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一个移民村庄的成长史

村中的年轻人，心血来潮便起了重建惜字塔的雄心。虽然，他们都常年在外经商，虽然，他们都没有见过那个传说中的惜字塔，甚至，他们中的大部分注定会离开村庄。

一场募捐很快在网络上开始，几天时间，年轻人的微信群里，就募集了三十多万资金。发起人一声召唤，千里迢迢从各地回到村里的人不少，现场募捐更为热烈。热血年轻的经商者们，在新建的祠堂里，多少要装出一副衣锦还乡的样子，募捐像一场竞标，喊价一个比一个高，而关于惜字塔现实意义的质疑，总被淹没在“给外村人看看，我们村的团结齐心”、“这将成为族谱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的激昂口号之中。第二天，族人祭祀元末明初从江西流落至此的始祖后，便在一块“风水宝地”上动了工，年轻人们坚信，惜字塔可以振兴村庄失落已久的文风。

这样的慷慨与激昂，在村庄的历史上一定多次上演。大兴土木的热血沸腾、慷慨解囊，与外姓人争水争地的激愤、剑拔弩张，是江西移民在湖南开基立业的生动表情。在外人眼中的情绪化，对于村庄的人来说，却是异常郑重其事的，在一个移民村庄的成长史上，写下了既感性又庄重的一笔。

湖湘地理在这个夏天走上“我从江西来”的寻访之路，远赴江西瓦屑坝、吉安等江西移民出发的地方，翻越江西人来湖南的迁徙之路。尽管有学者质疑江西填湖广的真实性，对此我们无法求证，给予回答，但是在湖南人的口口相传中，在湖南人的情感中，这个迁徙过程是真实存在的。

“江西填湖广”的迁徙固然波澜壮阔、充满艰辛。不过，相对于短暂的迁徙过程，江西移民在湖南数百年筚路蓝缕的开拓、繁衍生息，终于融合成湖南人，将迁出地江西变成了亲切而又疏离的“表亲”，更是一个值得标记的过程。我们将承载着“移民艰辛奋斗史”的祠堂作为这组报道的结尾，是想对我们坚韧而聪慧的先祖们，致以敬意。

6月6日，洞口县竹市镇曲塘村杨氏祠堂。杨氏来自于江西，祠堂正面并列三座西洋式的牌楼门，表明清末民初洞口已受西洋文化的影响。进入大门后，里面的建筑又全是中式，整个建筑完全是中西合壁。 组图/卢睿

洞口王氏宗祠戏楼“宝鼎”，据说只有出了皇帝的姓氏，宗祠才能建戏楼。

金塘杨氏祠堂被认为是雕刻最为精致的祠堂，图为祠堂石猴柱础。

洞口县竹市镇曲塘村杨氏祠堂，祠堂牌楼门完全西化，嵌着时钟，顶端是一只雄鹰。

从长沙出发去往邵阳洞口县，在沿途的高速公路上，总能看到含有“铺”的地名。公路取代了湘黔古道，地名却保存了下来。在交通不便的古代，这是一条通往湖南西部最为便捷的陆路通道，翻过罗霄山脉的江西移民，有的选择一路向西，沿着这条古道踽踽前行。到达洞口隘时，面对巍峨的雪峰山，他们又一次面临选择，是继续西行，还是在此停留。在雍正完成改土归流之前，“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禁令，让继续西行成为一种冒险，许多人在洞口暂居下来。这块肥沃的湘中盆地，安抚了他们躁动的心，他们决定暂时结束漂泊之旅，在此定居，繁衍生息。修建祠堂，兰陵郡、天水郡、太原郡……祠堂记住了他们久远的故乡；修族谱，他们在族谱上庄重地写上，来自江西××。在洞口这块土地上，移民们书写了波澜壮阔的奋斗史。

每一代人，都曾抬头凝视那巍峨的祠堂。鼎盛时期，洞口据说有300多座祠堂，而据1986年统计，洞口的姓氏也不过299个。相比于精致的汝城祠堂群，洞口祠堂规模十分宏大。大气磅礴的宗祠，托起了一代代人最朴实也最辉煌的梦。

洞口为何这么多规模宏大的祠堂

“外省人怕湖南人，湖南人怕邵阳人。”邵阳人好斗、抱团，这似乎有“地图炮”的嫌疑。不过，在历史上，喜欢在外经商的邵阳人，依靠着这种性格特质，成就了有名的宝庆商帮。曾经处于汉苗杂处的邵阳，长时间处于战乱之中，宗族，无疑给迁入此地的汉人提供了足够的安全感，也让他们在外经商时能够抱团取暖。

位于雪峰山东麓，资水上游，历史上曾是“西控云贵，东制长衡”的军事要地的洞口，在与“蛮”的拉锯之中，始终处于汉苗瑶对抗的前线。据《洞口县志》记载：北宋大观元年（1107年），“武冈县设三门寨（今山门镇）和硖口寨（今城关镇），重兵防‘蛮’”。清朝入关，明将高启龙领兵驻硖口寨对抗清军；康熙五年（1666年），罗翁山瑶族举兵反清……战乱与动荡，促进了洞口宗族的形成。

明朝嘉靖年间，朝廷发生轰轰烈烈的“大礼议”事件，作为旁支入继大位的朱厚熜，坚持在皇室家庙中祭祀自己的生父母，进而对大明礼制做出一系列重大改变。这些复杂而琐碎的礼制变革中，对地方社会的最大影响是允许官绅模仿皇家家庙，建立祠堂和祭祖，进而允许各支同姓宗族联宗祭祖，在明代前期，这种地方构建超越家族的共同体是不被允许的，皇帝诏令下达，地方官绅纷纷建立自己的宗祠，大修家谱，宗族意识形态开始向地方社会扩张和渗透。

但是，这能够解释为什么洞口在明清会大范围修建祠堂，却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洞口的宗祠大部分规模宏大，例如保存下来的高沙镇曾八支祠，占地13000平方米，是湖南省规模最大的宗祠，美轮美奂，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撑修不成。

洞口地阜物丰，“六山半水二分田，分半道路和庄园”，此处水土肥美，气候适宜，号称“雪峰山下的小粮仓”。战时的军事咽喉之地，在和平时期，就成为通往西南的交通枢纽，也成了商品的集散地。清至民国时期，湘黔古道上的“宝庆（今邵阳市）—硖口（今洞口县的洞口塘）—洪江（今怀化市的洪江）”，成为“烟银特货”运输专用通道。烟即鸦片，银即银元，鸦片从云贵产地在洪江集中，再从洞口运宝庆、长沙等地，在光绪《武冈乡土志》中，我们发现，当时的武冈原本就种植鸦片，银元则从宝庆发往洪江，流往西南各地。“烟帮”、“银帮”均在硖口交接，故硖口设关驻兵把守，又设厘金局，因而有“衙门前”、“税门前”的旧称。而高沙镇在旧时叫作高沙市，盛产布匹和杉木，汉代已成集镇，历来是湘西南人文盛地、交通枢纽和最重要农副产品集散地之一，有着湖南省乃至南方最大的仔猪、种猪、中猪产销基地，也是著名的米市。商业的繁荣造就了洞口商贾巨富，建造规模宏大的祠堂，也就不难理解了。

江西移民在洞口形成赣语方言岛

赣方言占领了几乎整个湘东地区。意想不到的是，隔着一大片湘语区，在绥宁和洞口出现了一个赣语的方言岛，江西人把乡音也深深地刻在了这片土地上。其实，洞口的移民早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东汉桓帝时（151年），派官驻守都梁镇苗，汉族人逐渐进入县境。北宋末年，为避金乱，汉族大批南迁，这一时期的移民主要来自于北方中原地区。后经元末和明末清初的战乱，闽、鄂、鲁、豫、皖、赣等地汉人迁入，当地的瑶民、苗民被迫进入雪峰山。据《洞口县志》记载的有谱可查的23个姓氏源流中，有刘、李、砚、杨、许、袁、黄、曾、谢、傅、彭、廖12个姓氏来自于江西，而洞口更多的姓氏是在民国年间和新中国成立之后迁入的（清代以前迁入137个，民国和建国后迁入的有162个姓氏），与那场波澜壮阔的“江西填湖广”的移民浪潮无关，单从洞口姓氏的源流来看，江西人并不占绝对优势，而且欠缺将洞口改造成赣语的方言岛的力量。

繁衍生息的能力，是江西移民能够迅速“占领”洞口的重要原因。从族谱上来看，当时的江西移民少有群体性迁徙。但是在洞口的数百年时间里，江西移民迅速成为洞口的大族。“洞口萧姓现在大概有9万人，占到洞口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加上家属有14万人左右。”萧氏宗祠的族老萧水林告诉我们，萧氏是洞口最大的姓氏，人口数量排在前列的王姓、杨姓、曾姓、傅姓等都是江西移民，可见在人口数量上，江西移民在洞口占据着绝对优势。洞口成为赣语的方言岛，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古代社会里，一个家族的繁衍生息与其经济条件密切相关，富裕家族掌握着更多生育权。善于经商的江西移民，很快能在异乡谋得生计、发家致富。光绪《武冈乡土志》记载：“造作器无奇巧取坚浑备用，其实木工只稍精细者多自江右，其余瓦工铁工皮工，亦出新化邵阳，本土绝少。”“凡市镇数处列肆多者八九百家，少数十家，本城二三千家所集之货多盐米布帛区便日用……药材绸缎洋货资本充裕者则邵阳上湘江右人居多。”可见，江西的移民早已成当地商业的重要的力量，依靠商业迅速成为当地大族，也就拥有了更多的生育机会。除了生育繁衍，在合宗修谱的浪潮里，不少小姓攀附大族，甚至改易姓氏，这也是大族迅速壮大的原因。

撰文/潇湘晨报记者 唐兵兵