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一种伟大的文明，必由伟大的民族创造。一种伟大的文明，必将创造自己伟大的人物。他是民族的代表，文明的旗帜。

（一）

绵绵的罗霄山脉中段，巍巍的井岗山西麓，有一个叫“鹿原陂”的地方。这里，安息着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的灵魂，牵系出炎黄子孙的根脉，寄托了华夏儿女千百年来的追思和慕想。这就是“北有黄陵、南有炎陵”的炎帝陵，一部珍藏了数千年的远古历史，一尊敲亮了农耕文化第一缕曙光的黄钟大吕。

一条清亮的洣水河挟着历史的风声，带着遥远的涛响，冲开岁月的层峦叠障，九曲十弯，奔涌而来，浇灌了口碑相颂代代相传的奇美故事，滋润着接踵比肩寻根认祖的人们的渴望。沿着洣水河畔鹿原古道，远远地就看到了高大的炎帝陵牌坊，指示我们鹿原陂就在前面，提醒虔诚的人们，要去祭拜的绝不仅是神话传说。

神话是回忆的宝库，传说是历史的影子，因而折射了史实本身。二千多年前，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面对纷繁的神话传说，根据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严谨筛选，“择其言尤雅者”，写成了《五帝本纪》，从而使炎黄其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由传说进入了“信史”。但受当时考古和考据条件的局限，他所撰写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事只起于黄帝轩辕氏，开篇即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接着描述了黄帝部落与炎帝部落的坂泉结盟之战，炎黄联盟与蚩尤部落的逐鹿大战。对炎帝神农氏的历史记载相对来说语焉不详。但在经籍和百家著作中，仍能找到不少文字记载。随着后人的考辨进展，我们从西晋皇甫谧“起三皇，尽汉魏”的《帝王世纪》，南宋罗泌的《路史》中已能看到炎帝神农氏的身影由模糊而清晰，形象由零散而完整了。古代这些文献记载又不断地被现代层出不穷的考古新发现所证实和丰富。

对始祖炎帝的无比崇敬和缅怀，使我们打消了清人尹梦熊曾体验过的那种“顾我短衣难拜谒，山边立马几凝眸”的拘束，怀揣“悠然思太上，礼数自从容”的心境，恨不能即刻步入陵园，“肃然拜陵下，摩挲宸翰碑”。

（二）

炎帝陵殿在苍郁的古树映掩下，红墙黄瓦，重檐巍峨，庄严肃穆中透出几分古朴凝重。由于这次我是陪同北京来的贵客前来祭拜，炎帝陵殿管理部门给我们安排了开午门的隆重仪式。鼓乐齐鸣鞭炮喧天中，我们亦步亦趋踏上台阶，跨过门槛，仿佛一步就跨到了中国历史长卷的开篇之页。一门之隔，屏息之间，时间便驰过了数千年。抬头望去，恍然看到了“历史的尽头”。在远古崎岖坎坷混蒙飘摇的道路上，历史出现了。伴着有巢氏构木为巢的钝响，带着燧人氏钻木取火的闪光，裹着伏羲氏推演八卦的紫气，中华文明挣脱了洪荒蒙昧时代的枷锁镣绊，步履蹒跚，缓慢飘忽，迎面向我们走来，越来越靠近，越来越清晰，一下定格在农耕文化的创始者炎帝神农氏的身影上。仿佛有五谷百草的清香扑鼻而来，敬仰追慕的情思在我的心田油然而生。

定定神，思绪又回到了眼前。映入眼帘的是江泽民主席于1993年题写的“炎帝陵”汉白玉石碑。石碑前侧左卧白鹿右立苍鹰。栩栩如生的神鹿和神鹰石雕，仿佛在向我们讲述着炎帝不平凡的身世。摸一摸石雕，如同把着了远古历史的门栓，又把我们从现实带入了神奇的传说时代。

据考古发现，炎帝的时代应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原始社会转折之际，即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时期。“那是一个血与火搏斗的时代，一个文明诞生的前夜”。史书记载，炎帝姓姜名轨，又名石年，出生在烈山，成长于姜水。因为他把火广泛运用于生活生产之中，有火之德，被人们尊为“火师”炎帝。他发明了耕播农业，有神之功，又称为神农氏。炎帝的母亲是姜氏部落的，叫女登。传说她游于华阳，感到神龙降临身上，于是怀孕生下了炎帝。《庄子》说，“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正是反映了当时母系氏族公社的情形。炎帝出生后不久，母亲为寻找吃的，把睡着的小炎帝放在岩石上，便翻山越岭去采集食物。小炎帝醒来，饿得大声啼哭，哭声引来了神鹿神鹰，神鹿给他喂奶，神鹰为他遮荫。这便是传说中炎帝的三个母亲——生母、奶娘和养母。在三个母亲的照顾下，炎帝三天会说话，五天能走路，七天便长齐了牙齿。三岁髫龄，就能做种植游戏了。长大成人的炎帝，身材魁梧，非常雄武，心地慈善，聪明睿智。人们把他看成力量和智慧的化身，推举他担任了部落首领。“从此，炎帝就成为继女娲、伏羲之后，最有活力和影响力的部落首领”，后人因之把女娲、伏羲、炎帝并称为“三皇”。

在行礼亭向始祖炎帝行过大礼，我们直趋高大庄严的主殿。殿堂里烛光闪闪，青烟袅袅，俎豆馨香，庄严肃穆，炎帝的金身祀像端坐殿中。仰头望去，他宽大的额头饱蓄沧桑，和善的颜面满含慈爱，浓重的眉目深藏睿智，右手捧着稻穗，左手拿着灵芝，放满药草的竹筐摆在赤足之间，仿佛刚从山间田野归来，坐在这里稍事休息。记得《淮南子.修务训》曾说：“神农憔悴，尧瘦曜，舜微黑，禹胼胝。由此观之，则圣人之忧劳百姓甚矣！”我在心中祈念，愿这古老山乡不尽的清风拭去炎帝的汗水，亿万百姓如潮的追思洗去始祖的劳顿。

步出殿后，是墓碑亭。亭后即炎帝的墓冢。炎帝神农氏在这里长眠了数千个春秋，护佑着千百代子孙。读《易经》得知，古代的墓冢，既不封土，也不植树。到秦汉以前，人们将炎帝墓加土厚封，并在陵下江边岩石上树立铜碑，铭记了炎帝的赫赫功绩。可惜的是，宋朝初年铜碑沉入石下龙潭，后人多番捞寻都无下落，只有这千秋江潭，让一代又一代热血儿女诗人骚客面对流水秋风，抒不尽思古幽情。我想，纵然铜碑“江上迹销沉”，但万古口碑却永远立在炎黄子孙当中。

（三）

陵殿后是御碑园。这里刊立着自宋朝以来历朝历代的数十通告祭及记事文碑。有一座外圆内方的九鼎台，暗合“九州方圆”之意，寓意着天圆地方，九州统一，金瓯无缺。还有一块长40米的黛青色绿辉岩石板镶成的大型壁画，壁画以炎帝功绩为主题，以粗犷写意的线雕手法，形象直观地反映了炎帝带领原始先民从渔猎到农耕，从穴处到定居这人类社会第一次历史性转变时期的艰难困苦和壮丽辉煌，生动鲜明地表现了炎帝在华夏民族和农耕文明形成过程中勇于开拓，敢于创新，乐于奉献的伟大实践和高尚情操。仔细谒读一幅幅雕画，炎帝对原始社会进步发展的十大功绩，一一铭刻在心里。

炎帝时代，先民们终日奔波劳累，仍然食不果腹。在渔猎和采集野果的实践中，炎帝发现树枝可以弹射，于是他用石斧砍来韧性较好的树支，弯成弧形，用藤条绑定，做成弓，用石刀将直的小树枝削尖，做成箭，利用弹力把小树枝射得又高又远。就这样，炎帝“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发明了弓箭。这是一个伟大的发明，与火一样，它不仅使石器时代的先民战胜了野兽和大自然，成为原始社会进步的强大助推器，而且在长期的冷兵器时代继续为人类狩猎和战争发挥强大的威力，因此，后人把这一条列为炎帝的第一功绩。

然而渔猎和采集已很难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正如西汉陆贾著的《新语》所说，“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经过炎帝的仔细观察和栽培，终于发现了“宜久食之谷”，先民们称之为“粟”和“谷子”，这个名称一直叫到了今天。为了大面积种植谷物，给部落人民提供“粒食”，炎帝带领先民们砍掉树木，放火烧掉荆棘杂草，再把种子撒在烧过的土地上。春去秋来，种子发芽长苗了，青苗抽穗成熟了，先民们播种下希望，收获了成功。尽管是“刀耕火种”广种薄收，但毕竟是农耕文化的第一束火花，在幽暗的远古时代，是那么的灿亮，那么的震撼。也许，当时炎帝并未意识到，他开创了人类社会一种全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培植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文化，但历史永远记下了这一笔。《春秋》里这么说，炎帝“其教如神，使民粒食，故天下号皇神农”。

原始的刀耕火种，谷物收获量越来越少，部落只能不断迁徙，披荆斩棘，寻找新的地方刀火耕种，以取得更多的谷物。先民们在频繁迁徙和繁重劳动中疲惫不堪，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改进耕播工具和种植方法。传说炎帝从野猪拱土的动作受到启发，在尖木棒下部横绑一段短木，用脚踏在横木上加力，使木尖插入泥土，手板木棒，尖木即将土地撬起，这样翻地既深又省力。这种加上横木的工具，史籍称为“耒”。后来，炎帝发现弯曲的耒柄比直柄用起来更省力，于是用火把木柄烤成曲柄，大大减轻了先民们的劳动强度。经过不断摸索改进，木耒的尖头又被斫成扁形的板状刃，刃口在前，破土的阻力大大减少，还可连续推进，这就是史籍上所谓的“木耜”。作为原始农业的基本工具和重要的生产要素，耒耜的发明和改进，使耕播农业在一片片深翻的土地上萌芽成长起来。《易经》载：神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从此，炎帝部落开始大面积耕播谷物，成为新石器时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先民们逐步从自然采集为主过渡到自力生产食物的新的历史阶段。

随着耕播农业的日趋成熟，先民的食物种类和数量增加了，就需要有各种器具、器皿储藏和加工食物。于是，炎帝“耕而作陶，埏埴为器”，又发明了冶陶技术。炎帝时期已经有了陶质的鼎、甑、釜、罐等炊具，用来蒸煮食物，还有了钵、碗、盆、盘、杯等饮食器具。陶器的发明和使用，给先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革。耕种田地、贮藏粮食需要固定的住所。陶器的使用与固定住所是分不开的。耕播农业使先民们告别了巢居穴处流动不安的渔猎生活，走向筑室定居男耕女织的农耕时代。史载炎帝“始造明堂，相土而居”，改善了先民的居住环境。

传说伏羲氏首创了神秘玄奥的八卦，使之成为远古先民对自然界认识的表象，成为原始社会的一种刻划符号，最早的文字。先民们以八卦和结绳来帮助记忆，补充语言的不足，表达思想，传递信息。随着生产和社会的发展，八卦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了。于是炎帝将八卦符号重叠，组合为六十八卦，使卦数内容从自然现象扩大到了人文领域，从古朴的哲学角度来看宇宙、自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之更好地指导先民的生产和社会活动。《帝王世纪》这么说：“炎帝自陈营都于鲁曲阜，重八卦之数，究八八之体为六十四卦”。功绩图刻画了炎帝与赤松子一起推究八卦卦义的场景。

当食物有了较稳定可靠的来源后，先民们开始把捕猎来的动物饲养驯化为家畜。于是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人类有了第一次分工。有了定居种植和畜牧业的分工，又需要制作各种大量的生产工具和日用器具，于是以制陶和纺织为主的手工业应运而生，人类的第二次分工产生了。随着分工的发展，一些产品自给有余，开始萌发以物易物，互通有无的交换活动。相传是炎帝首倡交易，“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交易的产生，不仅满足了先民对生产和生活资料的需求，进一步刺激了生产分工和技术进步，同时，原始商业和城市的萌芽也在农耕文化的原野上发生了。通过交易活动，促进了部落内部人们和各部落之间的交往，推动了各种氏族文化的交流，为形成更大范围的地域共同经济和文化提供了条件。

农耕经济的发展，先民“耕桑得利，究年受福”，开始过上相对稳定的生活。与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相适应，先民们开始产生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炎帝时代出现的原始医药、陶画、雕塑、音乐、舞蹈、祭祀，卦象、刻划文字、村落建设等，是华夏大地上最早的文化，是渊源流长、博大丰厚的中华文明的源头。为扶持风化，协和人心，感化落后氏族部落，炎帝“治麻为布，制作衣裳”，又“削桐为琴，蜡祭傩舞”。我的目光仿佛透过眼前厚重的青石壁，穿越重重历史烟云，看到原始先民在农事已尽的岁末腊月，集聚到部落中心，面对氏族图腾，隆重虔诚地举行庆贺农业丰收的报酬之礼；看到骠悍健美的青壮男女，奏起神农琴，戴着面具饰物，随着傩乐，载歌载舞，那粗犷轻松欢快的舞步，数千年了，似乎还清晰可闻。

由于原始生产力低下，生产环境和生活条件恶劣，先民们对于疾病毒伤一筹莫展。十分关注人民疾苦和部落兴衰的炎帝要寻找治病救人的办法。《帝王世纪》记载，炎帝“尝味草木，宣药疗疾，救夭伤人命”，有时“一日遇七十毒”，终于认识了许多草药，掌握了多种治病的方法。传说生姜就是先民因为炎帝发现而以其姓命名的。后世之人不忘炎帝开创医药的杰出贡献和献身精神，尊炎帝为“先医”，并把我国第一部药物学专著称为《神农本草经》。炎帝到了晚年，尽管已经是“天下共尊”，“民共仰之”的部落联盟首领，仍然坚持爬山涉水，四处巡狩，尝草寻药，为民治病。终于有一天，他误尝了剧毒植物“断肠草”，不幸中毒辞世。炎帝的故事永远定格在了“遍尝百草，宣药疗疾”这一幅既让人感动，又让人心碎的壁画上，人们的崇敬和怀念永远播扬着炎帝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和伟大悲壮的历史功绩。

这是一幅幅大美的图画，古朴粗犷，润透出遥远的古韵，洋溢着原始的野性，寄托了现代文明无限的追思。

（四）

由炎帝启动的农业革命和农业传播，使中国乃至东亚地区与中东和中美洲一起成为当时世界的三大谷类植物区。从此以后到欧洲工业革命的数千年间，这三大谷类植物区如同工业革命的煤、铁、铜，对人类历史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炎帝的这些发明，为后世中国的许多重要发明开启了大门，使人类从蒙昧状态走向文明的曙光。以先进的农耕技术为特征和核心的炎帝文化映红了远古的天空。炎帝就是一颗闪亮在与世界所有史前文明一样久远的东亚细亚辽阔上空的璀灿夺目的晨星。

炎帝部落先进的农耕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促进了华夏大地的开发，推动了民族部落的融合，并逐步形成统一的农耕社会制度和氏族部落联盟。据史籍记载，炎帝视各部落人民为兄弟，以教化为法度，以仁诚治天下，“崇尚节俭和务实，厚德载物”；主张天下共富，“不贪天下之财而天下共富之，不以其智能自贵于人而天下共尊之。”爱民养民，以民为本，“民为邦本，食为民天”。《淮南子》这么评价他，“是故威厉而不杀，刑措而不用，法省而不烦，故其化如神”。各地氏族纷纷前来投靠归属，并拥戴他为氏族部落联盟的大首领。在他的治理下，部落联盟不断扩大，其活动管辖的范围已遍及现在的大半个中国。《竹书纪年》记载，“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肠谷，西至三危，莫不服从其化”。正是在炎帝事业的基础上，与炎帝部落毗邻发祥，有着十分亲近的血缘关系的黄帝部落不断强盛东移，并与炎帝部落结成联盟，战败了蚩尤为首的强悍凶猛的东夷游牧部落。司马迁写道，战后“诸候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从此，以炎帝、黄帝氏族部落为主体，融合了东夷部落等不同血缘氏族部落，形成了强大的华夏族。炎帝和黄帝则当之无愧地成为民族始兴和统一的象征和标志。

祭拜炎帝陵墓，谒读炎帝功绩图，就是在阅读中国历史的序篇。没有它，又哪来中华文明史的起承转合，又何谈华夏文化的渊源流长。

想到这里，突然记起中国历史研究史上的一幕闹剧来。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史学界由胡适、顾颉刚两先生举旗的古史辨派，掀起了一股怀疑古史的浪潮，他们不仅否认炎黄，甚至否认唐尧、虞舜和夏禹的真实性，认为中国历史“实在只有两千余年”，断言在东周以上自三皇至夏商的历史都是“伪书的结晶”，主张把“中国古史缩短二三千年”。照这种观点，中国根本就无资格称文明古国了，这是一种可怕也可悲的历史虚无主义。其可怕就在于该学派掌门人均是中国近现代知名的大学者，其可悲也在于大学者在科学遮盖下的幼稚的偏颇和盲区。

然而，“在历史沉默的地方，坟墓是会说话的”。现当代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已经越来越清晰地揭示了原始社会先民们辉煌的经历。距今七千多年前的河北磁山遗址，发现了大量的磨光石器和陶钵陶罐，还有碳化的粟类谷物；而距今六千多年前的浙江河姆渡遗址，发掘出石器、角器、骨器和木器，先民们栽植水稻，并有了较成熟的木构建筑；在同样年代的河南仰韶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农作物残渣和陶器、陶文。而稍后一点的陕西半坡、姜寨遗址（距今五千多年前）已发现有原始文字和黄铜片，山东大汶口遗址还发现有制作精美的玉器了。这些考古发现，恰恰展示了炎黄时代创造和发展农耕文化的过程，反映了华夏先民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嬗变，佐证了史籍中的记载：炎帝之时，以石为兵；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古史辨派早已随风消散，曾经掀起的阵阵浊浪也销声匿迹，无损于中华始祖的一丝半点毫发，中国的文明史已雄辩无疑地与古巴比伦、埃及、印度一样久远。

（五）

中国不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古国，但为什么文明的脉络能贯穿古今，并且仍在延续的只有中华文明？是什么原因使这根脉络由细长粗，由浅涨深，由弱滋壮，滕连蔓牵地演变着各个历史阶段不同的文化形态，瓜迭绵绵地衍生出一个又一个青史留名的盛世英雄，使华夏民族生生不息，奋斗不止，炎黄子孙溯源追根，寻典问祖？我是带着这个问题去探究碑林的，也从研读碑林中使自己的认识得以深化。

从史料得知，祭祀炎帝陵始于唐代。自宋太祖诏命“建庙陵前，肖象而祀，随之遣官诣陵致祭”。此后“三岁一举，率以为常”。即使在蒙古游牧民族建立的元朝，祭祀也未曾间断过。到了明清两代，祭祀更是频繁。禳灾除患、靖边军功要告祭，亲政复储、万寿晋徽要告祭，但主要还是即位致祭。在颂扬炎帝的丰功伟绩，表达不忘根本之意，祈求先祖佑福的同时，也昭示天下，自己“嗣承大统”，是中华大地的正宗统治者。

由于战乱、历史和社会的原因，较完好保存下来的祭文碑只有明清两朝的大部。仅从读史的角度，我以为值得一读的却不多见。

在清顺治八年的祭文碑前，我久久伫立，品味思索。顺治是满清帝国入主中国全境后的第一个皇帝。即位第七年，十四岁时亲政，第二年即不顾“山乡未靖”，派遣侍读学士白允谦南下衡州告祭。清廷入关之初，一方面对被征服者的反抗进行残酷的镇压，另一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安抚民心，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的措施，“崇儒重道”成为了一项基本文化国策。顺治此时祭祀炎帝陵，也就是要表明满族与汉族一样也是炎黄后裔，以此淡化当时尖锐的满汉民族矛盾。顺治的祭文也颇耐人寻味：首先赞扬历代帝王继承自尧舜以来一脉相传的儒道系统，立下了丰功伟绩，表达对始祖的敬意；接着说：“圣贤代起，先后一揆”，意即告诉天下百姓，我满族皇帝是当代的圣贤；最后表示自己愿以先圣为榜样治理好国家。从顺治亲政告祭起，清朝历代皇帝共致祭了37次，平均每七年就有一次。这是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的鲜明表态。生动地说明了这么一个历史事实，对炎帝陵的祭祀，已成为对统一的中华民族的认同和五千年文明的继承。

翻开厚厚的中国历史，每一章每一节每一页，与其说是朝代的更替，毋宁说是文化的交流，民族的融合。生活在华夏大地上的几十个民族，在长期的相互交流中，经过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交流融合，终于形成了中华民族这个共体。尽管每个朝代统治者的民族归属不同，但都把炎黄二帝视为自己的始祖，顶礼膜拜，崇敬有加。这就是中华文明的凝聚力。宽广的文化背景，深厚的文化底蕴，熔铸起一根永不中断的文化链条。

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著，近年翻译到中国的《全球通史》的观点，是颇有代表性的。他说，中国“商文明的出现，不是缘于大规模地移植外来成分，相反，是由于本土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独特的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连续地发展为独特的中国文明，这一文明从商时期一直持续到现在。”正是因为以炎黄文化为核心为灵魂浇铸而成的这一独特而坚实的文化基础，使得华夏文明避免了古希腊文明和印度河文明的命运。这就是我所要寻找的答案。

（六）

登上古拙宏伟的圣火台，心头倏地一亮。一块巨型红色花岗石如同火炬被高高擎起，一个大大的“炎”字如通红的火焰升扬。“流水自来往，高陵成古今”。放眼四野，古帝乡远山逶迤，气势苍茫，田畴村落，一派和平宁静景象，让你仿佛置身于“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的远古时代。近看炎陵山古木荫翳，白鹭群集，陵下洣水环流，石龙鼓 鳍，漾起千年烟波，荡起人无限的遐思。

炎帝文化的星星之火，燎原了中国原始社会的农业革命，也成为点燃湘江和洞庭湖流域几千年后盛极一时的湖湘文化的火绳。湖湘文化的主根就是由炎帝文化一脉牵来的农耕文化。

公元一九二八年，炎黄子孙和湖湘文化的杰出代表人物毛泽东，领着一群同样崇尚火和红色的工农革命军战士，来到了炎帝陵东侧的崇山峻岭，建立了井岗山革命根据地，一个伟大的预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响彻天地之间，在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暗夜如漆的年代，为劳苦大众燃起了希望。在他的巨手指引下，二十年后，中国社会即发生了巨大变革，“换了人间”。

公元一九九三年八月，湖湘文化培育的又一位杰出代表，被誉为当代“神农”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庄重地来到了炎帝陵。当他虔诚地立在炎帝祀像前，随着主祭人恭读祭文的抑扬顿挫，音调起伏，他一定心潮如海，感念始祖炎帝的功绩，慨叹发明创造的艰辛；他一定有满腔的话要向始祖诉说，要告慰始祖，由其发轫的农业革命没有薪火失传，炎黄子孙仍然站在水稻研究的领先地位，世界水稻技术中心仍然在中国，在炎帝身边的湘江下游岸边。公祭典礼后，“炎黄杯”世界华侨华人龙舟系列赛取圣火仪式在圣火台举行。欢快的鼓乐声中，身着原始先民装束的精壮汉子撞击洁白的燧石，迸发出朵朵火花，袁隆平这位神农传人点燃了手中的火炬，高高举过头顶，让这生命之火文明之光燃得更旺更亮。

这让人难忘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脑海里又浮现出胡耀邦当年拜谒炎帝陵后对当地干部说的一番话：几千年来，炎帝功德一直铭刻在人们的心里。共产党员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要我们真心实意地做几件好事，人们是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是会尊敬我们的。就以这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