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网时刻新闻记者 郭薇灿 摄影 朱丽萍 长沙报道

事情发生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早上。

一所小学，早课前的巡查。校长在走廊里发现一名学生情绪异常，躲在角落里不说话。追问之下，孩子说出了可能被猥亵的经过。

校长没有犹豫，第一时间报了警。很快，公安介入，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法院依法审理。这起案件，最终让犯罪分子受到了应有的惩处。也是在这起案件中，省人大代表、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副院长熊娅，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强制报告制度，真的可以改变一件案件的走向。

熊娅分管少年法庭，也是常德芷兰学校的法治副校长。

在她的工作中，涉未成年人案件，从来不是抽象的法条，而是一个个家庭的现实困境。

这起发生在2023年的猥亵儿童案，并非案情最复杂的一起，却让她反复回想一个细节：如果校长当时只是“再看看”“再等等”，结果会不会完全不同？

她后来总结，这起案件之所以能够迅速进入司法程序，关键不在于事后惩处，而在于前端有人履行了强制报告义务。

这也让她意识到，强制报告制度，是保护未成年人的一道前置防线。而现实中的问题，并不是制度缺失，而是落实不均、执行有盲区。

“未成年人受侵害案件，往往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熊娅在履职调研中发现，老师、医护人员、社区工作者，都是最有可能第一时间发现异常的人。

只要报告义务被履行，“发现难”的问题，就有可能被破解。

但现实中，仍然有人因为怕麻烦、怕判断失误、怕把事情闹大，而选择沉默。

这，恰恰是制度最需要补上的那“一厘米”。

那一年，熊娅提出建议：持续推动落实强制报告制度，深化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这不是一句概念性的表态，而是源自具体案件的履职判断。

这条建议，很快被吸纳。写入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并被列为2024年度重点工作推进落实。

变化，随之显现。

在随后一年的检察工作中，强制报告制度不再只是原则性表述，而是被拆解为具体举措：对不履行报告义务的，倒查责任；对失职失责的，依法追责。

2024年，湖南检察机关以落实强制报告制度为抓手，发现未履行报告义务人员344人，其中78人被依法追责。石门县一起案件中，一名校长因接到学生被侵害举报后未履行报告义务，被以玩忽职守罪追究刑事责任，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制度，开始“长出牙齿”。

今年两会期间，熊娅再次关注到相关内容出现在检察机关工作报告中，检察机关一方面通过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零容忍”、逐案倒查强制报告义务落实情况、持续督促追责失职失责行为，推动制度落细落实；另一方面，又将强制报告制度纳入“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整体部署，明确其作为一项常态化推进的重点工作。

从提出建议，到连续写入报告，这项制度，正在从“专项推动”，走向制度常态。

在她看来，这正说明：一条建议，只有被持续回应，才能真正改变制度的运行轨迹。

从个案处置，到制度治理，法治，就这样往前挪动了一厘米。

她仍在呼吁：要继续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法治宣传教育，加大强制报告制度的宣传和执行力度，推动司法机关与教育、医疗、民政等部门形成更高效的联动。更重要的是，让更多人意识到：强制报告不是多此一举，而是法律赋予的责任。

那一厘米，也许并不起眼。却可能，正好挡住伤害继续发生的那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