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网时刻新闻记者 刘志雄 长沙报道

329。这是2025年湖南面向所有县（市、区）征集“向县放权”需求时，初步收集的事项数量。再经各县确认核实，需求增至336项。

33。这是最终确定下放的权限事项数量。

中间隔着303条需求的落差。一位全程参与的省发展改革委工作人员，聊起这段经历时连说了好几个“太难了”。

7月，湖南省发展改革委印发《湖南省“向县放权”实施方案》，一次性向经济大县下放13项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同步列出建议市级下放的20项事项目录。住建、交通、水利、林业，全是项目落地绕不开的领域。

几乎在同一时间窗口，四川公布29个扩权赋能试点县（市）首批省级支持事项清单，266项支持事项“打包”到县；广东在“十五五”规划中明确，将深化扩权强县、强县扩权和县镇管理体制改革。

再往前看，河南2022年赋予县（市）第二批86项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湖北同期向79个县（市、区）下放126项省市两级权限。

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面向县域的放权大潮还在持续。

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倪洪涛指出，此番改革绝非简单的审批层级下移，而是通过“事权重构+闭环监管”，着力破解县级长期存在的“有责无权、审批冗长、统筹乏力”等制度性障碍。

一场跨越三十年的权力下沉

县，在中国历史上曾由皇帝直接掌管。新中国成立后，县归省领导，改革开放初期才逐步建立“市管县”体制。很长一段时间里，一县之长有两个“婆婆”——省、市两级。

打破僵局的是浙江。1992年，浙江对13个经济强县扩权。此后十年，萧山、余杭先行试点，313项地级市权限下放至20个经济强县。到2007年，浙江已完成四轮“强县扩权”。湖北、河南、广东、江西等省随即跟进。

2009年起，中央连续发文，明确“稳步推进扩权强县改革试点”“有条件的地方探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体制改革”。

“扩权强县”与“强县扩权”，顺序之差，折射的是改革逻辑的迭代。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院副院长贾晋分析，过去扩权对象不一定是经济强县，如今强县扩权的对象直指“强县”，有内生需求，才是改革的真正动力。

一项基于2000至2010年数据的研究证实，“扩权强县”能显著拉动县域经济增长，行政分权可解释当地实际GDP增长的3%到5%（数据来自《经济学报》论文“行政分权、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

近些年，放权的逻辑也有变化。

市场、技术、治理三方面条件同步成熟，数字化政务平台已实现事项“一网通办”，基层治理能力经历了多年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淬炼，而“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则为制度突破提供了最高层级的政策窗口。

与过往的最大不同，在于不再简单“一放了之”。权限与资源、资金、技术同步下沉，从“给什么要什么”转向“要什么给什么”。

湖南的探索：从2010年到2026年

湖南的步伐并不慢。2010年，79个县市纳入财政“省直管县”改革。2015年，浏阳、耒阳等13个县市开展省直管县经济体制改革试点。

2019年，放权赋能职能从省委编办移至省数据局。当年6月，湖南发布了首份向县级放权的文件。此后几年，累计下放605项，收回29项。

2024年，该职能移到了省发展改革委。接手后，思路变为“以需求为导向”——先征集、再筛选。于是有了那336条需求。

但336条需求经省直部门多轮反馈后，急速缩水：第一轮剩52项，第二轮剩38项，第三轮剩33项——13项省级、20项建议市级。

9月1日，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在长沙召开。（图源：湖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缩水原因有三。

供需错位。基层“想要的接不了，能接的不需要”。例如“节能审查”权限。云溪区化工园区申报了，但绝大多数县市区反馈“没有专业技术力量承接”。截至2025年9月，全省没有一个县市区提出承接申请。“如果能接得好，肯定希望他们接。”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说。

法律硬约束。有些权限不是不想放，是法律不让放。邵东申报的“排污许可”重点管理事项，依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需由“设区的市级以上”部门审批，省生态环境厅直接否决。

职能对接不一。省级职能从数据局移至发展改革委后，市州并未同步。“有的在行政审批服务局，有的在数据局，有的在发展改革委，有的还在编办。”近年由于机构改革，职能承接并未垂直统一，增加了行政壁垒。

就在采访时，省发展改革委法规处工作人员还接了好几个地方打来的咨询电话。

邵东的算盘：为什么主动“要权”？

在336条需求中，邵东是少数主动提出具体需求的县市之一。

“建议市级向县放权”目录里，邵东市发改局申请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邵东市市场监管局申请了“食品生产许可”系列权限。

邵东的迫切，根植于其特殊的发展背景。这座靠“挑着扁担跑市场”起家的城市，打火机、小五金、箱包产业遍地开花。2024年GDP达791.5亿元，跻身全国制造业百强县，市场主体超11万户，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的85%。

邵东市一隅。

节能审查下放意味着什么？邵东市发改局相关负责人算了一笔账：“部分转型升级项目年能耗在1000吨标煤以下，出具‘无需节能审查函’需反复跑市里，时间较长。下放后办理时间可缩短30%。”

食品生产许可则是另一重逻辑。邵东现有持证食品生产企业62家，均为中小微企业。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说：“直接在县级办理，简化流程、节省时间，也便于县级监管更熟悉本地企业实际，守住食品安全底线。”

从“被动接权”到“主动要权”，邵东的转变折射出经济大县对发展自主权的渴求。曾在湖南安化挂职副县长的陈灿平坦言，以往用地、环保、节能等关键审批权全在省市层面，项目落地需要频繁往返，审批链条长、周期久，直接推高了项目落地成本。

放权之后，怎么办？

336条需求只剩33条，这个数字让很多人意外。但这不是终点。

“实施方案不是阶段性的，这项工作是一个长期工作。”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说。文件建立了“清单外需求响应机制”，清单外的紧急、阶段性需求，县级可随时申报。放权实施6个月后启动评估，对运行不畅的权限予以暂停或收回，对合理新需求及时增补。

对专业技术强的事项设置不超过6个月的过渡期，承接县须在30日内制定承接方案。

贾晋等学者强调，要建立科学的权力下放机制——依据县域禀赋精准确定清单，同时动态跟踪、定期评估。

放权只是第一步。接得住、用得好，才是关键。

从1992年浙江试水，到如今三省齐发，三十余年过去，县域放权的逻辑从“普惠式”走向“精准化”，从“给什么要什么”走向“要什么给什么”。

336条需求浓缩成33条事项，背后有法律刚性的边界，有基层能力的瓶颈，也有改革本身的复杂性。

“不是那么简单、轻松一句话、发个文件就解决了。”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说。

确实不是。但正因如此，这场改革才显得格外扎实。它不是一放了之的“政策秀”，而是一场刀刃向内的制度攻坚。

当县一级真正拥有了与责任相匹配的审批权和决策权，市场的活力就会像毛细血管里的血液一样自然涌动。让听到炮声的人呼唤炮火，让身处一线的县域真正焕发生机——这正是“向县放权”最深层的逻辑。

而随着全国层面的改革持续深入、动态调整机制不断迭代，今天的33条，远不是终点。

县域活，则全盘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