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树辉（湖南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省委党校分中心研究员）

2025年是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中国共产党的三个历史决议都对遵义会议给予了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在重要场合强调，在党的历史上，“遵义会议是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1月15日，中央宣传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贵州省委在遵义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结运用遵义会议历史经验的重要论述，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取智慧力量，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遵义会议作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90年后的今天，依然闪烁着真理和智慧的光芒，其影响力和穿透力一直沁润在党、国家和军队伟大发展的进程中。

党从不够成熟到坚定成熟、从不够有力到坚强有力的重要转折点

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遵义会议最主要的组织上的变动是“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虽然毛泽东不是名义上的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但从当时党最为迫切的工作的角度、从毛泽东起到的实际作用的角度来看，完全可以说，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前，张闻天、王稼祥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对于召开以及开好遵义会议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的“副报告”、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长篇发言，都凝结着集体的智慧。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包括博古等中央领导人，高度重视和普遍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无私无畏、紧密配合，领导红军跳出了国民党的包围圈，继而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在这一过程中，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遵义会议最大的成就和最大的亮点，是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和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一个坚定成熟、坚强有力的党中央，和中央领导集体中有一位众望所归的核心人物，是中国共产党成熟的重要标志，是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党在幼年时期，严重存在着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倾向，曾发生非右即“左”的错误，究其根源，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脱节。第五次反“围剿”，完全是洋教条，军事上的教条主义，伴随着其他方面的教条主义，使革命受到严重损失。可以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深层次的原因是思想路线的问题。严峻事实和惨痛教训促使广大干部和红军将领逐渐从教条主义的迷雾中走出来，开始认清教条主义的本质，反思教条主义的危害，寻求挽救中国革命之道。他们开始思考，要按照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特点来指导战争，抛弃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恢复符合中国战争实际特点的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只有这样才能挽救党和红军，挽救中国革命。遵义会议的召开，顺应了这种内在要求。因此，遵义会议以解决迫在眉睫的危机为主要任务和表现形式，实质上则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和规律的必然要求。因为在这次会议上，要想真正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危局，就只能确立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则立场的、体现中国革命和战争实际特点的正确路线。

遵义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毛泽东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等思想逐渐成为共识并在党内居于主导地位。因此，遵义会议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全党推进的实质进程，是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党的二大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党的一切重大问题包括重要领导人的任免，都必须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或同意。由于各种复杂的主客观原因，党在幼年时期，严重存在着对共产国际迷信盲从的倾向。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给予过许多帮助和指导，但由于不了解中国国情尤其是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也下达过不少错误的命令和指示，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根源都在共产国际。第五次反“围剿”，博古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视为“太上皇”，拱手将军事指挥大权交给李德，造成军委的一切工作为李德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的极不正常的现象。李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德国共产党，后又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具有一定的军事斗争经验和军事理论水平，但他一点都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只知道照搬街垒战的经验。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用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样恰恰中了敌人的圈套，使得敌人的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一步步达到目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

惨痛的失败，险恶的环境，使人们对李德那一套由怀疑到愤怒。人民逐渐认识到，“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而不是“这里的事情还是要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因此，遵义会议上，博古、李德的下台是大势所趋。遵义会议是在与共产国际断了联系的情况下召开的，这是历史的偶然。中国革命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则是历史的必然。遵义会议获得的一个最宝贵的历史经验是让全党懂得了独立自主的重要性，由此开启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

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光辉典范

遵义会议的召开，反映了党和红军广大干部的正确意见，体现了民主的呼声。长征开始后，广大干部逐渐觉悟到，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甚至濒临绝境，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广大红军指战员都在思考，领导问题不解决，我军就难以彻底地由被动变为主动。因此，遵义会议的召开，有着非常深厚的民意基础。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中央队三人团”则对遵义会议的召开，起到了主要推动作用。

遵义会议取得成功，是充分发扬民主、在民主基础上实行集中的结果。遵义会议上，与会人员畅所欲言。当时会议的气氛虽然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尤其是博古，在会上是主要的被批判的对象之一，但是他的态度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不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出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遵义会议作出的系列决定，是民主集中制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遵义会议是我党依靠民主集中制原则解决党内路线错误的开端，确立了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制度，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遵义会议的成功，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成功运用，为我们党的建设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由失败开始走向胜利的转折点，是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应该致敬遵义会议，赓续遵义会议精神，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落实，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和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把中国式现代化宏伟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更加绚丽的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