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永州市道县清塘镇楼田村的周敦颐故居。

周敦颐（1017—1073），北宋道州营道楼田堡（今湖南道县）人，字茂叔，号濂溪，世称濂溪先生，系北宋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

周敦颐被尊为宋代儒家理学开山鼻祖，其名篇《爱莲说》脍炙人口，千百年来对中华文化影响甚深。

只饮端溪一杯水的“巡察官”

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周敦颐被提升为广南东路提点刑狱使司(治所在广东韶关)，进入大宋的监察体系，成为一名地方“巡察官”。

周敦颐第一次“巡察”，便来到有着“端砚之乡”的端州。端州（今广东肇庆）东郊的端溪一带，有一种特产叫端石，其质地细腻滋润、坚实致密、纯净如玉，从唐高祖时期开始，人们将其用于制作砚台。千百年来，端砚成为歙砚、澄泥砚、洮砚等中国四大名砚之首，深受历代帝王将相及文人雅士的推崇。

制作销售端砚，因而有着巨大的利润。周敦颐巡视期间，听闻时任端州知州杜咨利用职权垄断了砚石开采、砚台制作与销售，与民争利，并雅贿官员，人送外号“杜万石”。各级官吏纷纷仿效，贪污成风，百姓怨声载道。

周敦颐接到线索后，十分震怒。他到端溪微服私访，开展调查。

得知周敦颐在巡察，杜咨挑选了六块上等端砚，打算送给周敦颐，并表示“想要多少有多少”“每一块石头都是白花花的银子”。

然而，周敦颐不为巨额利诱所惑，妙计审案，成功查办了“杜万石案”。

同时，他积极做好巡察“后半篇文章”，及时奏请朝廷颁布法令：“凡仕端者，取砚石毋得过二枚。”这样一来，连官员自己使用的端砚都严格规定不能超过两枚，从中牟利的渠道更是被彻底堵住了。

禁令既出，“贪风顿息。”此禁令后来一直沿袭到清朝。

▲广东连州市郊巾峰山麓，周敦颐留下的“廉泉之源”石刻。（摄影：刘佳荣）

周敦颐查案后，当地百姓纷纷送来礼物，均被周敦颐拒绝，他仅喝下一杯端溪清泉酿出的茶水。

为此，当地乡民赞其“一生正气无人问，两袖清风有口碑，大人廉洁知多少，只饮端溪水一杯”。

据《阳江县志》记载：“（周敦颐）以洗冤泽物为己任，不惮劳苦，虽瘴疠险远亦缓视徐按。行部岭西春、恩之间，狱多平反。”

1071年前后，周敦颐调离广东，“恩人（阳江人）感之，立祠以祀”。

溪祠在江城城隍庙右边，供有周敦颐塑像；清康熙十三年，当地人集资买下城隍庙右边地块，改建濂溪书院，中设周敦颐塑像。

与包拯海瑞两大廉吏齐轨连辔

包拯被誉为宋代“三贤杰”之一，而周敦颐被冠以“北宋五子”之首，二人先后任职广东。包拯曾知端州，周敦颐“巡察”第一站便选择端州。这其实也与包拯的举荐分不开。

周敦颐为官30多年，把权力当作为苍生谋利益、实现人生理想的工具，不畏权势，一身正气。

宋代“三贤杰”之一的赵抃，曾是周敦颐在合州工作的顶头上司。当时有人诬告周敦颐不务正业、沽名钓誉，赵抃将周敦颐列入“小人”行列看待。

周敦颐既不主动巴结以缓和关系，也不刻意辩解，照常处理公务。

几年后，周敦颐再次与赵抃在虔州相遇成为工作搭档。通过朝夕相处，赵抃彻底改变了对周敦颐的看法，成为莫逆之交。

熙宁元年(1068年)，因赵抃等的推荐，周敦颐从江西调到广南东路任职。

明朝海瑞罢官的故事人人皆知。事实上，周敦颐也曾因为民请命而罢官。

周敦颐刚到任南安军司理参军(相当于上等县的副县令)时，发现南安监狱有一死囚证据存疑，但顶头上司王逵在之前已将囚犯问成死罪，并上报朝廷得以批准择日斩首。

周敦颐据理力争，但王逵根本听不进去，周敦颐写了辞职报告，连同自己的任命书及印信一起交王逵，说：“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

王逵被镇住了，听从了周敦颐的意见，开展复查并揪出真凶。后来王逵对周敦颐非常信任，并推荐给朝廷，周敦颐升任郴县县令。

周敦颐在江西、湖南、四川一带也做过地方官，对下属要求十分严格。

有一次，一名下属习以为常地多领了三石米，周敦颐得知后非常生气，要求手下连同之前多拿的米钱一并拿出来，并将管米的仓官问罪。

▲永州道县濂溪广场。

周敦颐任永州通判时，侄子周仲章来看望，想谋个差事，被周敦颐断然拒绝。

侄子临走时，周敦颐除送了些银子和布匹，还特意写了一首《任所寄乡关故旧》：“老子生来骨性寒，宦情不改旧儒酸。停杯厌饮香醪味，举箸常餐淡菜盘。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故人欲问吾何况，为道舂陵只一般。”

“官清赢得梦魂安”道出了周敦颐为官的宗旨。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父子三人弘扬廉洁文化

周敦颐是中国古代廉洁文化的奠基人，而世人将“廉”与“莲”联系在一起，源于周敦颐的《爱莲说》。

其以莲喻“廉”，以莲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高度概括为官之德与为人之德，使廉洁文化从此以一种独立的文化形式得以发扬光大，堪称“廉莲之源”。

周敦颐年幼丧父，8岁时随母投奔舅舅——龙图阁学士郑珦，来到衡阳，居潇湘门（今濂溪巷东）外祖父故宅，随后迁住西湖南岸的郑氏私学（今吉祥街口），与郑族子弟一起在这里读书生活。

郑珦因知晓外甥爱莲，于是在西湖遍植白莲。西湖公园“夜放白莲花”后被誉为衡州八景之一。

▲衡阳西湖公园内的莲花。（摄影:刘安中）

为方便周敦颐及众子弟读书，郑珦还专门在凤凰山下虎啸岩旁建造“爱莲亭”，讲授易学。此为有史可查的国内最早以“爱莲”命名的亭子。

衡阳西湖爱莲亭从宋至晚清曾七次修葺，最后一次由彭玉麟出资易地重建在西湖的湖心岛上。其亭台楼阁众多，环境清幽，曾为中共地下党重要活动场所，后毁于衡阳保卫战的日军炮火。

现在，衡阳西湖公园内西北渚又复建了一座麻石构造的“爱莲亭”，在公园湖心岛北端山岗上，雪松还簇拥着一座外三内四结构的“爱莲阁”。

周敦颐在15岁那年，游衡阳西湖爱莲亭，并遵舅命题著《爱莲亭说》，以花论品阐述做人处世之道，呼唤“同予者”立志君子人生。

清嘉庆二十五年，衡阳知县李光笈主修的《衡阳县志》，刊有周敦颐著《爱莲亭说》。

观潮君比较后，发现与今版《爱莲说》119字无出入。虽真伪值得商榷，但周敦颐借“爱莲”以表崇敬高洁的人生态度，确定无疑。

衡阳这座城市，也留下了深刻的“周敦颐”烙印。

衡阳西湖之莲为少年时期的周敦颐提供了丰富的想象和创作空间，他在欣赏美景的同时研究学问、思考人生。莲花香、净、柔、软、不可染的品性，根植于周敦颐的灵魂深处，成为其廉洁思想的根源。

▲2023年6月19日，位于衡阳石鼓区西湖公园内的周敦颐“廉莲之源”廉政文化主题园开园。（图源：中新网）

周敦颐在衡州度过了人生成长时期最重要的12年。景佑三年（1036年），20岁的周敦颐因其“一言清疑谳”而获得朝廷青睐，得以恩舅名义破格补荫入仕。

周敦颐21岁离开衡阳后，历35年，经5省动迁，先后任洪州分宁县主薄、南安军司理参军、合州判官、虔州通判、广南东路判官、提点刑狱等职。

因其“为治精密严恕，务尽道理”，颇有治绩，深得官民喜欢，是一位以博学、清廉著称的官员。

据记载，周敦颐每到一地为官，都会在治所凿池种莲，莲池称做“爱莲池”，池上皆建“爱莲亭”，“以爱莲名其居之堂”示民警己。

从“爱莲”及至“爱廉”，周敦颐的“廉莲”思想已然成为一种精神源泉。

周敦颐有二子，长子周寿，于1082年即周敦颐去世9年后中进士，善书法，能诗，曾与黄庭坚为同僚，彼此友好。黄庭坚称周寿“纯粹动金石，清节不污，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次子周焘，1088年登第，与苏轼同官，亲如手足，唱酬甚多。人称“茂叔有子，良不诬也”。

▲衡阳西湖公园内的周敦颐雕像。（图源：衡阳日报）

周焘生有三子，其后裔居湖南、浙江和江西等地，其中迁徙浙江的一支成为周恩来、鲁迅等人的元祖。

周氏后人的《周氏家训》，皆尊周敦颐的“出淤泥而不染”为祖训，其中“规行矩步”“出仕为宦，官清吏瘦”“立身厚道”等均体现了周敦颐的“廉莲”文化精髓。

与许多大家一样，周敦颐生前的学术地位并不高。及至南宋年初，才始得胡宏以尊崇，后由朱熹进一步加尊为“先觉”，至张栻首尊其为“道学宗主”，由此确立“理学开山祖”地位。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

晚清大儒王闿运写的这副对联，对濂溪学的地位作了简明概括。

“濂溪之学，精悫深密。”经周敦颐的开创与践行，廉洁文化也构成了濂溪学中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