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国民政府国防部新闻局《七七抗战史迹专册》。

据1946年国民政府国防部新闻局《七七抗战史迹专册》，关于湖南数据是不完全统计。

　　“我父亲从外地逃难回来，来到这山坡上，先是找到曾祖父的一双鞋，一件旧布袍子，一双白袜子，他一路路找过去，痛哭流涕。”隔着新墙河，任凯鹏说。

　　那个带领乡邻给抗日将士们端茶送水、修挖工事的晚清老贡生任霁初，最终死在了敌人的枪炮之下。牺牲时他“拳头紧握，嘴唇张开”，“好似在喊口号”。

　　显然，有另一种记忆，属于某些个体。它区别于宏大的集体记忆，细微、琐碎，却有火石般的光芒，足以让个人背负、铭记一生。

　　也经由这种记忆，我们找到了历史幽暗处更多被忽略的碎片。

　　在那场波澜壮阔、硝烟弥漫的杀戮中，很多与老贡生相似的身影倒下了。他们不是战士，没有一官半职，他们原本可以和中国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一样，信奉着“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人生信条，暂时离开这战火——回头再过他们的安生日子就行了。他们是抗战为国死难的民众代表，其中34位1946年受到国民政府表彰。据不完全统计，这34人中，湖南就有8人。

　　他们原本是离战争遥远的一群人。但，“有比性命更重要的东西吧”，他们曾说。

　　有吧。

　　穿长筒白袜子的晚清拔贡

　　和牺牲的士兵相比，这些“特殊忠勇”民众似乎有些落寞。

　　8月26日，湖南岳阳。天晴，烈日灼心。

　　任凯鹏带我们去寻访曾祖父的牺牲之地。

　　汽车从岳阳县城出发，四十分钟后来到该县甘田乡港口村。不远处是大云山，在地壳隆起的顶点，雄踞湘鄂赣边境的幕阜山隐约可见。港口村像一枚纽扣似的扣在云水之间。

　　因港口村地处筻口、杨林、公田、甘田4个乡镇的交界处，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时期，也不例外。

　　村庄偏僻处，一条长约一公里的陡峭山路直通山顶。山坡上尽是碎石，两边有高过人腰的灌木丛。任凯鹏说，当年的树木比现在茂盛高大得多，最粗壮的树两个人合抱不过来，“村民们接济抗日官兵，可谓披荆斩棘，吃了不少苦头。”

　　8月的新墙河，水面并不宽阔。就地形而言，河北岸是丘陵、低冈，河南岸，有一段平整的河滩。

　　自1938年11月岳阳、临湘被日军盘踞，新墙河北岸、南岸就分别称为湖南第九战区防卫长沙及更南地区的“前进据点”与“第一线阵地”。当年，这条河流长达80余公里的沿岸，均有中国守军严防。

　　在一处高坡上，任凯鹏停了下来，指着地面说，“当年，曾祖父的尸首就是在这里被发现的。”

　　“（当时）村里的人逃的逃，死的死，已经没有人了。日本兵在这里打了七天七夜。我父亲从外地逃难回来，来到这山坡上，先是找到祖父的一双鞋，一件旧布袍子，一双白袜子。”

　　经由这双“白袜子”，年届70的任霁初的尸首得以在山坡上寻见。任凯鹏说，“曾祖父是前清官员，特别洁身自好，整个村只有他才穿那种长筒白袜子。”

　　牺牲时，任霁初捏紧拳头，嘴唇张开，“好似在喊口号。”

　　“包括我曾祖父在内，至少有15个乡民死在这里。这还只是发现的，据说死的人超过了40个。”任凯鹏说。除了牺牲的乡民，港口村上百座明清老屋亦被日军的大火烧毁。

　　这些珍贵的个人记忆，是任凯鹏记事起从父亲任嫁安那里一点一点听来的。当时整个港口村俨然成了“空心村”，能准确描述的历史瞬间几乎不可能有了，“找不到见证者。”

　　这个村里年纪最大的老人于今年春天去世。生前曾跟任凯鹏描述过战争的场景，“日本鬼子的枪炮白天黑夜不歇气”，“炮弹落在地上能转几个圈”，关于任霁初，老人也只说，“死得很惨，死得有骨气。”

　　任霁初不是没有保命的机会。当时强敌压境，中国守军一位姓许的团长叫老百姓们先去避一避。任凯鹏祖父及父亲逃难离开时，曾多次劝说老人“先出去躲一阵”，被老人拒绝。

　　“他说，有国才有家，国都没有了逃个啥子命？他坚决留下来，誓与敌人战斗到底。”

　　一座只有亲人祭奠的墓地

　　据任凯鹏说，早在民国时期，任氏家族在当地就已是名门望族，祖上几代都做官。任霁初1869年出生，从小聪颖过人，后搭上晚清科举考试的末班车，以拔贡生的身份入仕。民国初年历任甘肃高等检察厅检察官，高等审判厅刑厅长等职。

　　后来，自认无法施展抱负的任霁初打点好行装，骑上一匹瘦驴准备返乡。甘肃的当地百姓拦住了他的瘦驴，希望他留下来，于是任霁初又当了10多年的天水县县长、山西文县县长。

　　上世纪30年代末，任霁初念及自身年事已高，加上其大儿子任棒生（任凯鹏的伯祖父）在湖北崇阳县任县长，家中老小无人照顾，遂正式决定告老还乡。

　　然而，彼时的家乡，已全然不是他少小离家时的模样。任霁初悲哀地发现，“湘北的山水不再明丽，湘北的鸟儿唱不出田园牧歌”，这一切只因为，日军的铁蹄已经踏进湘北。

　　1941年的农历六月下旬，丰水期的新墙河水面宽阔。河畔是一望无际的水田，田里的稻谷颗颗饱满。乡亲们正在田间地头忙着抢收，中国守军领导人挎着短枪，跑上河堤，一遍又一遍焦急地喊：“老乡们，赶紧收啊，鬼子要来啦！”

　　彼时的任霁初顾不上收割自家的稻子，他带着儿子、孙子、女佣一起上阵，又鼓动了村里上百年轻劳力，忙着为军队端茶送水、修挖工事、筹集粮物。

　　几张保存于岳阳新墙河抗战纪念馆的照片，记录了当时的现状。照片里，妇女们为将士们端茶送水、熬粥煮饭，男人则忙着挖战壕，将农田灌水后开挖成很窄的泥泞小路，以阻止日军的骑兵部队顺利通行。

　　8月26日，任凯鹏望着南岸河滩，慨叹，当年日军的山炮射程可达数公里，“我们只有迫击炮，能打多远？日军还有飞机，你说这阵地守得苦不苦？”

　　在后勤补给上，当时“国军每个士兵粗布衣服两套，草鞋两双。每日吃两顿饭，其中一顿是稀饭。”

　　“粮食远远不够啊，老百姓们就把家里的粮食都拿出来，拌上白菜叶子熬粥给将士们吃，没有食盐，从牙缝里抠点出来……”任凯鹏说。

　　而在港口村，所有做这些的带头人，是一个叫任霁初的老人。

　　任凯鹏年幼时听父亲说过，曾祖父生的圆头圆脸，笑容憨厚，“是个很慈祥和蔼的老头”，“喜欢喝酒”，“经常提着一壶酒就上‘前线’了。”

　　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任霁初墓地在距离牺牲地约三公里的另一个山坡上，是曾孙任凯鹏修建的。墓地旁边插着一枝塑料花，是后人放的。每年只有亲人祭奠。

　　丁先英

　　湖南临湘县丁家山人。1938年11月9日，日军攻陷临湘，不满十岁的小学生丁先英，拒绝为日军带路，遂被日军杀害，“砍成几块”。

　　金继贤

　　湖南岳阳协成乡人。1941年秋，“14岁学生金继贤，被日军掳去带路，他趁机将日军引入国民党守军的埋伏圈，守军毙敌80余人，金亦壮烈牺牲。”

　　任霁初

　　前清贡生，湖南岳阳县甘田乡港口村人。1941年国民党军队驻扎港口村，任“利用其社会影响力，临危不退，并且号召当地子弟，帮助军队给茶送水、挖战壕、修工事，担任向导运输”，该村失陷后，被日军杀害。

　　胡春台、胡春堂、胡胥氏

　　湖南岳阳康王庄人。胡春台系国民党军队退伍返乡军人，1938年岳阳沦陷，胡春台自发组织抗日游击队，后接受县府收编。1939年4月，日军为胁迫其归降，将其兄胡春堂、其嫂胡胥氏掳去。胡春台回信乃兄：“兄可为国家正义死，弟不能因骨肉私情降”，兄、嫂遂死。1941年，蒋介石手令第九战区嘉奖胡春台，对其兄嫂从优抚恤。

　　周仪两

　　湖南岳阳公田镇向家村人。前清秀才，以教书为生。“长沙第三次会战，日军败退，途经先生的教馆——‘莲香祠宇’。见日军奸淫妇女，先生挥砚击寇，寇枪杀先生于书案。”

　　胡李氏

　　疑似湖南益阳县人，据县志载，1944年6月24日，该县有村妇胡李氏，张其彩绘纸伞，使战马受惊，拖死一日本少佐军官。

　　其他民间事迹

　　不屈的小贩

　　新墙河北，有小贩数十名，因为不堪敌寇蹂躏，深夜将该地敌人10名全部击毙。次日，被敌人大队包围，小贩们毫无惧意，用大刀鸟枪及步枪数支与敌力抗，结果被击毙及俘虏30多人，宁死不屈。

　　“人人易玉涛，中国永不亡”

　　湘阴营田镇武穆乡屠夫易玉涛，人称“玉长子”。1939年，日军在营田登陆。易玉涛妻子被日军惨杀，他愤怒至极，手持屠刀，躲在门后，接连砍死3名日军，自己亦殉命，并被碎尸数段。田汉到湘北战地采访，遇到易玉涛的两个孩子，了解其事后，捐款将易玉涛夫妇合葬于其屋后，题立“易玉涛勇士夫妇之墓”墓碑，并赋诗：“九月廿三日，敌来穆武乡。将士殊战死，人民纷逃亡。易君独不去，磨刀待豺狼。两儿伏后山，妻子倒短墙。易君隐门后，奋刀歼敌双。旋敌大队来，血泊沉鸳鸯。一抔黄土隐，千秋白骨香。人人易玉涛，中国永不亡。”

　　观点

　　为何岳阳出“民间英烈”

　　岳阳城南30里，有条小小的河流，叫新墙河，此河自幕阜山发源，向西流入洞庭湖，长不过108公里，最宽处不过六七十米，水最深处才六七米，冬春水浅至极，则不过一米多而已。

　　1939年至1944年，日军4次进攻长沙，新墙河都是其湘北盘踞地向南推进必须突破的第一道防线。岳阳人的血性，似乎天然地与这条河联系在一起。

　　彭新华，岳阳当地一名研究抗战史的学者。他说，岳阳人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精神，民风朴实倔强强悍，讲仁义道德，讲忠孝节义，极富冒险精神。

　　“除了抗日英雄，历史上的人物，如收复新疆的左宗棠，坚守台湾的刘璈，都是岳阳人。”

　　受表彰的34位民间忠勇有7位出自岳阳，是什么原因？彭新华说，一方面，与岳阳人的血性与传统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战争在这里持续的时间相对较长有关，“抗日战争在这里打了6、7年，其他战场，比如衡阳，常德，都没有这么长的时间。”

　　而在任凯鹏看来，更多与精神传统有关。他说，曾祖父任霁初在世时曾多次教导后人，“有国才有家”，“任何时候，都要以大家为己要”，如今，这已然成为家训，为任氏后人所恪守。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如果非要从地理上寻找根源，当地人总要想到一条河。

　　新墙河，直到今天依然被看做是“血性”的代表，它被当地老百姓称作“英雄河”，每年清明，还有人沿岸祭拜。而之所以这么做，一个最大的原因，是他们所经历所耳闻的历史都与这条河流有关：中国军民在这条小河边抗战7年，在无数次战斗中，抗日将士和民众的尸首填满了河沟，鲜血曾将整条河流染得透红。

　　现状

　　“民间忠勇”生平难觅踪迹

　　70年弹指一挥间，当年的硝烟战场如今都已披上茂盛植被，后人们很难将一些乡村小道与战争联系起来。但民间的记忆仍会流传下去。

　　任凯鹏说，从后人角度来说，他希望有更多关于“民间抗日”的资料，“34位民间英烈难觅生平踪迹，而现在（包括我们县里）的抗战资料，对‘民间抗日’这块提得也非常少，甚至只字不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当时港口村清点的人数好像是15人，事实上远远不止。这些人的尸首很难找到，如果当时亲人们没有寻找到，就永远找不到了。他们甚至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来。”任凯鹏说。如今在港口村，这些因为战争而牺牲的人们，也只有任霁初一人的坟墓还保存完整。

　　岳阳籍民间英烈中，还有一位叫周仪两的老人。其生前居住在距离港口村约几公里的公田镇向家村，也是前清秀才，以教书为生。岳阳方面多次搜寻他的资料，包括其后人和墓碑所在地，均未果。

　　在岳阳湘阴长乐乡，有一位叫程生存的农民，“亦能见义勇为，毁家纾难”，《抗日战争湖南战场史料》记载其事迹，程生存“除发动附近六保壮丁，组织挂架二百八十三付，连续运送新墙上游作战我军十天，救护负伤员兵达二三百名，并大量捐献稻草数千斤供伤兵垫卧，一面复自食红薯，将节余谷井十二担烧煮一稀饭，日夜辛勤慰劳伤兵，同仇敌忾。”

　　程老先生最后的命运如何，没有确切记载。任凯鹏说，在民间，为国死难之民众不计其数，远不止被表彰的那34位典型代表，“或许他们的‘战绩’不值一提，也因为在那个年代里，生命如草芥，人们都自身难保，别说立碑，能有人收尸就不错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留下的资料也极其有限。

　　但民间的记忆与口口相传的能力，使得这些英烈不至于永久地沉寂于历史洪流。他们真实地存在过，乡亲们所铭记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烽火岁月的见证。

　　34位抗日忠勇中，还有一位叫胡春台的游击队长。胡春台的儿子如今已经70多高龄，8月25日，他来到新墙河烈士纪念馆，看到墙上“民众抗日”一栏有父亲的名字，当即泣不成声。

　　潇湘晨报记者 王欢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