这份突击计划，就像一粒埋进岁月深处的种子，在时代的变迁中，生根发芽、枝繁叶茂。现在再次翻看这份档案，仿佛仍能听见那时的脚步声，从大山里，一路响到了今天。

一份计划，见证战局生死转折

如今，珍藏于湖南省档案馆的这份革命历史档案《七天扩大红军突击计划》，成为了记录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核心斗争的一手史料，真实记录着红军绝地扩红、以弱制胜的革命历程。

第五次反“围剿”接连失利后，1934年8月，任弼时以党中央代表和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身份率领红六军团突围西征，为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先遣探路。这支军队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会合后，开创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转移。

当时，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发动的“湘西攻势”等军事行动，成功牵制了国民党军30余万兵力，迫使其从追击中央红军的前线抽调4个师回援，极大地减轻了长征中中央红军的压力。

《七天扩大红军突击计划》正是红二、六军团在1935年4月反“围剿”最危急关头，打出陈家河、桃子溪两场漂亮的歼灭战，绝地反击之后的关键部署。

陈家河战斗遗址。任弼时纪念馆供图

为何在取得两场大捷后，紧急启动这一计划？

“那时，刚打了胜仗，缴获大量武器弹药，湘鄂川黔根据地群众备受鼓舞，这是士气最高、群众参军意愿最强的时刻。”湖南省档案馆查阅利用部副主任龙琛介绍，当时虽然赢了两场战役，但敌人的总兵力仍占绝对优势，红军在连续作战中也减员严重。此时红二、六军团已由战前的1.2万余人，减员至9000余人，急需补充兵力。还有另外更重要的一层原因是，两场战役后，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果断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决定就地坚持斗争。“既然不走了，就必须迅速恢复实力，在敌人下一轮进攻前把队伍壮大起来。因此，这次扩红不仅是简单的征兵，更是危急关头将军事胜利转化为政治优势，兼顾‘速度’与‘质量’的有力实践。”

细读这份90多年前的革命历史档案，一系列严密、务实的举措令人动容。从师到连，成立专职的“扩大红军突击队”；以团为单位，每日汇总工作进度；新兵必须集中“检举”审查，不直接补入连队……《七天扩大红军突击计划》中提到的这些做法，在当时都是极其超前的管理举措。

一个决策，书写“扩红传奇”

从湖南省档案馆出发，驱车一个多小时，便来到了岳阳市汨罗市任弼时纪念馆，在这个任弼时度过了十六个春秋，接受启蒙教育，走上革命道路的地方，我们试图读懂他在90多年前，做出“七天扩红两千”决策背后的信念与担当。

任弼时生平业绩陈列馆。

步入任弼时生平业绩陈列馆第四展区，一张陈家河战斗遗址的照片吸引了记者的注意。任弼时纪念馆讲解员胡晗玥介绍，1935年4月12日，任弼时向团以上干部传达遵义会议决议，决定撤出塔卧和龙家寨，北渡长江，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红二、六军团在反“围剿”斗争中，经历了大小战斗30余次，部队由7400多人发展到17000多人。其中，陈家河、桃子溪两场漂亮的歼灭战就发生于这一时期，也就是时任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书记任弼时部署推行《七天扩大红军突击计划》的时候。

1935年取得陈家河、桃子溪战役的胜利后，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根据形势变化，果断放弃北渡长江计划，立足根据地坚持斗争，部署推行《七天扩大红军突击计划》，在极速扩红的同时，保证兵员素质，为保卫根据地提供了坚实武装保障。

这张照片下方，展陈着由任弼时领导湘鄂川黔省委颁发的关于土地革命的三个文件。胡晗玥坦言，1934年底至1935年初，任弼时在根据地中心区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这是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对农村土改的一次重要实践。而正是因为群众相信“跟着红军能打胜仗、能保得住分到的土地”，共产党在根据地积攒起了极高的群众威望，才让七天扩红两千人成为了可能。

一种精神，穿越烽火生生不息

任弼时故居。

如今，漫步于任弼时故居，四周古树参天，竹木葱茏，宅院青砖落地，马头墙高耸，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

九十余载光阴流转，那份诞生于危急关头的《七天扩大红军突击计划》，承载的革命精神穿越战火，历久弥新。

任弼时纪念馆铜像广场。

“《七天扩大红军突击计划》是任弼时遵循群众工作与建军客观规律，立足边区实情，作出的科学决策和重要部署，尽显革命智慧。”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副主任邹艳说。虽然，这是战时突击动员，但在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的领导下，红军始终坚守群众纪律，组织科学有序，并将突击扩红与巩固苏维埃政权、落实土地政策、优待红军军属等紧密结合起来，达到了应急攻坚与维护群众长远利益的统一。

当下，这份档案仍蕴藏着丰厚的精神养分。任弼时尊重实际、科学谋划、遵循规律的领导方法，迎难而上、一抓到底的担当作风，为新时代青年干事创业、勇毅前行树立起鲜明的精神标杆。

从1935年到2026年，岁月更迭，山河巨变，但《七天扩大红军突击计划》这份泛黄档案上的墨迹从未褪色，老一辈革命家留下的精神力量，早已化作后来者前行的底气，在每一次回望、每一次践行里，始终鲜活滚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