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大拍卖网站上，能搜索到一张八成新的“湖南开利锑矿有限公司股票”图片，对民国金融历史颇有研究的著名财经作家、《德林爆语》主持人、万有新媒创始人李德林判断，这应该是湖南民国第一股。不过其上面空白，没有填写文字事项，这张股票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隔着历史的尘埃，现或难以而知。

　　潇湘晨报报记者 周悦 长沙报道

　　晚清民国时期，股市初生。

　　长沙虽非当时中国经济的中心或者核心，也颇经历股市风潮中的“大起大落”。

　　既有“一败涂地，市面上遂无有股票出现，即有亦无购买之者。”也有“流行于市面，且价值斗涨，一百元原额可二百元矣”。

　　这些追涨的疯狂与暴跌的崩溃，反映出的，除了金融市场的高风险外，本质还是逃不脱人性。

　　股市惨状没新股没人买，跌的啥叫股票都不知道了

　　“什么？长沙还有本地股票？”1922年元旦新春刚过不久，寒风凛冽，始于1921年底的一场金融风暴，更让全国上下陷入了证券交易的冰河期，即使不是经济重镇和金融中心的长沙，从当时新闻记载的只言片语中，我们也能对当时的寒意感受一二。

　　1922年1月6日，《大公报》刊载的一篇《长沙的股票价值》一文这样写道，“长沙一埠。自频年以来，凡号为公司，均一败涂地，市面上遂无有股票出现，即有亦无购买之者。以故营证券业者，绝对遂不知有本埠股票一物。”

　　货币金融史研究者路瑞锁认为，《大公报》所讲述的故事应该是1921-1922年“信交风潮”中的一个个体事件，“湖南并非中国经济的中心或者核心，湖南或者长沙是不可能有什么股票走势的，肯定是跟着上海或者汉口的形势，因为主要的钱在上海和汉口，钱在哪里，走势就在哪里。”这也印证了《大公报》1922年1月7日《证券行情调查记》一文开篇即述，“湘中证券行情，大概以沪汉行情为转移，因沪汉此种交易大，湘中生意小也。”

　　那么湖南是如何被这波全国性金融危机影响的呢？这就要从1921年的交易所疯狂的泡沫说起了。

　　泡沫初期“走！开交易所去！”全国数量超过200家

　　19世纪晚期西方的证券交易传入中国，时间不久，很快就在几个大城市之间流行起来，1869年，在中国的国际商埠上海，长利(西洋代理券商)就已经从事国际股票买卖，这大概可以算作中国最早的证券交易。

　　1918年，1920年和1921年，北洋政府依次批准了北京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和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交易所获利丰厚，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为例，开业不到半年，以其实收资本125万元，获利50万元，年收益率近100%，从事证券买卖的股东、掮客、经纪人也都获利甚丰。

　　“走！开办交易所去！”这条人们想象中发财致富的捷径，让人们蜂拥而入，开交易所更是像开时下淘宝店一样容易。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张春廷统计，到1921年底，仅上海一地开设的交易所竟达140家之多，信托公司也有12家。当时人描述说，“报纸广告栏中，几日间有一交易所出现，十日间必有一信托公司发生。”设立交易所之风很快又由上海吹到全国各地，在汉口、天津、广州、南京、苏州等地设立的交易所有52家。一哄而起的交易所暴增，全国数量超过了200家，竟然位居全球第一，是美国的十几倍。据马寅初先生统计，当时的美国证券交易所才只有15家而已。

　　至于交易的种类，当时布、麻、煤油、火柴、木材、麻袋、烟、酒、沙土、水泥，什么都可以交易，市场一片兴旺。但是，一来做物品买卖中介佣金利润不高，二来可流通的物品和有价证券相对有限。所以，有的交易所开始将本所的股票作为交易筹码进行买卖。

　　泡沫破灭股价从5倍跌至1/5，有交易所跌幅达96％

　　投机的热潮，连许多著名人物也按捺不住参与进来。据记载，蒋介石当时就是上海市场上的一名投机经纪人，他在张静江的支持下，与戴季陶、陈立夫等人合股成立名为“恒泰号”的经纪代理公司，从事投机生意。

　　在当时的金融热潮推动下，大批社会资本源源不断地涌入证券交易市场，钱庄、银行之存款被存户纷纷提取购买股份，市面上的钱已经疯狂，资金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市场上银根越来越紧张，资金链越来越难维系。

　　证券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结果，以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这种畸形的发展严重违背了经济的实际情况，一个地区设立一个交易所已经超出了实际能力。从1921年7月份开始，由于资金难以筹措和金融恐慌的传言，大批资金开始撤出股市，信交业务也随之清淡，造成交易所经营业绩下滑，其股票价格也一落千丈。根据中国社科院尹振涛统计，股价最高时可以达到面值的5倍以上，而最低时跌至面值的1/5，可谓波动巨大(参见右表)。再例如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股价由1921年6月的100多元，到1922年初市价仅4元多，跌幅达96％，原来一股难求的股票现在却变成了烫手的山芋。

　　交易所难以为继，由门庭若市迅速变为了门可罗雀，交易所也纷纷破产、倒闭。只剩下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华商证券交易所、杂粮油饼交易所、机制面粉交易所、华商纱布交易所、上海金业交易所和中央、通易两家信托公司。在这次“信交风潮”中，倾家荡产的人不计其数，由此连带商肆纷纷倒闭。

　　政府靠抽签还公债 还有直接不还的

　　《大公报》在1922年1月7日刊载的《证券行情调查记》中所言的“证券”，指的是政府发行的公债。

　　北洋政府大量发行公债是从1914年开始,一战爆发后，国际资本市场低迷，政府财政不敷甚巨,大肆发行公债,。

　　一次都没还过的公债就有四项

　　时间到了1921年，北洋政府财政之窘迫正如财政总长周自齐所言“本年财政之危险,殆趋极点”。徐世昌在给财政部的奉批中也称“财政困难已达极点”，据《大公报》在1922年1月7日刊载的《证券行情调查记》记载，已经到了“不能不按期抽签还本，还本之期不能确定也”的情况。

　　据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刘晓泉统计，至1921年初,北洋政府已发行9项公债,连同从晚清和南京临时政府继承下来的爱国公债和民国元年军需公债,共发行11项。

　　《内国公债库券汇编》记载，“每逢发息之期,即发生一度恐慌”,本应正常拿到利息，也不盼望拿到了，偶尔得到的时候惊喜万分，称为“意外之获”。

　　用高息、大折扣吸引承销人气

　　正是由于公债无法按期还本付息，导致政府债信持续下降，只能依靠不断打折出售，吸引一些人气。

　　据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每周市价报告,1921年1月，各项公债(以百元票为例)，市价只有七年短期公债能保持在90元以上,其次为三、四年公债维持在80元左右,而最少的元年公债,只有15元左右。

　　这么廉价的公债，让投机家们蜂拥而入。按照他们的小算盘，大部分公债虽只规定6厘左右利息,但因公债买卖市价均远低于票面价格,若政府按照票面足额给付，购买公债的实得利息要远远高于6厘，这促使民众“均贪其利，争相购置”。

　　实际上，政府财政早已无力偿还如此巨款。1921年1月，北洋政府采纳银行界提出的建议,对公债进行全面整理，利用盐、烟酒、交通等税费的资金成立公债基金，用延长期限、抽签还本、分期付息、换发公债等办法正常偿本付息，挽回了部分国家信用。

　　湖南省库券，每期价值下跌

　　据《湖南省志·金融志》记载，湖南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起，由于增募新军、举办“新政”及继续摊还赔款，亏欠甚巨，开始发公债。

　　民国期间发行的公债证券种类有湖南公债（1910年）、筹饷公债（1912年）、湖南定期有利金库证券（1919年）、短期库券（1920年）、湖南省库券（1921年）等。

　　民国十年（1921年），湖南省长赵恒惕主持发行湖南省库证券银元100万元，专为拨发军政各费之用。《大公报》记载，“第一期省库券每百元值三十六元，第二期三十一元，第三期现尚无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