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时期，人工智能正从生成信息、辅助决策走向连接设备、执行任务，其自主性、跨域连接与深度交互能力带来全新治理挑战。2026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主旨讲话，强调“中国始终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人工智能治理既是一场技术革命下的制度赶考，更是一面检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镜子，治理成效不能只看算法精度和产业规模，更要看是否让技术红利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是否在智能时代牢牢守住意识形态安全防线。必须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辩证统一中、在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中、在自主与开放的有机融合中，让人工智能真正成为增进人民福祉、促进共同富裕、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

一、立足价值引领确立智能向善的法治坐标

从“以人为本”的价值根基到“统筹发展与安全”的辩证法则，再到“公平普惠”的价值取向，铺展的是从“以谁为本”“如何平衡”到“去向何处”的完整价值链条，为“十五五”时期人工智能治理确立了清晰坐标。

（一）以人为本：人工智能法治的价值根基

人工智能法治的“元价值”指向以人为本。在法治层面，“以人为本”意味着人工智能立法必须将人的尊严、权利与福祉置于技术发展的核心位置，防止技术异化为凌驾于人之上的支配力量。人工智能在不同制度环境下会呈现截然不同的发展特征，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在于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本逻辑”取代“资本逻辑”，摒除技术红利服务于少数人的非共同性特征。由此，人工智能法治不能止步于技术规制的工具理性，而应确立“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价值坐标，将人的主体性贯穿于设计、研发、部署、应用的全过程，确保人工智能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同向而行。

（二）统筹发展和安全：人工智能法治的辩证法则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缺乏安全保障的人工智能可能带来难以估量的社会风险；发展是安全的保障，过度防御可能遏制产业创新，规制不足则可能衍生“脱缰野马”。预计到“十五五”末，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将大幅增长，如何在产业高速发展与风险有效管控之间寻求动态平衡，成为人工智能法治亟待回应的命题。技术进步不能脱离社会公平与共同富裕的根本坐标。新征程上，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人工智能的效率优势与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有机结合，通过构建包容性治理框架，确保技术进步的红利转化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现实动力。这意味着法治在制度设计上既为创新预留空间，又为安全设置底线，在“放”与“管”之间找到精准的法治支点。

（三）公平普惠：人工智能法治的价值取向

公平普惠回答的是“惠及谁”以及“如何惠及”。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人工智能的充分应用，不仅有助于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也有助于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在法治价值层面，公平普惠要求人工智能治理在制度层面保障不同群体平等享有技术红利的权利，防止技术鸿沟加剧社会分化。《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特别关注“适幼照护、适老陪伴”等领域，正是制度对弱势群体倾斜性保护的体现。与此同时，规则制定必须避免“技术中心主义”偏狭，将社会公平、代际正义、区域均衡、意识形态安全纳入法治的价值考量。

二、基于制度建构夯实系统集成的法治底座

综合性立法解决的是“立法形态”问题，从碎片到系统；全生命周期管理解决的是“治理时序”问题，从事后到全程；分类分级监管解决的是“监管精度”问题，从粗放到精准。三个层级以价值为魂、以制度为体，共同架构起“十五五”时期人工智能法治制度的系统建构。

（一）综合性立法：从碎片回应到体系统筹

审视当前我国人工智能立法格局，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主要侧重于单一要素监管，地方性法规位阶较低。现有规则多是对单一问题、特定场景的“点状式”回应，缺乏一部兼具基础性、统筹性和权威性的人工智能上位法。由此，《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提到，完善人工智能治理，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综合性立法。从立法路径看，我国走的是“先探索分领域立法、待条件具备后制定统一人工智能法”的渐进式路径。推进综合性立法的目标，在于以一部基础性法律确立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使用、治理应当遵循的基本法律原则。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工智能发展应以惠民、利民、富民为根本方向，综合性立法应当将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作为贯穿始终的制度目标。

（二）全生命周期管理：从事后规制到全程嵌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提出“推动建立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风险管理制度，健全覆盖安全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的风险防控体系”。人工智能安全是我国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生命周期管理意味着监管覆盖设计、研发、训练、部署、应用、迭代直至退出的每一个环节。安全监测层面，将安全理念嵌入设计、开发、部署、运维全过程，综合运用入侵检测、行为分析等技术手段，推动风险管理从静态合规向持续迭代转变；风险预警层面，建立覆盖技术内生风险、应用安全风险、衍生安全风险的分类分级预警体系，实现对风险源的全程感知；应急响应层面，建立分类分级快速响应机制，打造“风险监测—预警分析—快速处置”的闭环体系。其中，“安全”作为贯穿全生命周期的红线，越是强调全链条覆盖，越需要明确安全的价值优先序。

（三）分类分级监管：从粗放统管到精准施策

不同类型、不同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其风险性质与程度差异悬殊。《纲要》提出“完善科学有效监管机制”，《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实行分类分级监管。对涉及数据安全、金融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高风险领域，设置更加审慎的监管标准和运行流程；对技术比较成熟、外溢风险有限的领域，适度放宽条件。具体制度层面，分类分级监管要求建立科学的风险评估体系，从应用场景、智能化水平、应用规模等维度科学评估风险等级，实现精准定级、分类施策，同时辅以安全评估、算法备案、人工智能沙箱安全服务平台建设等配套制度。“公平普惠”的价值取向在此体现为“差异化保护”，高风险领域从严管控以保障公众安全，低风险领域适度放宽以激发创新活力，在不同群体、不同场景之间寻求最优配置。

三、面向机制创新探索敏捷协同的法治路径

机制路径的探索须以包容审慎寻求动态平衡、以多元共治推动协同治理、以全球参与拓展治理空间，分别从“理念”“主体”“空间”层面，建构人工智能法治从静态规则走向动态治理、从国内治理走向全球治理的实践进路。

（一）包容审慎：在创新激励与风险防控之间寻求动态平衡

包容审慎已成为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主导性监管理念。《纲要》提出“建立适应新业态发展的高效便捷准入机制，探索‘沙盒监管’、触发式监管等新型监管方式”。包容审慎并非放任不管，而是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开展探索，严格准入、强化监控、平稳退出，对试验成果成熟一项推广一项，对风险不可控的项目依法终止测试。2026年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显著趋势之一，正是从效仿欧盟的强硬法规壁垒转向以“促进创新”“软法治理”“敏捷治理”为核心的管理模式。我国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等领域采取的“小快灵”专门性规定，正是包容审慎理念的制度化实践。包容审慎的核心要义，在于为技术创新留足“试错空间”，同时确保风险不扩散、不外溢。

（二）多元共治：从单向规制走向协同治理

人工智能治理的复杂程度，是“多元共治”的立论基础。《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明确要求“打造安全治理多元共治新格局”。当前，我国已初步形成战略引领、法治支撑、实践探索协同推进的治理格局，但多元共治体系仍不够完善。构建多元共治格局，三个层面的推进缺一不可。企业层面，压实主体责任，明确大型科技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重点企业设立独立伦理审查机构；行业层面，强化自律，支持协会制定标准规范，建立权威认证与失信公示制度；社会层面，将人工智能素养纳入全民数字素养提升体系，完善公益诉讼制度，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推动社会治理从单一政府主导走向人机协同、多元共治的新模式。

（三）全球参与：从国内法治走向国际法治

人工智能治理无法脱离全球语境。“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四点意见，系统阐释了中国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案。中国先后发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和《“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倡议》，推动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在全球治理格局中，中国始终致力于弥合全球数智鸿沟、推动普惠包容发展，将促进共同繁荣而非维护技术霸权作为全球治理的核心关切。全球规则博弈中，中国必须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在尊重各国数据主权与意识形态安全的基础上，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新秩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共同富裕研究”（21BKS136）、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智能传播场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生成机理研究”（CX20250454）；中南大学研究生自主探索创新项目“数智化场域下提升妇女解放话语引领力研究”（2026ZZTS0413）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马克思主义研究分会、中国李大钊研究会2026年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读”中共党史党建读书小组专项支持计划“中南大学《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读书小组”阶段性成果。】

（作者：傅新皓，中南大学博士生，湖南省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研究员；常乐，中共湖南省委党校研究生；苏红，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