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5月，沈从文与夫人张兆和在张家界金鞭溪留影。

《沈从文传》。

刘舰平／文

1984年4月的一天，北京城的天气很好，而这幢宿舍楼廊道里的光线却十分暗淡。我摸索着上了五楼，费力辨清了我所要寻找的门牌号码，踌躇片刻，才慢慢抬起手来，轻轻叩门。门开了，一位清瘦、慈祥的老太太打量着我，细语问道：“您找谁呀？”

“这是沈先生的家吗？”我断定，为我开门的这位可亲的老太太定是沈师母——张兆和先生。

“是的。”沈师母点点头，但并未立即让我进到屋里去。“沈先生病了，正在卧床休息。”

我懂得沈师母的意思，我十分为难地搓搓手，轻轻叹息一声，说：“请转告我对沈先生的问候，祝愿他老人家早日恢复健康！”说完，我欲转身离去。

“等等。”沈师母叫住我，“请问您贵姓？”

“我姓——您就告诉他，我是沅陵来的。”

“沅陵？”沈师母重新打量我一眼，急匆匆进到里屋去通报：“沅陵来客人了！”

“噢，沅陵的客人？快请他进屋来！”

我听到一个十分熟悉、亲切的乡音在呼唤我，不禁心头一热，一路上的拘谨不安顷刻间便荡然无存了。

我见到了这位我崇仰已久的老人。他微微笑着，苍白而略显浮肿的脸上竟找不出一丝世间的纷扰。先生眯缝着眼睛打量我，像一位安徒生童话里的老祖母。

“沅陵……”沈先生喃喃自语着，目光从我身上移开，直愣愣地盯着对面的墙壁，仿佛那墙上有一幅使先生梦萦魂绕的山水画。

我告诉沈先生，我把先生早年写的有关湘西的大量小说、散文都找来读了，真是亲切得很、感动得很。我曾带着先生的书，只身搭车、乘船颠簸了半个多月，把先生写过的湘西的一草一木又仔细温习了一遍，似乎懂得了许多关于自然，关于生存，关于历史，关于现实，以及关于如何写文章诸方面的知识。于是也学着写了一点有关湘西的文字，尽管幼稚浅薄得很，却较之先前对于世事的蒙昧来，则要清白一些了。说着，我便将随身带来的一本《小说选刊》送给了沈先生，告诉他，那上面有我写的一篇小说《船过青浪滩》，这次出乎意料地获了全国优秀小说奖，我此次赴京，就是来参加授奖活动的。不过，来京之前，我早就打听好了沈先生家的地址。

沈先生仍然望我微微笑着，问起我青浪滩现今是一番甚么景象了。我眼前不由得浮现出沈先生笔下描写的一群人物来，心头便隐隐沁出一层沧桑之感。我说，青浪滩下面要修一座大电站，青浪滩以及沿河的许多村镇连同沅陵老县城都将被水淹没，先生等您身体好些了，应当再回沅陵去看看。先生动情地撑着身子下了病榻，连声说，我还能去的，我还能去的！我离家外出闯世界，头一站就是沅陵，那年我才14岁。河街上的米豆腐、汤圆摊子，我都还记得。那时我当兵嘴巴馋，没得事了就去那汤圆摊子上坐一阵。……沈先生边说边颤巍巍地直立起身子（先生因中风已卧床多日），脸上分明显出一种孩子般的倔强与得意，竟一步一步地朝我踱来。我知道，沈先生是在努力向我证明，不！是向所有的沅陵的乡亲证实，他是可以履行自己的诺言，回沅陵去好生看一看的！

沈先生转而又告诉我，前不久，凌子风导演拍电影《边城》，特意从湘西请来了一位七十多岁的老道士，老人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带了一背篓腊肉、糍粑还有满肚子故事和傩戏来看沈先生，因为他知道这位沈家二哥虽在外漂泊多年，却仍然十分喜爱家乡的土味和风物人情。沈先生平缓地讲述着这件事，眼角里闪烁着几点不易察觉的泪光。

听沈先生叙说了许多故乡的旧事后，我又把话题引到时下在海内外文坛、学术界悄然兴起的“沈从文热”来。沈先生淡淡一笑说，人家热，我不热；人家冷，我不冷。近来有不少国外的朋友到北京来，都向负责接待的文艺界官员提出要求，要上我家看看，这让他们很为难。你看我这么个乱七八糟的地方，多来两个客人就没得地方坐了。这几件像点样的旧家具，还是我表侄黄永玉送给我的。这怎么见得那些体面的贵宾呢？他们只好请客人到宾馆去吃酒席，要我去陪，可那种热闹场合我是从来不去的。沈先生接着又勉励我，年轻人做人、写文章都要有自己的主见。要经得住人家捧，也要经得住人家骂。沈先生谈到一位曾与他共过患难的老朋友的是非恩怨时说，好话坏话随她去讲，自己如何做人自己心里有数就行了。沈先生说罢哈哈大笑起来，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先生那豁达、乐观、宽容、自信的笑声，顷刻便将我心头郁积的困惑与不平荡涤得一干二净。

粗心的我直到这时，才倏地发现，贴在病榻上方的一张小纸条：“遵医嘱，会客时间不得超过15分钟，谢谢合作！”这显然是沈师母的笔迹了。我一看表，十分不安地欲起身告辞，不料沈先生却执意要留我多聊一会儿；沈师母也破例劝我：难得先生这么高兴，你就陪他多拉一会儿家常吧。沈师母为我和沈先生添满一杯热茶，又去把窗帘拉开，让一片温暖的阳光倾泻在沈先生那银白的鬓发上……

从沈先生家里出来，走在车水马龙的长安大街上，我在想，沈先生从边城走向世界，从平凡走向伟大，他是一个寂寞的作家和历史学家，同时，又是我的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者和沅陵乡亲。因为懂得了人生的这份寂寞，我的一颗灵魂，从此便愈其热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