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网时刻新闻记者 胡芳 长沙报道

在长沙，湘雅医院与湖南省博物馆之间，有一块0.81平方公里的地方。

站在街口，左边是老小区的晾衣杆，右边是富兴商圈的玻璃幕墙。900多家企业在这里集聚，6270名常住居民与1.8万流动人口共享同一张社区地图。它叫精英路社区，是长沙中心城区典型的“商居交融、新老共生”复合型社区。

这里先后经历7次拆迁。人员复杂、诉求多样、业态多元。社区党委书记唐芳芳说：“矛盾是长在社区肌理里的。”

3年前她刚调任精英路社区，就碰上打官司。最后是社区袁筱春律师工作室出手，三次胜诉，才把局面稳住。

但她比谁都清楚：光靠一个“袁律师”，不够。

今年5月，湖南省多元民商事调解中心进驻社区党群服务中心。63名调解员来了。民革力量参与建设，把法治人才引到基层，把纠纷化解在诉前。5月份以来，已成功调解85件纠纷。

一个基层治理的新解法，在这0.81平方公里里，悄悄生长。

湖南省多元民商事调解中心进驻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一张长桌，三种温度

走进精英路社区的调解中心，最先感受到的不是法律的威严，而是一种奇特的“松弛感”。

这里没有原告被告席，只有一张长桌、几把椅子。桌上摆着“调解员”台牌，墙上挂着当事人送来的锦旗。

调解员刘洋说，来这里的人，大多已经跑过法院、问过律师，算过一笔账：时间、金钱、精力，哪一样都耗不起。

某策划公司与某医院因设计施工合同发生纠纷，公司遭受较大损失。负责人咨询法院后得知：立案到开庭至少6个月，期间还要承担保全费、律师费等大额支出。

他把计算器按了一遍又一遍，最后来到了调解中心。

10天时间，两次调解，双方达成协议。当事人送来锦旗：“秉公处事调解有方。”

施工合同纠纷调解中。

一名建筑工人在项目工地受伤，因用工关系复杂，涉及总包单位、劳务分包方，迟迟拿不到工伤赔偿。他先后跑过劳动监察、社保部门，均无果。

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到调解中心。调解员迅速组织总包单位、劳务分包方和申请人三方会谈。两次面对面调解，7天达成协议。

拿到第一笔款项后，他送来锦旗：“打官司的路我走了一年没走完，调解中心一周就解决了。”

某小区13户业主因家中漏水，导致楼下业主室内装修受损，双方与物业公司就赔偿责任产生争议。一审判决后，13户业主集体提起上诉。双方矛盾一触即发，邻里关系面临彻底破裂。

调解员接到案子后，将13户业主、楼下业主、物业公司召集到一起，统一核算损失、统一分摊比例。仅用一次集中调解、两次电话跟进，8天达成协议：13户业主每户支付2585元，物业公司支付10551元，合计一次性了结。

楼下业主朱女士说：“如果官司打到底，最后肯定是赢了官司输了邻居，现在大家都省心了。”

三笔账，三种温度。

合同纠纷里，是“让事实说话”的专业；工伤索赔里，是“把责任厘清”的耐心；邻里群案里，是“案结事了、邻里不伤”的人情。

三个“聚”字，一种解法

精英路社区的多元调解中心，精髓在于三个“聚”。

聚力量——不是“单兵作战”，是“组团上门”。

民革开福区工委把法律人才资源转化为基层治理硬核力量，63名调解员，有律师、心理咨询师、基层民警。律师讲法、心理咨询师讲情、基层民警讲理——“情、理、法”融合的调解配方。

退休返聘二十余年的袁筱春律师，与网格员深度协作，把《民法典》条文变成解决问题的工具。楼宇调解站里，心理咨询师和经济纠纷当事人坐在一起，先解心结，再谈账目。

富兴楼宇商事调解站直接把服务送进写字楼。不是“坐堂问案”，是“组团上门”。

聚机制——不是“挂块牌子”，是全流程闭环。

中心建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内，与袁筱春律师工作室、警网融合工作室形成“三角支撑”。线上有平台，线下有站点；楼宇有商事调解站，社区有网格员。矛盾纠纷不“下楼”，更不“出圈”。

全流程步步留痕、超期自动预警、AI智能预判争议焦点。包括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联络站在内的一张“多站点”网络铺开，把纠纷化解在诉前。

聚民心——40个人围坐，29条建议进法条。

今年7月，一场关于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的基层立法协商会，在社区开得热火朝天。40多位代表围坐，有网格员、有楼宇企业主、有退休老人。29条基层建议被悉数收录。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的基层立法协商会在社区举行。

“我们小区就有老人被骗过，这条建议是我提的。”一位居民代表说。

这是湖南民革持续开展基层立法协商的第十个年头。从养犬管理条例到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从民事强制执行法到未成年人保护法，多条建议被立法机关采纳。

基层的声音，真正写进了法条里。调解的，不只是纠纷，更是民心。

从“矛盾长在肌理”，到“法治长在肌理”

0.81平方公里，7次拆迁，900多家企业，63名调解员。把这些数字放在一起，本身就是一道中心城区基层治理的考题。

精英路社区给出的答案，不是把矛盾“压下去”，而是把法治“种进去”。

袁筱春律师工作室。

法庭上，判决书划清的是权利义务；社区里，调解协议修复的是关系网络。前者是正义的底线，后者是治理的韧性。两者之间，需要一座桥。“法治合伙人”，就是这座桥。

这座桥有三重“合伙”：

一是党派与社区合伙。民革把法律人才资源带到基层，并且把“民革党员之家”落在社区，这不是“外来客”，是“共建者”。

二是专业与网格合伙。律师、心理咨询师、民警、网格员“组团上门”，让情、理、法在同一个现场发生作用。

三是法治与民心合伙。13户业主从集体上诉到一次性了结，策划公司从6个月诉讼到10天和解——每一个案子背后，都是一次对法治信心的重建。

精英路社区用“以聚破散”的路径，把矛盾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

这个建于党群服务中心内的多元调解中心，正在成为长沙市基层治理的创新标杆。它的价值，不在于调解了多少案子，而在于探索了一种“党派力量+社区治理”的共建合伙人模式——把法治人才引到基层，把纠纷化解在诉前，把民心聚在一起。

基层治理不是“管住人”，而是“办成事”。精英路社区用“以聚破散”的路径，把矛盾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而这一切的背后，是一条清晰的逻辑：法治，才是基层治理最可靠的底色。

人情调解能解一时之急，但只有把法治力量扎进社区、把法治服务送到门口、把法治精神融进日常，矛盾才能真正化解在源头，治理才能真正长出韧性。

这既是一个“专业”与“温度”双向奔赴的治理故事，也是一卷法治向下扎根、向暖而行的时代样本。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社区注脚，正写在这样一张长桌、一方网格、一片民心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