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大数据交易所。（图片来源：人民网）

红网时刻新闻记者 陈珉颖 报道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加快建设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至关重要。

在2023年湖南省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继续实施100个数字新基建标志性项目，打造数字湖南十大应用场景。

“数字”二字为何如此重要？数字湖南建设有哪些优势？数字经济将如何赋能实体经济？带着这些疑问，红网时刻新闻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院长朱岩和中国人民大学区块链研究院执行院长杨东两位专家。

红网时刻新闻：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建设数字中国，加快发展数字经济。请您谈谈“数字”为什么那么重要？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院长朱岩。

朱岩：从农业时代到手工业时代，再到工业时代，人类在不断更新着改造自然、改造世界的生产工具。现在，人类进入了大规模机械制造时代，这是工业化给人类文明带来的巨大进步。

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人类看到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的记录和分析，需要大量数据处理的方式和方法，计算机和网络应运而生。它们极大改变了人类处理信息和数据的工具，让人类进入全新的文明阶段。这个阶段不只是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还需要做大量的信息处理，这就需要数字技术。所谓数字经济、数字化发展，说的都是要利用新的生产工具改造世界，为人类创造新的价值。

“数字”非常重要，我们的数字化转型在中国整个经济发展中是重中之重，因为随着人类不断进步，大量的新的生产工具是以数字形式表现出来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数字化是一个创造生产工具、创造生产关系的过程。从生产工具的角度来说，是时代发展到了这样的一个历史进程；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讲，数字化正在开创人类命运共同体，或者说是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样一系列新的组织模式。

中国人民大学区块链研究院执行院长杨东。

杨东：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的新经济形态。

“数字”至少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数字技术，包括信息网络和信息技术。比如，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数字孪生等。这些技术的普适化应用，极大提高了生产力。

二是数据本身，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作为一种与煤炭、石油等价的新型资源，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深化发展的核心引擎，对提高生产效率的乘数作用不断凸显，重要性不言而喻。

应当说，“数字”的重要性已经渗透于各领域，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

于国家而言，人类正迈向数字文明时代，数据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各国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纷纷制定本国战略规划，采取各种举措打造竞争新优势。这对于我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目前，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居世界第二，并且还有丰富的数据资源价值潜力没有充分释放。将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发展新引擎，有助于我国在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中实现“变道超车”。

红网时刻新闻：2023年湖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在数字湖南的建设中，您觉得湖南有哪些优势，可以从哪些方面发力？

杨东：湖南省各级政府和各行各业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发展整体规模正逐步壮大，目前处于全国较为领先地位。

在政策规划上，湖南制定了《湖南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20-2025年）》，颁布实施了《湖南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条例》《湖南省社会信用条例》等。

在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上，国家超级计算长沙中心、芙蓉云等大数据中心已投入使用。在产业结构上，湖南不断提升数字驱动力，支持企业“上云用数赋智”，积极引导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特别是长沙数字人民币改革试点走在全国前列。

芙蓉云数据中心。

湖南还成立了湖南大数据交易所，该交易所是继贵州、陕西、北京、上海之后的全国第五家、中部地区唯一的新型大数据交易所，应该说湖南的数据交易走到了全国前列。

在未来发展中，可以进一步丰富大数据中心的数商和应用场景，进一步加大数据要素开放内容，提高数据实时性，加强政府、交易所和数商间的联动，加大数商培育。同时，探索区块链、云计算、元宇宙等信息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推动数字金融优化发展。

我曾带领团队赴娄底市，参与该市“区块链技术与应用示范区”项目建设，促进娄底市建成首个国家级区块链研究与应用试验区。2018年11月，娄底市政府利用区块链技术发放了全球首张不动产电子凭证，筑建了以区块链作为基础技术的智慧政务系统（四网互通），既保证先税后备案，同时实现各部门之间的政务数据共享。湖南早已行进在先行先试的道路上了。

朱岩：2022年1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中提出，要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湖南有这方面的优势，更应该积极发展数据要素市场，充分挖掘场景优势。无论是绿水青山，还是文化底蕴，如果能用数字化手段加以挖掘，一定会有巨大影响力及相应的经济效益。

以湖南的茶为例，不管是品质还是内在文化，在国内是数一数二的，但它的市场价值与其品质内涵还不能完全匹配。我们可以利用数字化手段丰富它的价值，给产品注入数据要素，来使得产品的内涵不只是茶。比如，消费者手中的茶，来自于哪棵茶树，位于什么地方，种植者是谁，整个采茶制茶行为等数据都变成产品的组成部分。这样一来，农产品的信用体系将大幅度提升。同样一棵树的茶叶，就可以卖出高于原先十倍的价格，这十倍的溢价不是炒作，而是来自产品增加的数据要素价值。

红网时刻新闻：对“数据要素”这个概念，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建议湖南在这方面怎么做？

朱岩：数据价值如何发挥作用，世界各国都在探索这个问题。中国高瞻远瞩，将数据作为与土地、技术、资本、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并列的新要素。这也明确了数据在人类活动中的重要定位。

成为要素必须符合一些条件。其中，市场化是最基本的条件之一。真正实现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是一个漫长过程，绝不是建立一个交易所就可以一蹴而就。传统资本要素市场的建立，已经过西方几百年的尝试，而我们对数据要素市场的建立还是一个未知和摸索的状态，因此，人类的探索将是一个艰巨而长期的过程。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是中央指明的方向，需要社会各界努力，当然也需要大量先行先试，它是一个百花齐放的过程。现有的数据要素市场化，比较常见的方式还是数交所。设置数交所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设数交所之前应该做一些基础性工作，往往很多地方没有做到。

数据交易不同于其他几个要素交易，数据要素只有在流动中才有价值，所以需要探索全新的交易方式。

2022年12月19日，国家提出的“数据二十条”非常重要，它初步形成了我国数据基础制度的“四梁八柱”，给了我们非常明确的方向。

不久前我发表文章对2023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十个趋势进行了预测，其中一条“2023年数据市场建设将超越‘数据交易所’模式，产生面向政府和产业的场景数据交易模式，其中政府数据市场的形成值得期待……”，强调场景数据交易模式。

很高兴看到湖南率先开启了尝试。比如湖南娄底现在做的“住建减负平台”和“查房企”平台，我觉得是很好的尝试。看似不起眼的小场景，但如果这个体系在湖南发展成熟并向全国推广，可以为湖南孕育出一家有影响力的企业。

湖南娄底打造的“住建减负平台”。

娄底的这两个平台就是打造场景数据交易中很好的尝试。比如，我的产权证通过上链也好，上云也好，会产生出一些数据流动的场景，围绕这个场景，建立一个交易模式。也就是说，原来老百姓要到房地产交易大厅去复印、填表、排队，可能要花一天的时间。但如果上这个平台，就会省去大量时间。这个数据可供多方分享，需求是非常巨大的。

我建议鼓励各地尤其是国有企业勇于探索这种场景数据交易模式。

杨东：目前，大量数据还集中在少数主体手中，数据要素分布不均、流通不畅、结构失衡等问题突出，需要加强数据要素市场化，来惠及更多市场主体，在整体上实现数据价值最大化。

其次，数据要素的价值释放在于数据聚合利用，市场化能够实现更为海量的数据流通、交易和聚合，在此基础上可形成更大的数据规模化分析和利用。

最后，现代社会信息需求越来越趋于多元化、综合化，数据要素的非市场化难以全面满足多元主体的各种数据需求。

当前国内数据要素交易主要有两种形态：一是数据交易所形态，在数据供需双方都明确对方数据的情况下，重点解决数据登记的部分功能；二是“数据元件”交易，重点解决交易对象的模块化。

目前，全国数据要素市场化缺乏“发动机”，没有进入政府财税体系。而前期的信息化建设大多为审批事务而建，系统间缺乏联系，数据质量较差，迫切需要建立以“数据出让金”为核心的“数据财政”模式。

真正有效的数据交易模式必须保障两点：一是数据内容是可以被探查的，能提供尽可能简洁的“被认知”功能；二是数据应用的投入和产出机制是有保障的，这是市场化的根本。

湖南已经有了很好的尝试。采用“政府引导、市场主导”方式进行建设，建设过程中没有财政投入，充分利用现存多业务系统的数据建立模型，找到数据对实体经济产业的推动点，降低实体业务体系化的成本并且获得收益。我个人认为这是探索“数据财政”的好尝试。

红网时刻新闻：数据要素市场化，您觉得现阶段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杨东：就目前而言，面临的挑战比较多，包括数据确权、数据登记、数据可信流通、数据定价、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数据的收益分配、数据要素市场的监管等。

最大挑战可能是数据的权益问题，也就是数据究竟归谁“所有”。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数据主体不敢提供数据，数据企业不敢加工数据，数据使用主体不敢利用数据，更不用说培育和发展数据要素市场了。而数据的权益问题，是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一方面，数据不同于传统的生产要素，具有无形性、非消耗性、非排他性、泛在赋能性等特点，这使得我们不能简单适用一般性财产规则；另一方面，数据的主要价值在于赋能实体经济，这对数据的高效流通、充分利用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基于发展的视角进行制度设计。

朱岩：我国的“数据二十条”出台后，各地各行业如何在此基础上去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制度体系体操作方式，这是最大的挑战。

基础制度体系需要有技术模型、价值模型、治理模型，迎接这个挑战，需要政府、企业、个人三方面配合。

从政府角度来说，率先尝试把公共数据推向市场化，公开但不是免费，它要有一定的市场模型。我觉得这个市场模型，湖南做出了尝试。“住建减负平台”和“查房企”中的产权信息是政府的数据，这个数据怎么能够去形成一个价值模型，在市场上流动起来，这是非常好的案例。

通过这样一些场景的设计和思考，才知道在某个地域，围绕产业链、产业集群如何建立数据的基础制度体系，没有试验田难于得到正确的结论。我认为2023年数据要素市场化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各地如何建立这样的试验田。

数据要素市场化的探索过程中，可以相互学习借鉴，但没有作业可抄，必须要百花齐放，所以说未来一段时间，基础制度体系的建立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它的难点依然在于治理，也就是制度与技术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