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家风是建立在中华文化之根上的集体认同，是每个个体成长的精神足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这是“家教家风”首次出现在党代会报告中。

“惟楚有材”，为何“于斯为盛”，与湖南众多家庭重视家风传承有很大关系。无数湖湘先贤不仅自身功成名就，还留下了大量家教家训，被后世弘扬传承。红网时刻新闻特别推出《家传·湖湘家风故事》系列，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汇聚奋发有为的时代精神。

红网时刻新闻记者 王诗颖 张盟 任晔 摄影 陈杰 湘潭报道

湘潭市雨湖公园，冬日阳光洒在一位手握书卷、身着长衫的“书生”脸上。

这位“书生”，是近代名人杨度。

其雕像背后，一组浮雕展示了他的人生色彩。

▲湘潭雨湖公园杨度雕像。

纵观杨度一生，“选择”二字或许是他最为鲜明的标签。

他参与维新变法，力主清末立宪，后支持孙中山，最后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他看似“善变”，实则内心坚定，想施展抱负医民救国。

近日，观潮君走进杨度故里，感受这位“旷世逸才”的人生故事，以及杨氏家风对其的影响。

始于湘军世家的文武之道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

100多年前，杨度以一首《湖南少年歌》，道尽了湖湘儿女的爱国之情和湖湘精神中忠诚、担当、图强的鲜明底色。

而他自己的故事，则要从湘潭石塘说起。

1875年，杨度出生在一个湘军家庭。因父亲早亡，伯父杨瑞生便承担起父亲的职责，抚养杨度兄妹。杨瑞生早年跟随祖父参加了湘军，后曾任湘军总兵。

“杨度属于正宗的湘军后代。”湖南大学杨度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聘任研究员何歌劲介绍，因为家境相对富裕，少年时代的杨度是在优质的教育环境中成长的。

“湘军家族的教育重文也重武。”何歌劲告诉观潮君，杨家不培养单纯意义上的武夫，而是有勇有谋、能文能武的大家，同时讲究学以致用。

▲一组浮雕基本展示了杨度的人生色彩。(图/陈杰)

时至今日，经世致用之风依旧是杨氏家族重要的家风传承。

杨瑞生不仅聘请老师给杨度三兄妹及其他子侄上课，还把杨度带到了自己的军营，杨度在军事谋略上也受到了熏陶。

“湘军世家出身的孩子，本身就有着湖南人‘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的倔驴子性格。”湖南省楹联家协会监事长张绪军认为，杨度自小接受湖湘文化熏陶，懂得了入世有为、事在人为的道理，逐渐有了建功立业、经邦济国的志向。

“也正因为杨度心中有着‘复兴中华、矢志不移’的目标，后来他即使背负骂名，也始终不拘小节，为国家强大不断探索。”张绪军说。

“杨度曾因连续发烧而暂停学习，他母亲知道后严厉批评了他，让他感到非常羞愧。”何歌劲介绍，杨度学习非常勤勉，每年的春节都是在读书中度过的。

受家庭影响，杨度的弟弟妹妹同样表现出傲人的才华。弟弟杨钧成为了知名书法家、篆刻家；妹妹杨庄多才多艺，著有《湘潭杨庄诗文词录》传世。兄妹三人被称为“湘潭三杨”，是湖南近现代史上的名人。

1892年，17岁的杨度考中秀才，18岁中举人，却在接下来的两次会试中落榜。杨度也因此认识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并参加了“公车上书”。

同年，杨度拜入王闿运门下，学习“帝王之术”，也就是辅佐非常之人成就霸业。

王闿运的“帝王之术”深深影响了杨度，“他不仅促使杨度积极入世，也催生了他的相关思想，更成就了杨度的求索人生。”张绪军说。

此时的杨度，寄希望于清廷的改变，但现实给了他沉重的打击。杨度逐渐明白，清廷无法实现他的抱负，于是开始阅读西方书籍，并自费留学日本。

在日本，他先后认识了孙中山、黄兴等人，且是黄兴和孙中山认识的介绍人，间接促进了同盟会的成立。

也就是在日本，杨度写下了能与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媲美的《湖南少年歌》，其鼓舞人心的力量一直延续至今。

“这句话很多人读成了‘除非湖南人尽死’，但实际上正确的读法应该是‘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何歌劲告诉观潮君，中国传统诗词讲究平仄，“用‘除非’并不合格律，所以应为‘除是’，但其意义是相同的”。

一位倔强的爱国主义者

当观潮君联系到杨度的次孙杨友麒时，这位89岁的老人虽听力不太好，但声音洪亮、精神矍铄。

杨友麒这样评价祖父杨度，“梁启超在《诗话》中推荐杨度为‘纯粹之湖南人’。在祖父身上，‘湖南犟驴’的脾气也是最典型的。他虽然一生纵横政坛，但本质上是一个倔强的书生，而非一名政客。”

在张绪军看来，杨度的这份“倔”，或许与父亲早逝的家庭环境也有关系。

而杨度的“倔”，也影响了他人生的众多选择。

二十世纪初，英、德、日、俄等列强都施行君主立宪制，这给了寻找强国之路的杨度以启发。

杨度起初支持君主立宪，随着清朝衰亡，他加入到袁世凯麾下。

“杨度虽与孙中山交好，但政治理念不同。两人约定，谁的路走得通，就支持谁。”何歌劲告诉观潮君，从这一点就不难看出，杨度并非追求“建功立业”，而是寻求救国之路。

君主立宪这条路注定走不通。“得失悲欢一梦醒”，在袁世凯死后，杨度学佛参禅。

“即使遁入佛门，杨度也在寻找救国之路。”何歌劲说。

1922年，应孙中山邀请，杨度转而支持共和，为共和而奔走。

▲杨度故居遗址。

也就是在这期间，杨度认识了李大钊，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在与李大钊的交往中，杨度逐渐意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可以说这个时候，杨度找到了真正的救国之道。”何歌劲说。

李大钊被捕后，杨度变卖家产解救。李大钊牺牲后，杨度又变卖家中首饰，接济牺牲的革命人士的子女，留下了“毁家纾难”的佳话。

1929年，杨度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直到1931年去世，他利用特殊身份，在白色恐怖下坚持为党工作。

杨度之女杨云慧曾这样总结父亲的一生，“一个爱国主义者所走过的道路有时非常曲折。但是，只要他真心爱国，即使像我父亲那样顽固的君主立宪派，最后还是捐弃成见，投身到无产阶级阵营中。”

杨度的“倔”也体现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他始终支持孩子们走实业救国道路。

1913年，他将两个儿子杨公庶、杨公兆送往德国留学，临行前，特意叮嘱他们把科学技术学好，回来挽救当时落后的中国。

杨公庶学化学，杨公兆学地质，两人都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在学成后回国，为当时中国的实业发展做出了贡献。

“医民救国”理想传至后世

前不久，观潮君前往湘潭市雨湖区姜畲镇清泉村石塘组，试图寻找杨度故居，但这里除了村民的房屋和菜地，只剩下一块石碑。石碑用简短文字告诉世人，这里曾是杨度成长的地方。

▲杨度故居遗址石碑。

村民许世芳告诉观潮君，自己的姥姥曾在杨家做女工，从16岁做到了70多岁，照顾了杨家三代人。

“姥姥说，杨家对村里人非常好，大家有困难去找杨家，基本都能得到帮助。”许世芳说。

岁月轮回中，杨度故居已难见片瓦，但杨度的故事始终在村里流传，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湘潭人。

▲清泉村村民许世芳。

今年25岁的湘潭人张钰汐告诉观潮君，“小时候就听过那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每次听到这句话时，都为自己是湖南人而骄傲。长大后了解到杨度的经历，也被他的坚持所打动。”

张钰汐正在湘潭大学读书，“我希望自己毕业后，以所学所思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杨度在病中自撰的这幅挽联，一方面讲述了自己充满功过毁誉的人生历程，另一方面寄希望于“后来人”。

如今，其子孙后代虽散居世界各地，但都在相关领域取得了成就。

杨度的长孙杨友龙从清华大学机械系毕业，后来任北京市经委总工程师，兼任清华大学教授。

次孙杨友麒成为了第一个到国外去学计算机化工应用理论的专家，回国后，也成了该领域的权威。

沧海桑田，百年转瞬而逝。

站在“杨度故居遗址”石碑前，人们似乎能看到满怀抱负却踽踽独行的杨度。幸运的是，他期待的“医民救国”，被“后来人”实现了。

这座石碑记录着的，不仅仅是一座故居、一位名人，一同被镌刻的，还有那首响彻时代的、朝气蓬勃的《湖南少年歌》。

湖南大学杨度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聘任研究员何歌劲

嘉宾点评：

何歌劲：“少年”实际上是指对整个民族的期待

我们曾长时间把湖湘文化定义为地域文化，其实在杨度的观点里，湖湘文化并不仅只是地域文化，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一种标志性文化。

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所讲述的“少年”，实际上是他期待中华民族能像“少年”般充满斗志和激情，而非仅仅只是湖南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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