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继中文集》八卷，新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20年），这是古典文学研究界的重要事情。我曾经购买过文集中收录的《文学史新视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也因为这本书，结识了林先生。

大约是2001年，在安徽师范大学参加中国韵文学的一个讨论会，古典文学的会，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读研时就开始跟着导师羊春秋先生经常参加了，说句心里话，因为古典文学研究的领域实在过于广大，从业者虽然各人抱荆山之玉，学有专攻，却未必可以对话，而我自己又长时间醉心于所谓中国的“文艺复兴”，试图以现代精神观照古典文学，于是，很多会议似乎都不能餍足我的求知欲和价值要求。记得那次会上，我自以为很深情地讲了王国维的治学径路，讲他在中西古今之间的辗转，说这是中国新人文学术的起点，无法回避，必须赓续。会议间歇，北京师范大学的过常宝教授悄悄跟我说，你讲这些干什么，研究古典文学的人也许并不热衷了解王国维在中西古今之间的苦闷与彷徨。我说，我知道很多人对此不会有感应，可是我也不能按照他们有感应的去说哦。这当然是两个年轻学人的自负和轻狂。就在这次会上，我看到了行迹和话语似乎同样有点不太合群的林先生，气度儒雅，和夫人一起，如神仙中人。我告诉他，我读过他的《文学史新视野》，很有好感，这样就算结识他，然后就读到了他寄赠的《文化建构文学史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激活传统——寻求中国古代文论的生长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文本内外——文化诗学实验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诸位都知道，林先生是以研究唐诗，尤其是杜甫，研究名家的，出道很早。他的博士论文《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201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修订本，书前有萧涤非先生的评语，谓该著为“杜甫研究提供了一个至今为止最完善的赵注本”，辑佚部分之甲乙丙三帙的辑佚工作“尤属创造性劳动”，校刊部分“不但要求作者慎思明辨，剖析毫芒，作出判断，而且要求作者博涉群书，发现问题，付出巨大的工作量”。而“前言部分的综合研究，颇多独到的见解，如对赵次公其人其书的考证及其时代背景的考察，对复杂的宋人注杜所作的一些清源通塞的工作等，大都能做到无征不信，实事求是”，全书“卷帙虽庞大，但提挈有体，行文亦复明净”，“是一部有相当高价值的学术专著”。

除此之外，我的手头还有林先生的《杜甫研究续貂》（台湾天空数位图书有限公司2010年）、《唐诗与庄园文化》（漓江出版社1996年）、《诗国观潮》（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栖息在诗意中——王维小传》（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唐诗——日丽中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杜诗精华》（台湾三民书局2015年）等几种。

从上面的著述中，我们大体上可以看到林先生潜在的学术倾向，他是具有从事朴学、实证之学的学术能力的，但同时，他的文字有着抒情的审美的意味，而他的文字内部，更呈现出逻辑的艰辛与思辨的紧张。如此，就我的了解和理解，林先生在二十世纪八零年代以来的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就多少显得有点“异端”。异端的重要表现在于，他总是把从古典文学中得到的知识，置于中西文明融合交汇的问题意识之下，由问题而方法，由方法而思想，由此获得一种深度发问的能力。他有一个比较的文化的视野，不仅从唐诗感受到了古希腊艺术的意味，认为“与古希腊艺术相似，唐诗也是那个‘永远不能复返’的时代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唐诗——日丽中天》）”。而且体会到，它们的出现不止是一个文学问题，唐诗“就如同古希腊的艺术的不可企及一样，因为它是一种文化现象，其永久的魅力‘是同它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如此，林先生对于唐诗的解读，借重的就不仅有思想史、文化史的资源，而且对于士大夫的政治身份与文化身份，他们的经济状况与人格状态的关联，他们的社会心理与审美心理的变迁，都有远不止于文学的审视，他所征引的文献是阎步克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葛兆光的《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余敦康《何晏王弼玄学新探》《中国哲学论集》、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等。当然，还有朱自清的古典文学研究。他所关注的不仅有文化的混融，如儒、释、道的冲突与融合，还有主体身份的混融，以及生命内部的分裂与统一。

懂得林先生发问和检讨唐诗背后的这种动机、动力和方向，包括他对李白“大雅正声”、杜甫“道德文章”的特别领会，对他们的史诗精神和个体自由精神的细致分辨，对于接下来他从唐诗研究、文学史的建构，扩张到“文化诗学”的领域，我们就会多一分理解。

我曾经一度反复琢磨，林先生治学和思考，为什么并不自足于他得心应手、轻车熟路的杜甫和杜诗，并不自足于盛唐诗歌与文化，甚至并不自足于他独出心裁的文学史——“文化建构文学史纲”，而是再次出发，兴致勃勃地和他的同道他的学生开始讲论“文化诗学”，而且一讲就是十年以上？

获得方法论上的启发，从西方文论中获得具有阐释力的概念和具有穿透力的视野，显然是目标之一。方法的自觉，是理论自觉、思想自觉的重要表征，是提升近乎本能而并不一定具有开放性的直觉判断，是超越下意识的意识形态垄断的基础。在我们这个地方，这个时代，这一点尤其艰难，也尤其重要。

但是，我感觉，这绝不是他全部的动力，甚至不是最根本的动力。真正根本的动力也许在于，他试图拥有一种充分理解传统文学与文化的精神高度，一种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的思想逻辑，并由此出发融贯中西、汇通古今、创辟新境，所谓“一生二，二生三”。此种文化上的自觉，此种因为自觉而带来的心灵的自由与开放，才是林先生未必自觉的动机与动力。此种自觉与自由，甚至不只是要重建诗意，召唤盛唐，而是别有期许。他说：“从长远看，保存民族文化并非我们的终极目的，构建全人类共同的新文化才是我们的高远目标。我们将拿出什么样的‘菜单’，以之贡献于人类新文化？”

因为视野如此高远，动机如此具有超越性，林先生在这些年来学术文化界“否定之否定”的潮流及其难免遭遇的糊涂中，就有了一般人不具备的大度和明白，这也许同时得力于他所享受的开放的盛唐时代及其精神吧。自然，眼前虽非盛唐，但中外交流、八面临风的情形，却仿佛相似，只是我们还远没有盛唐时代的好胃口，像鲁迅所说的什么都消化得了，而是什么都不免要忌口。

林先生意在承继王国维、闻一多的香火，以现代学术视野与现代思维面对传统资源，并由此期待，生长出新的文化“宁馨儿”，有新的诗意、新的精神、新的形制和局面。林先生说“文学史的视野永无边界”，正是要召唤一种能够突破定势与模式的审美的思想力和判断力。

而林先生本人，就如他在《杜甫研究续貂》自序中说的一样：“况周颐《蕙风词话》云，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此万不得已者，即词心也。余览杜诗，则有忧生忧世万不得已者自沉冥杳霭寂寞中来，此万不得已者，即杜之诗心也，此诗心诗意即之愈稀，味之愈浓，超越语言，超越个体之生命，与华夏文化同在，引我思，引我悟”。

我想，林先生创辟新文化的目标和觉悟，正得力于他的此种关乎家国、关乎天地的心志和情怀，得力于他对历史与现实的特殊感应，并由此表现为他在治学为人中的特别风度和风采。

林先生是“异端”的，异端的结果是：

一、他打通了专业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壁垒，把专业性的学术置于人文主义的关怀与关照之下，因此他感受和究诘唐诗，就有一种通透的手眼。

二、他突破了知识考古与精神阐发的藩篱，既不拒绝知识考古，同时用真切的自我体认和具有形而上高度的精神，照耀历史的知识的现场。

三、他的学术研究，是学术的，同时是艺术的审美的，因为我们研究的对象是文学，正如艾略特所说：“文学的‘伟大价值’不能仅仅用文学标准来测定；当然我们必须记住测定一种读物是否是文学，只能用文学标准来进行”。

四、他将语境的还原与诗意的呈现联系起来，他以文化之经与诗学之纬阐释了唐诗当年之辉煌，正像《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的作者美国汉学家孔飞力所说，千万别把饶有兴趣的一个故事写成一篇干巴的论文，林先生的论说，具有大雅的气质和只属于他个人的意味，不干巴，有诗性，辨识度很高。

更重要的是因为天资、悟性和努力，他在学问、识见、超越性的精神诉求、思想、技术、工夫等方面，获得了巧妙的平衡和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通达。他是有手艺的人，据道修德、居仁由义、能书善画，具有相对深厚的传统教养，从他的学问和艺术表达，可以看到他丰满的整全的人性与超出常人的广大修为，看到他丰富的感受力、感悟力和创造力。

文学是人学，古典文学同样是人学，这是文学研究的起点的要求，也是终点的要求。做学问需要整全、丰满的人性，需要充足的人道精神，要说人话，要呈现人的精神和光辉。中国人文学术想要获得真正的繁荣，林先生所代表的方向，就是十足珍贵的。它的存在，就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提示、召唤和警醒。

（本文为作者在2020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与闽南师范大学举办的“《林继中文集》新书发布会暨林继中教授学术思想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