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承佳有机会出版她的诗集了，她让我写几句话作为“序言”。

她说，这是她的第一本书，非常青涩，也很笨拙。她还说，如果老师最近时间不是特别合适，可以随时拒绝，不要紧的。

我不能拒绝，我很想写几句话，记录她留给我的印象和阅读她的诗的经验，她是近些年来我身边的学生中诗写得最让我欣赏的一个。

应该是在她进入中南大学的第一年，我应朋友邀请，到文学院作过一次讲座，讲题是“唐虞之道”，讲述的是早期中国思想的发生。讲座结束，康承佳来到讲台上，向我作自我介绍，还告诉我，她们年轻的班主任正是我曾经带过的学生。

我记住了这个有着明朗笑容和爽快言语的女孩，感觉到她对刚刚进入的大学有着很高的信任和不一般的期待，而我一直渴望看到，却同时害怕看到这种信任和期待，因为我太知道不是由专业的力量而总是由别的力量主导着运作，也主导着价值标准的大学，包括一些享有盛名的大学，其内里其实是如何空虚，如何乌烟瘴气。

后来，在我的课堂上，我有时会看到从文学院串门过来的康承佳的身影，我和她聊聊读书，也聊一点不着边际的问题，譬如说，深情毗邻变态，道德始于坏，热爱诗歌是一件美好而徒劳的事。

后来，她给了我一些她的诗歌习作，那些习作是我喜欢的，其中有我认为难得的清新的干净的元素。我没有熟思，就在课堂上把她的诗念出来，自己不觉得唐突，台下的学生似乎也并不反感。

大约两年后，还是在我的课堂上，有一天，康承佳抱着一副装裱好的字进来了。她把这幅字送给我，上面写着：“您给了我们一个无需宗教的信仰，一个没有乌托邦的未来”。

我问这是谁的话，她说，是您在课堂上说过的啊，我有听课笔记的。

她告诉我，马上就要毕业，就请朋友写了这幅字，作为向老师告别的留念，毕业后她将去武汉大学读研。

我有点感动，也有点恍惚，转眼就四年了吗？小小少年居然就这样走出了青葱，看得出来，她是充满自信而且骄傲的，但也懂得“人情世故”了。

接下来，就是微信互动中，读到她在武汉的学业和生活，她新写的诗，她因为写诗得到的各种奖励，参加的各种活动，她的谋生近况。

自然，她此时的诗已经与当年在课堂上交给我的，不再是一个样子和分量了，有的我甚至都读不太懂，但仍然喜欢，仍然觉得她笔下的诗行，幽微而广大，结实而轻盈，含有“意外”的洞见，含有“属灵”的天真性情。

我算是学文学出身，但多年来热衷的是晚近时代中国思想者的精神变迁，自知对于诗歌并不专心，也不专业，不专业却一直存着一些关于诗歌的偏见，以为判断诗歌特别是汉语诗歌的好坏和高下，也需要有“非专业”的直觉和眼光，否则容易走偏，甚至指鹿为马。不仅因为如艾略特说的，文学就是文学，文学又不止是文学。还因为，建立在特殊的社会与文化水平之上的汉语诗歌，“不语怪力乱神”又总是很容易“高蹈远举”，成为一个阶层的特殊的自娱自乐，成为某种文化身份的装饰，无论栖身廊庙，还是走向山林，都难免作为内循环的自我囚禁的工具，以工具决定目的，诗歌“进化”成一种特殊的语言系统，一种自我沉溺、自我戏剧化的生活方式，一种充满浮华气象、腐败气息的心理按摩，一种没有羞耻感的取悦或虚与委蛇的应酬应对，以至成为“台阁体”，成为陈陈相因的“宫词”，成为舌灿莲花、锦心绣口的“回文”。

我原来以为，新诗应该不会这样，因为它曾经的使命之一就是要打破那种阶层的文化的垄断与偏枯，打破那种越来越自我封闭的平庸、虚伪、僵固与颓败。但是，当整体社会文化结构和价值理想并没有真正出离传统的阴影时，我们同样可以从新诗中发现与旧体诗仿佛相似的行迹和品质。像古人一样熟能生巧地编织繁复的诗意和无聊的章句，如今的新诗从业者写几个晦涩的或者禅意盎然的分行的句子，弄几笔似花非花的水墨或者色彩，在这个“工具”发达、“文化”过剩、精神疲弱的时代，似乎已经不是难事。“盛世”多华章，只要你勇于作伪，善于做戏，就可以鱼目混珠，或许还可以因此赢得喝彩，跻身“胜流”。只是从起点上，就不再有诗的含义，不再有作为艺术的诚实、单纯与圣洁。

基于此种自觉不免有点荒谬的偏见，我对新诗同样心存犹疑。如此，我更乐意以“业余”的身份和态度去观察它的生长与演绎，而我身边朋友的写作，包括自己学生的尝试，正是我热眼旁观的入口。

康承佳的诗歌写作，正像她的生活，才刚刚展开，从她对时空，对万物，对自我的感觉中，可以看出她的灵敏、锐利与别开生面，她的表达有一种特殊的真诚和贴切，同时显得出奇的辽阔和深远，这种大半来源于珞珈山下的辽阔和深远，与琐碎的生活和事物的日常，相生相克，构成一种突破性和超越性，带来奇幻和陌生感。

让我欣喜的是，她至今并没有被我们熟悉的宏大的浩渺的或者陈旧的世故的主题支配，也并没有被有关诗歌的玄学和自我矫饰的积习左右，她的世界还只是展开在她眼前的世界，一个给她带来特殊的冷暖、疼痛、伤情的具体的世界，从这里出发，她一定会呈露更多“属灵”的细腻天性，一定会拥有更多指向辽阔和深远的温柔感应。

（本文系为康承佳诗集《蛮蛮》所作序言，中国文联出版社20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