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浏阳金刚镇太子湖村的墨庄何氏祠堂举行英烈祭祀仪式。

红网时刻新闻 记者 肖世锋 刘志雄 陈杰 龚子杰 浏阳报道

7月7日，浏阳金刚镇太子湖村的墨庄何氏祠堂，在9点8分，祠堂前的人声忽然静了。

近百人聚在祠堂里，方才还在叙旧、招呼、谈笑，此刻像被一只手轻轻按住了。

焚香燃烛，青烟斜升，杀牲献祭。整个过程不过两三分钟。然后人群又渐渐说起话来，声音不大，有人低头看表，有人整了整衣领。

祠堂前的香火味散开，混着暑气。今天是第76次，从1950年起，每年这一天或冬至，当地人都会刻意来此，祭奠先烈。

墨庄何氏宗祠里供奉的烈士牌位。

供奉了76年的烈士牌位

祠堂内，烈士牌位肃立。上书“解放江南凤形战役阵亡烈士之精神永垂不朽”“一群健将酣战凤形流碧血十亿人民常来塔前献红花”。

1949年7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军第一一八师第三五四团，在浏阳与醴陵交界的凤形山，与国民党白崇禧部展开激战。指挥部就设在墨庄何氏宗祠。

战斗持续了两天两夜。敌军被击溃，但副团长邓佰成、连长罗荣桓、排长李郁、战士邓南昌、傅光强、刘庆余等多人壮烈牺牲。

前线医院就设在何家祠堂。大厅、左右厢房、里屋，全是伤员。烈士遗体临时安放在里屋，伤病员躺满了每一寸地面。

七月的浏阳，气温逼近四十度。血腥气、汗气、药气、硝烟气混在一起，散不开。苍蝇嗡嗡地飞，赶不走。附近的老百姓来了——拆下自家门板当病床，扯下被套和白布当绷带，把缸里的口粮、地里的南瓜红薯送了过来。

这些事，何日新记得，多年祭祀，牌位也曾于1984年祠堂翻新时重修。

他今年八十七岁，是太子湖村目前年龄最大的党员。那年他十岁，他说自己就是个凑热闹的小孩，趴在祠堂门槛上看，他爷爷是支前队长，帮着组织乡亲们转运物资和伤员。

“战士们躺在这里，穿着全是血的衣服。”他声音不大，周围的人慢慢静下来。

众人在等待仪式开始。

老百姓用房门楼板给烈士作棺

战斗结束后，大部队要继续前进，烈士的遗体还停在祠堂里。

乡亲们自发地，把邓佰成、罗荣桓、李郁、邓南昌、傅光强、刘庆余和5位无名烈士安葬在原墨庄村松柏组的黄泥岭，就葬在何氏祖坟旁边。

“老百姓把自家楼板扣下来，给烈士当棺材。”太子湖村退休教师陈美文说。她今年七十五岁，从二十多岁嫁到金刚镇开始，就参加了烈士的祭祀活动。

在校时，陈美文每年会带着学生来烈士墓前。她说：“他们是为了我们牺牲的，没能回家乡。我们不来祭奠，谁来纪念？”

金盆岭烈士墓。

1974年，因开荒造田，烈士遗骸全部移葬到金盆岭。1998，金盆岭烈士墓前立起一块石碑，上面刻着：“金刚镇教育办德育教育基地”。

何永根今年六十三岁。他说：“我参加了五十多次了。年年清明去扫墓。”旁边有人问，这么多年，有没有人嫌麻烦？何永根摇头：“祭祀烈士，没有一个反对的。”

从祠堂出门往西北走约750米，再上山走约200米，就是烈士们如今长眠之处。

北方来的年轻人

何学军站在人群中，这次祭祀活动，是他牵头组织的。

他今年53岁，村医。他的爷爷叫何运满，当年的支前队长，帮着搬运弹药、转运伤员。

“爷爷跟我讲过凤形战役。”何学军说，“李郁排长跟爷爷说，希望能把遗体送回天津老家。可在天津哪里？谁也不知道，当年也因为交通通讯不便，此事便耽搁了。”

何运满当时找了个本子，把烈士的名字一个一个记下来。后来本子遗失了，但名字没有丢。

“好像刘庆余的家人找到了，河北的。”何学军说，“但还有五位没有名字的，还有名字也找不到家人的。我们还在找。”

他说这话的时候，抬头看了一眼桌上的牌位。十一个名字，五个写着“无名烈士”。

那些牺牲的战士，大多来自北方。他们一路南下，打辽沈，打平津，过长江，到了浏阳。然后就没有再往南走。

他们留在了这里。

此后这么多年，一个南方的家族，替北方的母亲守着儿子。

（少先队员们捧着军装或鲜花走在祭祀队伍的最前面。）

孩子们来了

上午9时52分。戴着红领巾的孩子们在祠堂前庭列队。十多个孩子，捧着11件叠好的黄绿色“军装”和鲜花。

家长们站在旁边低声嘱咐：“不要笑，抬起头。”

孩子们收了笑，直了背。十点整，少先队员依次走进祠堂，踏上青石台阶，走到烈士牌位前。摆好军装，弯腰献花。动作有些生涩，但很认真。

10岁的何佳慧站在队伍第4个。问她什么感觉，她说：“我觉得很骄傲，他们是烈士，是为了新中国为了我们死的。”

“感觉很庄重。”十二岁的何志豪是第2次来。他妈妈给他讲过凤形战役的故事，爷爷也多次带他去烈士墓前。

“我想着孩子是接班人，是祖国的花朵，烈士们在天有灵看到了也会高兴的。”陈美文说。

10时16分。鼓声三阵，钟声三响。小乐起，又止。

“奏唱国歌。”

众人齐唱。老的、少的，穿短袖的庄稼人、穿衬衫的城里人，声音汇聚在一起，散在七月的热气里。

接着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七十四岁的何运武站在队伍里，他从12岁学会这首歌开始，就再没忘记旋律。

然后众人三鞠躬。没有掌声，只有衣服摩擦的窸窣声，脚步移动的轻响。

金盆岭烈士墓前的景象。

“我看着他们，好悲痛的”

仪式结束，陈美文和几个村民步行去烈士墓。从祠堂出门向西北走七八百米，再爬上近200米山坡，就是烈士们长眠之处。

陈美文走得不快，爬坡时喘得厉害。旁人扶她，劝她坐一坐，她不愿坐在墓上。

“我看着他们，好悲痛的。”她说。眼睛盯着墓碑。“希望孩子们一直记住这些烈士。”

五六个少先队员也爬上了山，来到墓前。

何亮站在山坡上，身前是他的儿子，他生于1980年，是陈美文的学生，下山时，他背着陈老师下山。

“我读书的时候每年都来。后来，带小孩来。”他说，“长辈跟我们说了，我再说给小孩听。”

何亮的话，像一根线，串起了四代人：何运满那一代，何亮的父辈，何亮自己，何亮的儿子。

烈士墓上，字迹和红旗已历经多次描红，“德育教育基地”几个字已经有些斑驳，但每年都有孩子来。清明有人来，七月七日有人来。

下山的时候，孩子们走在前面，胸前的红领巾被风吹动，阳光下格外鲜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