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红网联合5省主流媒体推出《潜能实践论·第二季》，深入5省解码区域发展与潜能，用“他山之石”为湖南“十五五”开局起步汇聚思辨之光和前行力量。

在报道收官之际，围绕“湖南如何发掘经济潜能”这一主题，红网时刻新闻记者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贾康。

▲著名经济学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贾康。（龚子杰/摄）

红网时刻新闻 记者 刘志雄 北京报道

贾康是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曾获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

他曾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现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所长多年，长期致力于宏观经济与财政政策等研究，参与了多项国家经济政策的研究和制定的过程，其思路和建议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和采纳。

因为母亲是常德人，贾康对湖南口音倍感亲切。访谈中，他结合自己的观察与思考，为湖南“十五五”开局建言献策。

规划本身也是一种生产力

红网记者：今年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在实际工作中努力争取更好结果”，这也是强调挖掘经济潜能。您认为，具体到湖南，挖掘经济潜能最需要着力突破的方向是什么？

贾康：现在各地都在“赛跑”，争先恐后地拼发展。这种竞争格局下，我觉得对一个地方来说，高水平的顶层规划很重要——规划本身其实也是一种生产力。

做顶层规划，一大关键是要把结构理顺，只靠基层自己去一点点碰、去试错，是不行的；必须得政府牵头、集思广益，集合专家的智力支持、民间的聪明才智，以求得高水平规划。

在战略规划的优化方面，要注意顺应市场规律，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让企业等“非政府主体”的聪明才智和潜力得到充分激发。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湖南可以力求更科学地制定相关发展规划，以便更好地贯彻和承接国家战略，激发内生动力。

具体看湖南经济版图，最能带动湖南经济增长、最可能发挥作用的，还是长株潭和衡阳、岳阳、常德等这些地方。要利用好这几个增长极，形成对全域的辐射、引领作用。

从产业来看，湖南的制造业有较好的要素匹配基础，又有强劲的科研力量；湖南又是农业大省，农副产品加工升级的空间相当可观。

▲ 湖南永州一家企业的柑橘加工生产线。（图源：湖南省政府网站）

另外，第三产业也很值得期待。相对东部沿海省份，内陆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如金融服务、电商服务等）还不够强，下阶段要重点考虑生产性服务业如何打开新局面。

红网记者：说到沿海地区，过去内陆地区发展和沿海比，物流成本高是个“硬伤”。如今，创新因素对产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物流等传统成本因素占比下降，这个变化对湖南有哪些利好？

贾康：这一变化带来的利好，在互联网产业浪潮中早有体现。比如“东数西算”产业格局形成，就是源于西部地区有电力供应优势，同时算力产业很少受交通、地理、物流等因素制约。其他很多新兴产业，也有这个特点。

对湖南而言，可考虑积极发展生物医药、精细化工等不依靠大宗物品运输的产业。其中关键是，如何形成较为完备的产业链，方便企业就近实现上下游配套。

红网记者：抓住机遇的关键是什么？

贾康：我个人认为，湖南当前的核心任务，是在既有基础上，以创新为第一动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培育新质生产力，力争支撑超常规发展。

新质生产力追求的是跃迁式发展，学理上就是让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乘数放大效应，以此实现现代化追赶赶超，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这正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诉求。

而培育新质生产力，关键要因地制宜，形成高水平的定制化解决方案。

创新前沿，政府或许没那种先见之明

红网记者：培育新质生产力，政府该做些什么？湖南拥有一定的产业基础，但在过去几次产业浪潮中缺少头部企业引领，这一局面该如何扭转？

贾康：数字化信息革命时代，头部企业的出现可遇不可求，不是政府做规划就能“造”出来的。

比如，杭州、深圳等地催生出了头部数字平台。这说明，数字化时代前沿创新，有时是“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要开花结果，关键还是要有良好营商环境、深厚创新土壤，让前沿头部企业自己“冒出来”。

对湖南来说，没必要由政府“手把手”挑选扶持对象来复制头部企业，而是要在制度创新上下功夫，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让有潜力的企业得到更好的发展条件，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2025年9月，湖南发布全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创新“十佳”案例。（图源：湖南省发改委官网）

红网记者：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核心要把握哪些关键点？

贾康：把“负面清单”立好，清单之外“法无禁止即可为”，企业可以“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在保护产权、公平竞争的大前提下，企业才能形成长期主义、耐心资本的行为模式。这些，都得靠法治化营商环境来保障。

政府则要守住“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正面清单，做到“有权必有责”，还要建立事前、事中、事后的绩效考评和奖惩责任制——即事权清单+责任清单。

这些是改革深水区的攻坚重点，说起来容易，真正落地得下大决心“啃硬骨头”。

红网记者：具体来说，产业政策如何落地，才能真正激活市场活力，避免“政策失灵”？

贾康：政策要精准滴灌，是精准到产业而非具体企业，对事不对人。

政府不要指定张三李四式的培植对象，因为在数字经济、数实融合的创新前沿，政府并没有那种先见之明，没法判断谁一定能成功。

所以，要支持未来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行为，比如借助政府产业引导基金，撬动社会资本投资科创项目，进而让企业在公平竞争中脱颖而出。期待湖南也能有更多“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现象出现。

湖南应该理直气壮追求超常规发展

红网记者：产业要发展，就得有投入。但中部省份财政本来就不宽裕，会不会“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和发达省份差距越拉越大？

贾康：如果掌握到守正创新、守正出奇（守“市场决定论”之正，出“政府作用论”之奇）的思路和要领，我愿特别强调，地方财政政策是有“可塑性”的。

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主要政策工具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是总量型为主、垂直贯通的，地方政府只能被动跟随；但财政是分级的体制架构，省、市、县财政政策都有可塑性，哪怕财力紧张，也有“四两拨千斤”的操作余地，可用来支持实施超常规的“守正出奇”发展战略。

红网记者：当前，中央推进消费税部分品目征收环节后移，湖南该如何前瞻布局？

贾康：消费税部分品目征收环节后移，是中央早已明确的方向，未来会成为地方收入一个值得重视的来源。湖南要前瞻性优化市场建设、销售服务和消费环境，挖掘辖区消费潜力，在政策落地后才能争取到更多财力。

▲湖南消费市场庞大，潜力可观。（图源：“文旅湖南”公众号）

红网记者：具体来看，地方财政有哪些可落地的实操工具？湖南在运用这些工具时需要注意什么？

贾康：可首先讲三个工具，另外还有PPP模式作为选择。

第一是贴息。比如财政贴5%，能撬动20倍的社会资本或信贷规模。这样能乘数式引导商业银行资金，用于企业纾困、消费信贷提振，实现财政少花钱多办事的放大效应。

第二是政策性信用担保。这和财政贴息的机理相通，担保机构在几个百分点之内控制好代偿损失，就能实现资金放大，针对“打包”的支持对象发力，实现“四两拨千斤”。

第三是产业引导基金。财政出钱设立母基金，可设为金股，不分红、不直接上阵操作具体项目，同时又有一票否决权，加上“优先”“劣后”等规范化安排，吸引民间资本设立一群子基金做项目投资。

湖南在这一领域起步相对较晚，可借鉴国际与我国沿海地区的经验，盘活政府存量资产开新局。

另外，还有PPP模式（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尽管很多人觉得这种模式的热度有所下降，但国家层面一直在强调，要以“新机制”推动该模式健康发展。

PPP模式适用于架桥修路、水系治理、公用设施、园区建设等准公共产品基础设施建设和片区开发，不仅是融资机制的创新，更是治理机制的创新，能实现政府、企业、专业机构“1+1+1>3”的绩效提升效果。

▲长沙城区鸟瞰。（图源：掌上长沙）

这些可用机制和工具必须定制化设计，省级定方向，市县级落方案、优细节，结合湖南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需求，让它们产生乘数放大效应。发展从来不是平衡的，湖南应该理直气壮追求超常规发展。

破解民企痛点，以机制改革激发活力

红网记者：2026年湖南将壮大民营经济作为新春头件大事，并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此前，湖南在调研中发现，一些民营企业反映政策获得感不强。那么，这一问题的核心症结是什么？

贾康：中央早就明确“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也出台了《民营经济促进法》和一系列政策文件。但在实际贯彻中，堵点还较明显，核心就是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没有真正被“一碗水端平”，比较突出的就是二者在融资端被区别对待。

红网记者：这种区别对待的根源在哪里？要改变区别对待的整体氛围，关键要做什么？

贾康：究竟其根源，一方面是对“私有制”存在片面解读，导致工作环节畏手畏脚、明哲保身；另一方面，形式主义的清规戒律，让一些干部怕担风险。

要改变整体氛围，关键是实事求是、正本清源、进一步解放思想；还要推进干部激励机制改革，建立试错、容错和保护机制，把敢于干事、勇于改革的干部提上来。

决策层早就说“允许改革有失误，但不允许不改革”，现实中，改革创新必然触动原有条条框框，很容易被贴上“不依法办事”的标签。

敢于创新的干部最容易得罪人。因而，需要有容错的弹性空间，需要给干事者撑腰。

▲中车株机公司研制全球首列全景观光山地旅游列车开通运营。

红网记者：“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在您看来，具体到湖南，需要做些什么？

贾康：长沙及周边的龙头企业，传统产业偏多，这也是中部省份的普遍特点。湖南要依托长沙的科教优势，进一步激活“政产学研金”融合潜力，推动传统产业向新质生产力转型，把科教优势真正转化为产业优势。

湖南历史上人才辈出，改革开放后也涌现了大量投资、金融界人才，关键是如何把这些人才和资本留在本地、充分发挥作用。核心还是环境问题——环境好，人才和资本自然会回流。

另外，也要注意总结经验。比如，长株潭有“政产学研金”合作的好条件，长沙有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中车株洲所等更是通过产业“裂变”“聚变”培育了大量中小企业，这些都是鲜活的亮点。

不能只总结成绩，更要提炼背后的机制：比如能人是怎么发挥作用的？碰到发展堵点是怎么化解的？敢闯的干部是怎么被保护的？这些经验总结好了，才能形成可复制的模式。

总体来说，湖南有很好的基础，也有本土人才等方面的相对优势，关键还是要靠制度创新破解发展堵点，把营商环境做好，把财政政策的可塑性用足，激活干部的干事热情并给予引导和保护，这样才能在中部崛起中占据更主动的位置，真正实现后来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