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龚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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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网北京8月25日讯（出版人杂志记者 任殿顺 时刻新闻记者 胡芳）“2016全球出版50强峰会”8月24日在北京举行，峰会发布了2016年全球出版企业50强排名，中国有5家出版企业跻身榜单。其中，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排名全球第六，领跑国内出版企业。

　　“能跻身全球50强并位列第六，中南传媒靠的是一心一意做出版的定力。”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龚曙光峰会现场接受记者专访时说。他同时表示，“排名有自己的指标选择，并不代表一个出版机构每一个方面都比别人强，中南传媒未来的方向是立足中国走向世界，把产品、市场、文化影响力推向全世界。”

　　记者：祝贺中南传媒在最新的“全球出版业TOP50”排名中，位列全球第六位，位列国内出版集团第一。这个排名，是在您的意料之外还是意料之中？

　　龚曙光：从去年开始，中南传媒被纳入“全球出版业50强”关注的视野，去年排第七，今年又上升一位。从经济体量来讲，我对今年的排名没有意外。在2015年，中南传媒的经营状况和产业格局都在往前走，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大家（包括国外的上市公司）都很清楚我们的财务状况。但同时我又有些意外，意外的是全球出版业在2015年整体增长很有限，有些集团甚至还出现了下滑和倒退。第二个意外是，中南传媒是一家中国内陆省份的出版企业，只有几十年的历史，和国外老牌的出版集团相比，我们的历史不长，近年来发展速度相对来说快一些。但快到了世界第六，这个速度也出乎意料。

　　两个意外叠加在一起，其实我的心情还是有些复杂。首先，当然是为自己企业的进步而欢欣，也为中国企业能够被世界所重视，甚至拥有一定的话语权而高兴。但同时，我又觉得这种排名总有它自己的标准，可能这个标准重视经济体量，重视出版规模，但相对来讲，可能弱化了一些影响力的评价。跟国外一些老牌的出版集团相比，我们在国际出版界和文化界的影响力还有差距。

　　因此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自己的短板，把短板补齐，才可能变得理直气壮，变得没有太多瑕疵。其实，中国这几家出版集团谁排在前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这些进入了TOP50的企业，都应该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短板，进而在比如经济指标、传播能力、国际影响力等多个指标上，都向世界任何一流的出版企业去比肩。

　　记者：中南传媒近些年一直保持着高速的增长，今天取得全球排名第六这样的成绩，有什么经验能跟行业分享一下？

　　龚曙光：经验谈不上，只是我们的做法。用通俗的话来说，中南传媒该做的事情都做了，不该丢的事情一样没丢。哪些是该做的？在别人还没有确定要不要做互联网时，我们战略已经很清晰了；在别人还在犹豫时，我们已经投了大量互联网项目；在别人开始投互联网时，我们的绝大多数互联网企业已经有营收了。像天闻数媒，如今每年有三四个亿的营收，几千万的利润；我们的快乐老人报微信公号矩阵群，最多的已有200多万粉丝，少的也有几十万粉丝。

　　哪些是不该丢的？很多企业认为传统出版没有做头了，跑去做游戏、做物流、做外贸时，我们从来没有把传统出版丢掉。我们非常清晰地认识到，在一个技术左右世界的时代里，技术为王是必然的，但技术竞争白热化了，内容就会为王。技术为王是“先声”，内容为王一定是“后手”。传统出版企业做不了先声，我们不可能成为一个纯科技驱动的公司，但我们在技术竞争的背后，要做内容制胜的赢家。在这点上，四五年前我提出“振兴传统出版”，大家突然觉得不认识龚曙光了，因为我从来都是互联网出版最积极的倡导者。之所以倡导“振兴传统出版”，是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已经把传统出版丢了，在这时候，他们丢掉不是垃圾，而是金子。

　　今天我们一家地方集团，排到全球出版50强的第六位，排在中国各家集团的最前面，其实原因很简单，我们是靠一心一意坚定做出版排进去的，我们做互联网也是为了支撑出版，而不是把出版扔掉。一方面我们是在为未来播种、培植，一方面我牢牢抓住过去赖以生存的基础，让它持续地增长，这些年我们的图书品种在增加，畅销书在增多，“走出去”在增长，整个集团规模持续扩大，而且毛利率仍然保持很高的水平。

　　记者：中国共有5家出版集团进入TOP50，您如何评价这份榜单所反映的全球出版业的格局？在全球出版业整体表现低迷的大环境下，中国出版企业持续保持增长的根本原因又是什么？

　　龚曙光：相对全世界来讲，可能未来中国出版企业的增长率还会高一点，但是也高不了多少。我个人并不认同中国出版业未来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至少在目前介质不发生根本性革新，国家政策不发生根本性变化，资本格局不发生重大重组的情况下，我估计中国出版业每年的增长速度最多高全球出版同行两个百分点，未来平稳发展恐怕是主流。

　　整体而言，中国的出版企业在“全球出版业50强”中，保持10%左右的席位（即5家左右进入榜单）应该会是一个常态，不太可能超过20%。因为从目前我们的出版规模来看，占不到世界20%的水平。

　　那么未来，我们还能不能持续保持高增长？我认为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是有理由的，但大幅度高于全球是缺乏理由支撑的。

　　第一，中国政府比以往下了更大的力气推动全民阅读，伴随着整个社会对阅读事业的重视，图书的销量还是会增加的。当然，提倡全民阅读，并不一定就是要全民买书，我们要区别“全民阅读”和“全民买书”的差异，因为我们还有那么多公共图书馆，每个人家里还有那么多买了还没读的书，倡导全民阅读并不等于倡导全民买书。

　　第二，教育改革所带来的教育体制的变化和教育内容的变化，会带动整个教育出版板块的增长，这种增长是一种政策性的增长。教育改革会带来教育大纲的改变，对整个教材体系、教辅体系，乃至整个教育体系相关的阅读品种都会产生影响，对整个出版产业来讲，这无疑会带来增量。

　　第三，少年儿童图书板块会持续保持增长。受到“二孩”政策的影响，中国的儿童数量在未来一段时间是会增长的，这会带来对少儿图书需求的增长。此外，中国年轻一代家庭更为重视对孩子的教育，与教育相关的支出也在不断增长。就像现在家庭对孩子玩具的投入增长一样，未来对于少儿图书的投入一定也会增加。

　　当然，有增长的板块，也一定会有下降的板块。我认为，大众出版中有些阅读是娱乐性的，它不是欣赏性的，也不是学术性的，这种阅读在未来会呈现下降趋势。受众会打游戏去了，进电影院去了，追网剧去了，或者看网文去了，这一部分满足娱乐功能的出版物是会下降的。

　　综合所有因素，我认为中国出版业未来的增长会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高出的幅度不会很多，这个趋势可能会保持十年左右。

　　记者：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支撑中国出版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一直在变化。如果说“十一五”的关键词是“转企改制”，“十二五”的关键词是资本化、证券化，您觉得“十三五”的关键词会是什么？

　　龚曙光：我认为是数字化。“十三五”出版业的增长速度会慢于“十二五”，我甚至认为，“十三五”我们不应该再去过多地关注增速。“十二五”的核心工作，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下和产业结构下，是尽可能做大产业。而“十三五”的核心任务应该是转型，所以我认为“十三五”的发展关键词是数字化。但是，数字化主要是指产业结构、产业形态的升级转型，而这并不一定能直接带来高速的经济增长。所以，我说数字化是出版业发展的关键词，而不是产业经济增长的关键词。

　　“屏阅读”未来还会徘徊比较长的时间，什么时候迎来爆发式的增长？我认为需要“屏阅读”在体验上有技术革命。以现在屏的显示技术和阅读体验来说，“屏阅读”所代表的数字出版出现往下走的势头也是必然的。现在的“屏阅读”除了携带方便、易于搜索、内容便宜之外，整体的阅读体验是差于“纸阅读”的。“屏阅读”过去我们想象它会是一根直线向上走，但事实不是，它一定要靠技术的不断迭代。屏替代纸的趋势是不会变的，但不是说所有的屏能轻易地替代纸。现在1.0版本的屏可能替代不了3.0版本的纸，也许2.0版本的屏能部分替代3.0版本的纸，这是一个不断迭代的过程。到未来某一天，当屏的阅读不仅在功能上而且在体验上好于纸的阅读体验时，纸阅读就可能会被打败了。

　　记者：经过最近5年的发展，中国出版业已进入“强者恒强时代”，几家大集团从营收、利润等经济指标来看都已具备相当的实力。在您看来，这些大集团应该如何发挥示范作用，在推动“社会效益引领经济效益”方面做出表率，以更好地担当起时代所赋予的文化责任？

　　龚曙光：我过去曾说过，中国出版产业理想的生态是有大、中、小的层级分工。第一层级是数量很少的几家综合性大集团，它们在大众、专业、教育每个出版领域都很强，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业态齐头并进，没有短腿或者至少没有明显的短腿。这个层级的企业最多不过十来家，可以称作是“寡头”。第二个层级，应该是很多专业性的小集团，它们专注于大众出版、教育出版或者学术出版某一个领域，每年的营收规模在10~30亿左右，这样的企业数量估计在50~100家。其余的，就是多如泥沙的小型出版机构，这种出版机构应该在小板块上形成特色，比如，做专业出版，只聚焦科普；做少儿读物，就只做低幼；做教育出版，就只做数学题库。这样的话，才会形成中国出版产业完整的版图，产业支撑才会有它的牢靠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出版业的市场化改革还没有完成，因为大集团之间还有拼杀，还有资源整合的问题，现在的大集团多还是“地方军阀”，最后怎么样变成行业“寡头”？

　　至于履行社会责任的问题，第一是专注出版，一定要充分认识到出版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刚性需求。专注出版是大型出版集团的政治使命，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不管是基于少年儿童的教育，还是基于政府倡导的全民阅读，还是基于文明和文化的传承，出版都是刚需。当一个企业能够满足社会的刚性需求时，为什么还要跑去干别的？无外乎有些行业的市盈率比出版高一点，但如果因为干别的而弱化了出版，那这个出版企业就是失职的。这就好比，当我们的社会需要粮食时，一个农业集团不生产粮食，跑去做建筑，这肯定是不对的。第二是坚守文化。我们的工作就是收集、整理、传播人类创造的智慧成果，一个出版集团应该把自己产品的文化品相、文化品质和文化品位摆在始终追求的坐标上。第三是服务时代。作为一个大型的出版集团，必须为民族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核心任务服务，要为传播好那个时代的主流创造而尽责，为维持一个完整的文化生态而努力。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两个东西，比如我们党提出的“两个一百年”的目标，毫无疑问，对中国人来讲这是我们民族发展历史上很重要的任务，作为一家出版集团，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主要传播者，如果在这样的历史段落里面不去履职，就失去了自己存在的核心价值。当然，一个时代肯定会有很多不同的文化创造，有主流的，有支流的，有末流的。作为一个大型集团，一定要去服务于主流的创造，同时，也要去关注一些非主流，去记录整个文化生态的完整性。比如像残雪这种作家，她永远站在边缘不是主流，但她肯定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像这样的作家应该得到关注。一种文化生态如果失去了完整性，变得清一色，那么就没有了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